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读者看到本章的这个题目的时候，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又不能不说，因为这大概就是本书的重点，或者说是点睛的地方，我们讲述明代政治斗争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就是想探讨这个王朝的得失吗？
从唯心的角度来说，世上没有不灭亡的东西，同样王朝也是这样，兴周八百年，旺汉四百年，盛唐、两宋三百年，无论多么强大的王朝，三百年似乎都成了它们的大限。但任何事物的消亡自然有它的规律，我们不能一股脑都推到唯心上，如果能够通过探讨王朝的兴衰得失，对于指导我们的人生，减少不必要的偏差是不是有作用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明王朝跟历史上的所有王朝一样，它亡于财政破产，财政破产的原因好理解，无非是收的太少，另外，开支过大。
实际上明朝的灭亡在朱元璋时代就已经种下了，那种僵硬的低税率刚好够洪武时代的那种开支，因为那个时期运河还没有疏通，军屯又发展的很扎实，徭役是无偿的，当全国的田赋达到2700万担的时候，洪武皇帝就将它作为定额固定下来，从此，帝国的税赋就按这个数额收取，无论是新开垦的土地，还是增加的粮食产量都不作为新的田赋起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数额的税额已经无法再满足帝国的开支。
从正统年间起军屯制就开始慢慢遭到破坏，中央财政不得不每年贴补各地的军需，而且这种补贴的金额到了后期越来越大；从永乐年间起，随着帝国的首都北移，大量的人员也移到了北方，这就需要每年都要将大批的粮食沿京杭运河运到北方，而这些每年都是巨大的花费；不断增多的太监、宫女、官僚、宗室亲王同样是巨大的开支；当一条鞭法的改革实施之后，对于力役的征用也要用白银支付；到了帝国的晚期，在极端气候以及僵硬的民族政策下，帝国的维稳费用也开始令人咂舌。
朱元璋既定下2700万担的定额税赋再想增加则十分困难，因为我们的帝国奉行的是儒家体制和洪武宪法，任何的增税都会遭到文官们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文官政治下，离开了官僚们则什么事情也干不成，这是其一；其二是那种强大的惯性横亘其中，就是那种阻碍变革的惯性，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当你习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习惯一种体制的时候，任何的变革都会让你产生不适应的感觉，你就会奋起阻碍之，话说回来，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者帝国选择什么样的体制都是经过正反两个方面长期的对比，一切自然有它的道理，轻易去变更或者只会使事情更糟糕。
在增税的困难性方面除了这两个原因，还有第三个原因。事实上，从明代中期开始，帝国的经济结构和从业人口结构都发生了变化，那就是商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日益上升，商业吸纳的就业人口日益上升，在稍稍晚些的时候甚至出现了出卖劳动力的产业工人，这些都说明财富正从农业向商业转移，政府的征税目标也应该转向商业领域。但正像杜车别所描述的那样，士绅阶层出身的官员跟商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领域成了不允许他人染指的禁脔，对农业增税还有商量的余地，对商业增税则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点在万历朝那种惊心动魄的矿税斗争中已经有了清晰的表现。
后世的历史学家提到明朝，除了那种激情澎湃的儒家文化外，还有那种成熟的文官政治，帝国的一切事物不再是依靠君主决断，而是依靠文牍，官僚们无须见面，只需要通过文字就可以解决帝国的一切。这种强大的文官政治依靠的不再是君主或者权臣，而是程序，一种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制度。当君主的权力被这种程序削弱的时候，帝国的决策不再是从全局考虑，而是从局部考虑，任何的决策都要符合儒家的最大利益，符合少数人的利益。
当一个泱泱大国镇压农民暴动还需要向勋贵借钱的时候，那么天下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自然都到少数人手里去了，国家没钱，底层民众没钱，国家既没有资源平叛，也没有资源应付外敌入侵和赈济，民众生活不下去的时候，自然也要揭竿而起。如果我们形象的比喻一下，晚明的经济格局实际上就是两头小，中间大，高层和底层干瘪，中层膨胀。实际上每个王朝初建的时候都是通过暴力革命将膨胀的中层革除掉，这个时候高层和底层是健康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积习或者一些惯性导致财富日益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这种日益膨胀的中层既推倒了高层也压垮了底层，人民群众又将揭竿而起，然后开始新一轮的洗牌，周而复始，如此而已。我们似乎已经没有办法破解这个难题，的确，在技术条件达不到的情况下，一切都只有在循且中度过。
