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黛云
父亲是二十年代北京大学英文系的旁听生。他曾接受过胡适的面试，胡适嫌他口语不好，他一气之下，就在北大西斋附近租了一间公寓，当了三年自由学生。他告诉我当年他只听陈西滢和温源宁的课，虽然对面鲁迅的讲堂人山人海，他也从不过问。
他不缺钱，祖父是贵阳山城颇有名气的富绅兼文化人，写得一手好字，收了好些学生。据说他痛恨自己的先人曾是贩卖鸦片发家的巨贾，立志改换门庭，将四个儿子送到北京，一个是清华大学首批留美学生，学化学；一个送到德国，学地质；还有一个学医；只有父亲学文而又颇有游手好闲之嫌。但父亲并不是一个纨绔之人。记得1976年他和我曾到天安门左侧文化宫，去向周恩来总理遗体告别，他一再和我谈起’1924年，他到天安门右侧中山公园悼念孙中山，并步行送孙总理遗体上碧云寺的情景。他对两位总理都深怀敬意，曾对相隔50余年的东侧，西侧两次悼念，不胜唏嘘。但他却始终讨厌政治，只喜欢读济慈、渥兹华斯的诗。
1927年，他“学成”还乡，同学中有人劝他去南京，有人劝他去武汉，他都不听，一心要回家乡，建立小家庭，享人间温暖，尽山林之乐。据他说，途经九江，曾遇一位革命党人，好意劝他参加革命，不想他游庐山归来，这位革命党人的头颅已经挂在城头。这更坚定了他“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南北与西东”的决心。
回到贵阳，我父亲很风光了一阵。他穿洋装，教洋文，手提文明棍；拉提琴，办舞会，还在报上骂军阀，都是开风气之先。他又喜欢和教堂的神父、牧师交往，换换邮票，看看杂志之类。文化大革命中间，他为此吃了很大苦头，说他是什么英国特务的高级联络员等等，经过多次“触及灵魂的批斗”，后来也就不了了之。父亲当年回乡最得意之事就是娶了比他年轻十多岁的我母亲，当年女子师范艺术系的校花，从此筑成了他多少年来朝夕梦想的温馨小家。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中长大。父母都是新派人，又有钱无处花，所以四岁就送我进天主堂，跟一位意大利修女学钢琴。一星期三次，我每次都被天主堂那只大黑狗吓得魂飞魄散，对钢琴则毫无感觉。我在这个名叫善道小学的教会学校念到三年级，留下了天主堂圣诞节，复活节的辉煌记忆。最有意思的是每个礼拜的望弥撒，我还能清楚记得那每次必念的经。当时这些经对我来说，只是一串音符，现在想来，大概是如此：“申尔福，马丽亚，满被圣宠者，主与尔贤焉。女中尔为赞美，尔胎子耶稣，并为赞美。天主圣母马丽亚，为我等罪人，敬谢天主及我等死后人。亚孟。”这一段经，当时学校上下人人会念。最近读关于第一批耶稣会士利玛窦的书，才恍然大悟，原来，利玛窦为了迎合中国文化讲求仁义，崇拜祖先，尊重母亲的特点，尽量宣传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残酷形象，而多宣传圣母，以至乡民认为主宰天主教的是一位女性；而且在敬谢天主之后，还要敬谢“死后人”之类，大概都是外来文化首先迁就本土文化（崇拜祖先）的痕迹。
对天主堂的其他记忆就只还有一次为一名德高望重的老神父送葬。那次，我走在最前面，手捧一大把非常美丽的鲜花。另外，就是许许多多漂亮的十字架和念珠，和每回圣诞节必得的一只透明玻璃小靴子。里面装满了五颜六色的糖果，有时还会有一个小小的刻着圣母像的精致的圣牌。
芦沟桥事变那年，我刚六岁。贵阳这座山城陡然热闹起来，市街摆满了地摊，出售逃难来的“下江人”的各式衣服杂物；油炸豆腐，江苏香干，糖炒栗子，五香牛肉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一到傍晚，人群熙熙攘攘，电石灯跳动着小小的蓝火苗，发出难闻的臭味。我却欢喜和母亲一起在闹市中穿行，一边吃个不停。可惜好景不长，大约是1939年末，下达了学校疏散的命令。父亲所在的贵阳一中奉命迁到离市区40余里的农村——乌当。先是在一个大庙里上课，后来又修建了一些简陋的草房；教员则挤在租来的民房里。父亲仍不改他的“浪漫”，别出心裁地租了一座农民储粮的仓库，独门独户，背靠小山，面向一片开阔的打谷场。
