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公关实务界的Harris（1993），有感于公关界和行销界的对立，现身说法指出公关和行销实在密不可分。Harris不同意Grunig认为行销不重视外在多变的大环境的说法，强调此点绝非事实，并呼吁公关人若要与行销人携手合作，互为盟友，此其时也。Harris强调公关人不必害怕会被划分在行销部门之下，因为一项针对财星100大企业的调查显示，许多大公司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在公司里指定一个专门负责“行销公关”（marketing public relations，MPR）的人，这个人来自对外沟通的部门，但和行销部门也有联系，彼此之间，是一种虚线的关系，而和原来的公关部门，仍维持一种实线的关系。
MPR的职掌，是一种脚跨两个部门的混血（hybrid）设计，确实能解决实际的问题。
Harris（1997）相当提倡MPR的概念，强调这样的操作早已有之，二战后就相当普遍，也不讳言公关在行销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以实例显示MPR确实可以增加产值，辅助销售。根据1993年《市场报告》（The MarKeting＋Repot）一项对各行业行销经理的调查指出，有1／3的受访人每年至少花行销预算的1／5在MPR上。据估计，MPR大约占公关公司年营收的70％，足见使用之广泛。除了一般消费品以外，未来在高科技和医药方面，甚至在B—to—B（企业对企业）上，MPR都后势看好。即使在品牌上，公关也有不错的成效，据1993年一项调查显示，2／3的行销和品牌经理认为在建立品牌知名度上，公关比广告效果好；更有4／5认为在建立品牌信誉上，公关效果较好。
Kotler在Harris所著《行销者的公共关系指南》（the Marketer's Guide to Public Relations）一书序文中写道：“所有行销方式，甚至广告，都渐失效用，讯息的发送者只好转移到其他媒体。他们发现，或者重新发现新闻、新闻事件或社区活动的强大功效……”公关在这一波之所以会崭露头角，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能增加产品讯息的公信力，当讯息被客观的第三者如电视或报纸报道时，说服力就强得多。
今日消费者要的是资讯，而非推销，所谓的x世代，只能被告诉（told），不能被收买（sold）。这使得M＿PR广为各方所用。Harris（1997：90）给MPR下的定义是：“MPR是一种计划、执行和评估，透过具公信力的传播资讯和印象，使公司及其产品和消费者的需要、关心及兴趣相符，促使消费者因而购买及提高其顾客满意度。”其实，MPR就是公共关系的企业公关，两者内涵与行为均同，只不过正统的公关人在从事企业公关时，会比行销人注重公益取向。
Hutton（1996）可谓在IMC一连串喧腾里最深思熟虑的学者。
他认为IMC是一个假议题，因为不管学界、业界，没有人会反对IMC的概念，不仅业界近百年来都有这样的操作，并且学界，以他所教授的圣托马斯（St.Thomas）大学为例，也早在1984年，就基于该州首府双子城商圈的建议，开有以公共关系为基础的整合研究所，只是没用IMC这个名称而已。因此，IMC根本不是什么新观念，不值得讨论，其价值亦不在此。IMC凸显了过去行销之短视，广告之不足，并且彰显了公关在行销方面之价值。Hutton认为IMC的设计，应该被称作IM（整合行销），还是IC（整合传播），该属于商学院还是传播学院，才是值得讨论的议题。
Hutton认为与IMC有关的三个学系中，广告在这一波的变动里采取主动出击，公关居守势，行销则在一旁观望。公关则不管学界或业界，都认为IMc以一种行销至上的姿态君临公关，争论于焉展开。议者认为广告这一波扩张，意欲扩大领域与收入，在没有完善的学理下出手，牺牲了其他传播学科，并且已不是第一次了。之前广告也打过其他名号，如全蛋（Whole Egg）、交响乐（orchestration）和新广告（Kalish，1990），都是类似的意思，都强调要发出一致的声音，可是都没有造成气候，主要原因在广告业者的自我意识太强，以及恋栈存在已久的媒体佣金制度（Schultz，1993）。这次IMC会成功，是因为广告已经到了存亡绝续的关头。由于媒体的分散多元，新传播科技和资料库的兴起，人们阅听习惯的改变，消费者的抗拒和冷淡，市场的分散，电脑、网路、电玩等高科技产品的兴起，使得传统广告岌岌可危，如果不注入新的元素，将无法应付新的变化。Hutton认为整合行销传播应该是过渡时期的名称，因为高举整合之名，刚好白道从前都是分散或不整合的，因此提议废除整合二字，改采行销传播一名。并以图示行销、广告、公关、行销传播四者之间的关系与范围。
Hutton认为公关和行销，早就互通有无。除了Kotler在1969年就有扩大行销视野的想法以外，1986年，又提出大行销（megamarketing）的概念，在传统的4Ps外，另加权力（Power）和公关，而成6Ps。Kotler这两次的呼吁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即关心除了顾客以外的议题和群众，也就是传统上公共关系最注重的范围。如果以Grunig的公关四模式而论（参见第4章第4节），在最早的宣传模式，公关与行销可谓合作密切；后来公关走上与行销不同的道路；到第三阶段时，公关与行销再度相类；最后则又分道扬镳。而近年来在关系行销（relationship marketing）的大纛下，行销也讲求与顾客达成共识，这点和公关的最新发展（第四种模式）不谋而合，终至相整合。
