父亲不耐寂寞。对寂寞，极敏感。
早年，从人们相互间的隔膜，父亲感受了寂寞和枯燥，写了题为（（隔膜》的小说，而且以这个题目作为第一本小说集的书名。父亲以为文艺的目的之一，就在去掉这寂寞和枯燥，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促使人们互相了解，互相慰悦，互相亲爱，团众心而为大众。
晚年，父亲受尽了寂寞和枯燥的折磨。
最先使父亲察觉自己和外界的交流有了障碍的，是听觉的失灵。起初，还只在会场里听不清别人的发言；渐渐，家里人在一起，边吃饭边谈笑，父亲会忽然插进一句：“你们在笑什么？”问明了嘻笑的原由，才也点头笑说：“倒真是很好笑的。”有时候，父亲沉默了好一阵子，摇头说：“你们说些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清。”旁人无意间把他忘在一边了。
他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助听器上，用了好几年，先后买过三种产品，一种更比一种先进。后来却不知怎么的，用助听器听家里人说话，好像个个害了感冒，全都带鼻音，而且全是高音。有时四五个人同时说话，只听见男高音女高音还有刺耳的童音一齐向他袭击，非常之难受；父亲不得不把助听器关上，所有的声音固然全渺茫了，只是，看起来他仍旧跟大家在一起，实际却是一个人独坐在那里。后来，父亲完全舍弃了助听器。有谁跟他说话，要凑近他的右耳（左耳更聋得厉害），最好用他熟悉的言语，不高不低的声气，慢慢儿说，我习惯跟父亲说家乡话，然而我的家乡话早不是纯粹的苏州话了，夹杂了无锡、江阴、常州……各种口音。父亲原来就经常抱怨我说的话实在古怪，后来那些年要向他说明白一个意思，往往弄得他十分吃力，更加烦燥。因而，尽管哥哥每每来信向我描述父亲的寂寞，我去北京探望父亲比先前勤了，在父亲身边耽的日子比先前长了，与父亲的交谈却一次比一次少了。去年夏天，我孩子全家进京，看望祖父曾祖父。兆言有时进我父亲房里，坐在他的旁边。我父亲问；“可有什么事？”兆言说：“没事，来陪您坐坐。”我父亲听了默然，过了一会，说：“蛮好，来陪我坐坐。”
父亲的视觉衰退更早。七十年代末，戴上老花眼镜，再用三倍的放大镜，在日光灯或者强烈的阳光下面，才能勉强看看三号字的文篇。1981年底，青光眼发作，左眼剧烈胀痛，住了八宿医院；此后就和书稿绝缘了。我看父亲成天枯坐，时而劝他出去走走。后来有一回，父亲说：“你叫我出去走走，你说，我能到哪里去走走？”一想，果然。逛公园吧，即使把车子开到门口，公园里那么长的湖堤回廊花径，父亲还走得动吗；看朋友吧，俞平伯先生动员了女儿和外孙陪同（俞先生得过脑血栓症，非有两个搀扶，才能够行走），前几天刚来过八条，吕叔湘先生又太忙，其余好些从“文化大革命”熬过来的老朋友，这几年又纷纷谢世，叫父亲去看望谁呢？从此，我不敢再跟父亲提“出去走走”的话。
除去日益衰老造成越来越深的寂寞以外，我以为父亲心里更有一层寂寞。
还在父亲耳朵不太聋的时候，有一晚哥哥和我陪着父亲喝酒，谈话中讲到了党内的不正之风，父亲显得极为忧虑和愤慨。我只怕父亲过于动感情，夜里会失眠，劝他说：“爹爹，不要动气。辛弃疾写了的‘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父亲没听明白，问：“什么？”哥哥替我补了一句：“一笑人间万事。”
父亲板起面孔对我说：“我笑不出来！”前年父亲生病，住在北京医院里。五月，我去北京，到医院探望父亲以前，哥哥关照我说：“父亲这阵子心情很不好，有些话你不要跟他说。”一问，才知道当时社会上盛传的若干件理当归在“严打”之列的党内腐败现象，父亲一一都听说了。我很怕父亲心情不好，担心万一自己说话不当，惹他发一顿脾气，惴惴地走进他那间病房。刚坐定，父亲就说：“你不用跟我讲什么，我听了生气。”（以往每次去北京看父亲，我总拉杂跟他讲些近日的见闻）过了好一会儿，他又说：“有些坐在台上的人，看他本人还不行，还要问令郎如何？令爱如何？尊夫人如何？”我哪能不明白父亲的意思？然而，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与十二条政治生活准则又颇多距离的共产党员，能将什么宽慰我的父亲呢？无言以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