我们一家四口（还有两岁的弟弟）就在这个谷仓里住了三年，尽管外面兵荒马乱，我们还可以沉浸在父亲所极力营造的一片温情之中。例如我们常常去那座小山顶上野餐，欣赏夕阳。这种时候，我和弟弟在草地上打滚，摘野花，有时也摘一种野生的红荚黑豆和大把的蒲草，母亲会将它们编成一把条帚扫床。
母亲还教我们用棕榈叶和青藤编织小篮儿，装上黄色的蒲公英花和蓝色的铃铛花，非常美丽。这时候，父亲常常独自引吭高歌，他最爱唱的就是那首英文歌“蓝色的天堂”：——“just mary and me，and baby three，that is my blue heaven！”有时我们也一起唱“家，家，甜蜜的家！虽然没有好花园，冬兰秋桂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父亲有时还唱一些古古怪怪的曲子，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其中一首歌词是这样：“我们永远相爱，天老地荒也不分开，我们坚固的情爱，海枯石烂也不毁坏；你看那草儿青青，你看那月儿明明，那便是我们俩纯洁的，真的爱情。”我至今不知此是中国歌还是西洋歌，是流行歌还是他自己编的创作歌曲。
中学教师的薪水不多，但我们有城里房子的租金补贴，乡下生活过得不错，常常可以吃到新鲜蔬菜和鲜猪肉。每逢到三里外的小镇去买菜赶集，就是我最喜欢的节日。琳琅满目的挂在苗族和种家族项链上的小铃铛，小饰物，鲜艳夺目的苗族花边和绣品，还有那些十分漂亮的，刻着古怪图案，又宽又薄的苗族银戒指更总是令人生出许多离奇的梦幻。唯一令人遗憾的，是没有好点心可吃。母亲于是用洋油桶作了一个简易烤箱，按书上的配方做蛋糕和饼干。开始时，蛋糕发绿，饼干一股涩味，后来一切正常，由于加了更多的作料，比城里点心店买的还要好吃。父母常以《浮生六记》的作者和女主人公一一芸自况，《闲情记趣》一章也就成了我的启蒙读物。那时候，生活真好像就是一首美丽恬静的牧歌。然而，经过多年之后，回想起来，倒也不尽然。
我们住家附近没有小学，父母就自己教我念书。父亲教英语、算术，母亲教语文和写字。母亲嫌当时的小学课本过于枯燥无味，就挑了一些浅显的文言文和好懂的散曲教我阅读和背诵。我现在还能背全篇归有光的《祭妹文》和一篇至今未能找到出处的短文。这篇短文按我的记忆大致如下：“闻门外有卖花声，呼之入视之则一女子，年可十六七，因询其家状，女日：吾父夙经商，不幸，病目失明。余因自念，在家坐食，徒为亲累，殊非计之得，遂请于父母，以卖花为业，于此获微利，借谋自立之道焉。已而顾日影日：‘日将终，吾将趋归，为吾父作饭’。”后来，我曾遍寻各种典籍，却始终找不到这篇短文的出处。
我有点怀疑这是不是母亲自己编的。母亲十岁丧母，外祖父是贵州大法官，三个女儿中，最爱我母亲。他为了照顾孩子，娶了一房继室。谁知孩子们的生活由此更为难过，外祖父不久即抑郁而死，那时母亲仅十五岁。母亲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她一方面支持比她大三岁的姐姐到北京求学，另一方面，带着比她小五岁的妹妹在别人的欺凌中苦苦挣扎。据我后来的观察，她与父亲的结合多少有一些“不得不如此”的苦衷。她内心深处总以靠父亲生活而不能自立为耻。
对于父亲的种种“罗曼蒂克”，她也不过勉强“紧跟”而已。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她总时时刻刻教我自立自强，并让我懂得依靠别人是非常痛苦的事。母亲很少教我背诗，却教我许多易懂的散曲，内容则多半是悲叹人生短暂，世事无常。那首“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归。晓来谁染霜林醉，尽是离人泪”，母亲最喜欢，还亲自谱成曲，教我唱。我至今会背的，还有“晓来青镜添白雪，上床和鞋履相别。人生有限杯，几个登高节！嘱咐咱顽童记者，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等等。从后来的许多事实看来，这些选择都体现出母亲内心深处的一些隐痛。
