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真
祖母活着的时候，对我说过好几次：“你作一篇文说说你父亲的孝顺吧！”
日子过得真快，眨眼间过去了十八年，我原以为我不爱自己的父亲，不愿意给他写什么，没有答应祖母的要求。然而，父亲七二年一去世，久久消失不了的痛苦在告诉我，我爱父亲，对他的感情还很深呢。
祖母所说的“孝”字，我总觉得是她常讲述的“二十四孝”中那些封建伦理的事儿，很反感。我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的去世倒引起我对他的回忆和怀念，觉得他的许多事还是值得一说的，其中也包括祖母所说的那个“孝”字。
母亲四十岁生我时，父亲三十六岁。我祖母强迫他们分居了九年后，父亲发挥了一点反抗精神，自作主，从外院的客房搬回我母亲的房间里来了，母亲为了记住这九年她对祖母的怨恨，给我起名叫九儿。这是我刚记事时，母亲对我说的。而父亲为了感谢祖母没有再强迫他们分离，对我母亲的态度却更不好了，处处用恶言恶语来伤害她，表示对祖母更加“孝顺”。我刚记事时，就处在家庭这种种复杂微妙的矛盾中，和常常暴发的吵闹打骂声中，挨打的当然是我母亲，打她的是我的父亲，从中又吵闹又挑拨是非的是我的祖母。我善良的母亲一心想的是，公爹去世了，好好孝顺婆母，要胜过我父亲。没想到，祖母怎么也不容她，她几次想要自杀，我和弟弟太小，把她拖住了。为了儿女，在家庭不断的斗争中，她渐渐变了一副模样。谁打和谁打，谁骂和谁骂，她宁愿拼死，也不自杀了。她拼成了一个十分顽强的人，家中的日子，也就更加热闹了。
“小九儿，快回家看看吧，你家又打架哩，你爹把你娘的头打破了。”
邻居们常常这样大声嚷着告诉我，他们一面嚷，一面向我家跑，去劝架。
我看见满脸流着血的，被打拐了腿的母亲。她总是吵嚷着说她的道理，想让四邻八家来评判。我没见她哭过。这时的母亲，已经只有恨，没有泪了，泪早就哭干了。
在父亲的眼睛里，我远不如奶奶怀皇的那只老猫，也不如我家的小狗。父亲从来没看过我一眼，更没有对我笑过，好像我不是他的孩子。我有两个大哥哥，大哥比我大二十岁，二哥比我大十五岁。我也有了两个嫂嫂，还有三个侄女。一个小侄子。我是父亲唯一的女儿。而他只喜欢我的侄子老黑小，对所有的女孩都不理睬，我也就不觉得委屈了。在我们女孩的心目中，他像个大老虎，不管我们在一起玩着什么，一听见他那噔瞪噔重重的脚步声，像家雀中投来了一块大石头，我们飞的飞，跑的跑，一下了都没影了。只有他拿起猎枪，到田野里去打野兔的时候，我们盼望过他，盼着吃打回的兔肉…还有，每年腊月二十八，他要赶集去买年货，我们盼望他给每人买来一朵花。平常日子里，很少看见他的笑脸。只有他和我奶奶坐着说闲话，我们扒着套间的门框，探头探脑，才算看见他在笑，这是沾了奶奶的光。不管什么时候，他一看见三岁的侄子大老黑，不是抢头就是抓耳朵，脸上那笑容我们也看见了，这是沾了大老黑的光。
有时候，父亲拿着窝头逗小狗打滚儿玩，他脸上的笑容我们又看见了，这时沾了小狗的光。我的弟弟比我小一岁，叫小十儿，他的待遇和我们女孩是一样的，父亲从没有看过他一眼。他只活了三岁拉稀拉了二十天就死了。只有我母亲抱着弟弟的小尸体放声大哭，她的哭声是那样的孤独。我不知道父亲是怎样想的，他不在场，不知哪去了。我也不知道弟弟那小小的棺木是谁做成的。除了母亲，只有我心里最难受了，我很爱小弟弟，他一死，我的被窝里再也没有小弟弟稚嫩的说话声音。我能听见的，望见的，就是母亲每夜狠狠指点着父亲那躺在枕头上的脑袋哑声地吵闹。不管她怎样问，用她的哑声怎样吵讲道理，父亲一声气也不吭，他沉默得像死人，他脑袋像个肉疙瘩。我可怜母亲讲的道理是白费劲。比起白天父亲那打骂她，我还喜欢这哑声的黑夜呢。父亲没有道理可回答。
明天，以后，他还会为了叫奶奶高兴照常打骂我母亲。他改变不了局面，也改变不了他自己。母亲的吵闹是让父亲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和奶奶讲道理，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只图个孝顺。可父亲办不到，他也不这样办，那“孝”字是不能更改，不能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古来没有过，古书上更没有写着。母亲常常把嗓子说哑了，也改变不了他。小弟弟病后，奶奶不发话，父亲不敢买药，母亲白白哀求，我的小弟只能是他们中间的牺牲品，哥哥们大了，长了翅膀，有了家室，只有我是他们中间的受气包，活得不如小狗小猫。比起母亲来，我还算可以，因为我小，在他们你死我活的明争暗斗中，还不会说话，不会插手，只能常常在惊吓中，干瞪着惊恐的眼睛瞧着。母亲只能这样对我说：“九儿，你长大了，我要给你找一个没有婆婆的婆婆家，找一个大女婿，知道疼你。”有时候，她又说：“你一定要给娘长志气，长成一个有志气的人。”