行销无疑地在向公关倾斜，只要从科罗拉多大学教授Duncan（1993，转引自Hutton，1996：58）给IMC下的定义——为了和顾客及利益关系人建立和培养关系，所做策略性发展及控制所有具影响力讯息的过程——就可以看出。这个I.MC：定义，已经和公关定义非常雷同。至于西北大学给IMC下的定义是：管理所有能使顾客消费，或维持其忠诚度的产品资讯的过程（Harris，1997：91）。其实在过去的20年里，已喊过多次类似的口号，号召行销要转型，如：1992年的全员行销（total markeling），1986年的大行销，1972年的总行销（generic marketing）等。行销大师的摸索，植基于整个行销界对公关的疏于了解，不晓得自己心心念念要达到的境界，就是公共关系很久以来一直在追求及实践的东西。在行销或广告课本里，公关总不外是免费广告、媒体关系，别无其他。
不只行销不了解公关，公关界也不了解行销，公关学者Ehlirlg等（1992）谈到行销只是单向强力销售，非营利机构并不适用，以及行销不及于冲突管理等看法，都是陈腐的观念。Hutton（1996，1999）
认为公关界讲不清自己的执掌，使得城池尽失，形成外来部门侵蚀现象。如：公关原有投资者关系（investor relat。ions）的领域，已被财务部门侵占；原有的危机处理执掌，为法务部门所侵占；政府关系职务，则为游说专家所侵占；甚至内部员工关系的执掌，所也逐渐为人力资源所侵占，这种种使得公关光芒尽失，武功尽废，可说是公关自身定义不明，不够积极的结果。如果要改变这个现象，整合公关、广告、行销这三个纠葛的学科，必须从模组化（roodular）教学着手，也就是台湾所谓的“学程”制。看来日后不仅系际要泯灭，连院际问也有可能要互相跨越。
至此行销几乎已经和公关合流。Kotler深信行销的首要工作是保住满意的顾客，而非单单产生新顾客。如何创造终生顾客，也就是提高顾客满意度，已变成行销的主流。顾客被视为资产，而行销的思维，也从交易（transaction）一转而为关系。在Schultz，Tannenbaum＆Lauterborn（1992）的名著《整合营销传播》（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里，作者一再强调：融洽、同理心、对话、关系，才是行销胜出的关键，尤其20世纪90年代媒体的跃进，使得双向与互动成为事实。在直效行销的年代，消费者不再是不知名姓、消费习惯、电话地址的一群人，在此前提之下，所有的思维，都应该以消费群众为依归。
1997年，美国行销协会（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AMA）的夏季研讨会，公开征求一个新的、互动的行销模式，Duncan＆Moriany（1998）遂提出一个以沟通为基础的新行销模式，一个在顾客导向、从外到内、一对一行销、资料库行销、关系行销和整合行销的时代，如何与消费者及利益关系人建立、维持、培养关系的模式。这个新模式强调双向沟通、倾听、互动，以建立品牌关系。Duncan＆Moriarty强调行销在今日比以往更倚重沟通和公关，品牌传播尤然，顾客已经不是行销人唯一要重视的对象，现在连利益关系人也要纳入考虑，因为任何动作都可能发送讯息，破坏品牌关系，而顾客关系现在是公司最重要的资产。据估计，争取一个新顾客，比保留住一个旧顾客要多花六到九倍的金钱与心力（Webster，1992），因此Webster力言行销的重点不再是利益，并且关系管理应取代交易管理，成为行销的重点。
Duncan＆.Moiarty强调在服务业高占国民生产总值3／4的今天，沟通而非说服，才是4Ps的主要寓意。1996年，在埃默里（Emory）大学举办的关系行销研讨会，就曾讨论过整合行销和关系行销不仅不矛盾，而且还互补，而整合进来的公关概念，更对关系行销产生深远的影响，以致连行销理论也转向传播理论借镜，而双向沟通也成了关系行销的重点。新的行销理论，强调的是关系和意义（meanings），而非功能（functionalism）和产品，但是没有沟通，哪来的关系？因此，沟通成了行销理论的新平台。
如前所述，Hutton（1999）认为公共关系的溃败，源于没有一个好定义，结果就是外人的入侵和他人任意的定义，以致负面喻义连连。
他认为公关界连relations和relationship都没讲清楚，若想在学术上和专业上更上一层楼，就必须要有一个说得清楚、讲得明白的定义。
更重要的是，这个定义重点在公关的功效、工作内容，还是基本目的？
很多学术定义都是规范性或指示性的，而非描述性的，不仅抽象且难懂，而实务界的定义又常流于肤浅，以致公共关系常被误解，逐渐沦为从属的地位。据1999年一项研究指出，在财星500大企业中，只有大约75家使用含有部分公共关系的职称，到了1997年，全美头50大公关公司中，只有六家用“公共关系”的名称。
Hutton（1999：203—211）暗示，其他学科还比公关人早点出公关理论与实务的中心思想——关系（relatiohship）。在这一波风潮以前，公关研究甚至没有给关系下过定义，也没有研发出测量关系的工具，相关理论基础也很匮乏。但在20世纪50到70年代，关系倒是行销学里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议题。因此，Hutton提议在这个关系管理（reIationship management）的年代，公关的定义应该改为策略性关系管理（managing strategic relationship）。虽然只是简短的三个英文字，却有丰富的意涵，虽非无懈可击，但这简明的定义却有着半形容、半指示的功能，并且明确标出“关系”——公关的最新主轴，行销的最新重点。
除了一把如大伞般笼罩的定义外（见下），Hutton也点出公关的六个面向（即随机角色）与范围，可谓相当完善。他建议日后公关产、学二界，在建立关系理论和互动科技上，应多加努力，以避免被并吞的命运。
至此行销、广告往公关倾斜，行销和公关又双双往关系挪移（虽然侧重不同，但重视关系则一），乃至几乎重叠，使公关几乎失去自主性的态势，已很明显。而公关理论，也随此大环境趋势，进入关系理论的新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