其实，所谓牧歌云云，也不过是自己给自己营造的一种假象。当时，抗日运动正在高涨，贵阳一中也来了许多“下江”学生和先生。他们教大家唱抗日歌曲，诸如“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之类，我都是当时学会的。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位美术老师，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吴夔。我所以记得这个名字是因为夔字太难写，母亲教我写了多遍。他教学生用当地出产的白黏土做各种小巧的坛坛罐罐，然后用个铜钱在上面来回蹭，白黏土上就染上一层淡淡的美丽的绿色。他又教学生用木头雕刻简单的版面，刻的大都是肌肉隆起的臂膀和喊叫的张开的大嘴。版画上都刻着抗日的大字标语。学生们都很喜欢他，特别是我的小姨，母亲唯一的妹妹，当时是贵阳一中的学生。父母在乡间很少招待客人，这位吴先生却是例外，记得他来过好几次，和父母谈得很高兴。于是，来到了大清洗的那一天。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吴先生和两个学生被抓走了，警车呼啸着，穿过我们窗前的小路。不久，传来消息，说吴先生一抓到城里就被枪毙了，他是共产党员！接着又有一些学生失踪。母亲把追求进步的小姨囚禁在家，也不让她上学，她大哭大闹也没用。
就在这个夏天，父亲被解聘，失了业。那是1941年，我十岁。
我们一家凄凄凉凉地回到了贵阳。原来的房子已租给别人，我们无处可去，只好挤进“老公馆”。所谓“老公馆”，就是祖父去世前与他的五房儿子共居的处所。老屋很大，共有六进，从一条街进去，打从另一条街出来。祖父死后，五兄弟分家，有的分了田产，有的分了商号，父亲分了整个后花园，当医生的伯父分了大部分老宅，但其中有一进留作祭祀之用，由祖父的姨太太管理。
她住在楼上，楼下是堂屋，供着祖父母的画像和“神主牌”，每天黄昏，由楼上的姨奶烧香，敲磬。堂屋旁边还有一间空屋，我们一家四口就搬了进去。和原来的大花园相比，自然是天上地下。
父亲失业，坐吃山空。更不幸的是当时政府决定修一条大马路，据说原来的计划并非像后来那样，就是因为父亲坚决拒绝行贿，一条大路硬是从我们的花园中央蛮横地穿了过去。花园中的这个厅，那个楼，当然也全都拆得七零八落。父亲为了在马路两旁勉强修成两座小楼，耗尽了全部资财，自己也累得精疲力竭，房子仍然未能盖成，只好把修了一半的房子让给别人，修建费抵作20年租金。这就是说，20年内，父亲不可能再从房子得到任何收益。
我们真是过了一段非常穷困的日子。我常陪母亲到贵阳专门收购破烂的金沙坡去卖东西。几乎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光了。记得有一次，母亲把父亲过去照相用作底片的玻璃洗得干干净净，一扎扎捆得整整齐齐，装了一篮子，拿到金沙坡，人家不愿买，说了很多好话才卖了五毛钱。母亲和我真是一路滴着眼泪回家。更难堪的是，当时已是贵阳名医的伯父，事业非常发达。他的私人医院占据了大部分老宅，而且修缮一新。许多权贵都来和他结交。就在同一院内，他们家天天灯火辉煌，宾客盈门。我的六个堂兄弟都穿着时髦，请有家庭教师每天补习功课。我和他们常一起在院子里玩，每到下午三点，就是他们的母亲给他们分发糖果点心的时候。这时，母亲总是紧关房门，把我和弟弟死死地关在屋里。在这一段时间里，父亲很颓丧，母亲和我却更坚定了奋发图强，将来出人头地的决心。
生活的转机有时来得好奇怪！父亲偶然碰到了一个北京大学的老同学，他正在为刚成立不久的贵州大学招兵买马，一谈之下，父亲当即被聘为贵州大学英文系讲师，事情就是那么简单！我们一家高高兴兴地般到了贵州大学所在地花溪。说起花溪，也真是有缘分。当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小镇，一湾翠色的清溪在碧绿的田野间缓缓流淌，四周青山环绕，处处绿树丛生，离贵阳市中心40多里地，但多少年来，这块宝地却不为人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