我不知道什么叫志气，也不知道志气怎么个长法。她那对吵对骂，我看着就是志气，却看不出她这志气有啥用处。
“七七”芦沟桥事变了。我们这地方土匪遍地，各村抢夺，大乱起来。一大乱，我们家的乱子倒小子，小得几乎没有了，一家人整天盘算着日本人打来，到哪里去逃难，哪里有个安全的地方？
这时，大哥、二哥的同学好友，一伙一伙常聚到我家商讨。只有在这时候，母亲才对我说，大哥是共产党。大哥十八岁时，国民党抓他，他逃到哈尔滨去的。到我们家来的这些人，也是共产党。
从此，我奶奶、父亲、母亲有了共同的语言和行动。奶奶叫我父亲买肉，买菜，叫我母亲和嫂子们给这些青年人做好饭，包饺子、包子。无论来多少，也都我家最高贵的客人。奶奶说，这些青年人都是她的孙子。
父亲在村里有个外号，叫黑刘绍。一是他那漫长脸长得黑，二是他小气。
我们家乡把小气、自私。，叫做“黑”，他算是里表一致，名副其实的。我家的长工大叔，为了一年多增一元工钱，父亲死也不答应，把我母亲气得够呛，怎么吵也没有用处。父亲有个理由，说我们家叫长工吃得好，干粮里常年有白面，农忙时中午两个菜，有鱼，有凉菜。他说这是大哥走前规定的，他没有违背过。
父亲会说那句古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以，他对那些一心要抗日的人们又不显得小气了，很大方。我大哥参加了共青团，回家乡，带领着穷苦人冲击过县衙门，成立农民协会，给长工们改善生活，父亲统统不反对，还带头支持了。二哥又要去参加八路军，父亲也不阻挡，还是支持，也不管家庭的存亡。大哥从沦陷的哈尔滨逃回家，不久，双到山西去找红军了，父亲给路费，也是高高兴兴的。三八年，日本人占领了县城，伪军对我家要满门抄斩，全家人在群众的掩护下逃出虎口。仨仨俩俩，各奔工西，成了讨饭的。这一切，父亲从没有说过一句埋怨哥哥的话。看来，他对富农家庭的破产，没有一丝留恋。
1939年的春节，父亲到他的四舅舅家去过年。奶奶的亲弟弟，我的四舅爷也是个富农，比我们家还富，在我父亲最艰难的时刻，他四舅只给他外甥端来一个鱼头，还冷冷地说：“好好的个家，放下日子不过，叫儿子去当八路。当成了全家讨饭，给你吃一口就算不错了。”
父亲望了一眼那鱼头，没有吃，饿着走了。
同年夏天，我们全家大小都经受了不少磨难，从各处投奔到运河西的清河县抗日根据地。这里有个抗日家属被服工厂，全家在这里会面了。父亲带着他的老母亲，和他的宝贝大老黑。不管每个人经历了一些什么艰难，在这部队和人民满村歌声和。操练声的地方，都没有眼泪，只有欢乐。奶奶爱哭，当她望见全家一个也不缺少的时候，笑着闪现出了两眼泪花。从此，在抗日家属被服厂里，母亲和两个嫂子给八路军做鞋袜，做衣服，奶奶也自动参加了劳动，她把单线合成双线，让人们做活用；父亲当了管理员，他负责采买各种物件、棉花、布匹，还买菜。他那噔噔噔又重又快的脚步，有了大用处。我和两个侄子，人了工厂的子弟小学。白吃饭的只有两位，五岁的大老黑和他三岁的小妹妹。
这时候的我，像鱼儿投入了汪洋大海，原那一坛死水中的一切不幸全不想了，没了。我和父亲直到这时，也没有过语言的往来，不知道他每天都想些什么，只从他那又急又快的脚步中，看到他走着这条新路很愉快。只有一次，不知道他为了买什么，到运河东敌占区去了一赶。他回来说，夜间回家去看了看，乡亲们把我家的大门口用土坯封起来了。他是从东邻家的梯子上爬到我家的东房顶上，又抱着枣树下到院子里。那小黑狗已经长成了大狗，黄狗快老了，两只狗一看见他，都用后腿站起来，用它们的前腿和爪子抱住了他的肩膀亲他，发出了呜呜的哭声。乡亲们告诉他，封门时把狗赶出来，它们又跳回家，谁也抱不出来。南邻的小三哥只好每天三顿用绳子吊下个小桶去喂它们，它们才活下来。从西墙角给它们扒了个洞，让它们出来和别人家的狗到村外去玩玩，散散心，它们还是不出来，在等，等这一家人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