文官政治、儒家体制、洪武成宪这些都阻碍了晚明增税的可能性，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粮食的减产也在敲打着这个儒教帝国。
虽然气候作为粮食减产的一个因素我们不得不承认，但商品经济的过度发展也是一个本质原因。
当商业所获得的利润远大于农业的时候，就会导致大量的农业人口向商业转移，而一条鞭法的实施却使得商业化进程大大加速了。当所有的税收都要通过银两交税的时候，人们就不会再种植稻米而是种植经济作物，所以到了晚明江南人的口粮需要湖广供给，大面积的田地种植的是棉、麻、桑树和茶叶，为了控制下游的生产成本，士绅也会加大对土地的兼并力度。当大面积灾荒来临的时候，人们有钱买宅、买田，却买不来粮食。
而对于普通农户来说，既然税收可以以银两来缴纳，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无需再跟土地发生关系，自己可以将土地卖掉或者租给他人耕种，然后自己进入城市靠打工获取银两。农村人口在减少，城市人口在增加，而这些都冲击了我们这个国家的根本。
明人林希元在《林次崖先生文集》中写道：“今天下之民从事于商贾技艺游食者，十而五六。”
明人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写道：“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今一甲所存无四五户，则空一里之人，奔走络绎于道路。谁复有种田之人哉。吾恐田卒污莱，民不土著，而地方将有土崩瓦解之势矣。可不为之寒心哉。”
另外，明代的《苏州府志》也记载：“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
除此之外，因为一条鞭法的实施，农民受到的剥削比以前更重了，过去实物税的时候，农户将打好的粮食交到指定地点就可以了，现在还要拿到市场上卖掉再交税，而卖粮的时点都一样，粮商乘机压价，这样农户受的盘剥更大，如果所缴纳的银两成色不好，官府还要让他们拿回去重新熔铸，而这又要交一笔费用。东南这些经济外向型的地方还好，而西北这些白银惠及不到的地方情况则更差，这也是民变为什么从西北爆发的原因之一。
所以当一切都商品化后，当白银成为唯一流通的货币之后，一个庞大的商业集团正在逐步吸干底层的农业资源，人们对于这种物化的产品产生一种宗教式的狂热，经营实体的人赚不到钱，经营货币的人大发其财，整个社会进入一种资本狂欢的年代。
李宪堂认为：“正是白银，使统治者加大了对下层民众剥夺的强度，助长了聚敛和腐败的水平，以前所未有的速率消耗着社会成长的机能。白银推动着经济的轮子飞转，像抽水机一样把底层的财富抽向高处，阶级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空前加剧，基层民众尤其是白银所灌溉不到的边缘地区的民众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境地，遂使发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核心区因为得不到支持而迅速枯萎，最终导致整个民族在经济上沦为西方的附庸。”
对于货币白银化的问题，万明也认为：“白银给各阶层创造了改变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的条件，由此，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晚明社会几乎各个阶层都投入到了市场交换之中，无论是情愿的还是不情愿的，都不可避免，整个社会呈现出白银时代的显著特性，即对货币财富的倾力追求。
白银成为货币基本形态，带来了新的因素和新的问题，社会由主要是农耕的比较单一的形态向多元形态发展变化，反映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是向经济关系的转变，确切地说，是由对人的依附关系向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变。这正是从传统向近代的社会转型过程。在这一历史性的转折中，统治者不得不在经济结构变迁中做出制度调整，而当人们普遍进入货币为主导的社会关系时，人伦关系失去了往日的温馨，增添了新的色彩；乡村失去了旧日平静的秩序，滋生出多样的行为类型；城市由于工商业的兴盛，而喧嚣了起来。白银货币化推动了整个社会关系乃至社会结构的变化，一个与传统农耕社会迥然不同的新的社会图景开始凸显了出来。”
从李宪堂和万明的叙述中我们发现，到了晚明，当白银成为唯一流通的货币之后，社会的财富也变得以白银来衡量，所有人开始追求白银，在这个过程中，富人能更轻松的获取这种财物，而穷人却要发挥比过去更多的心血来获取它，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越到产业链的上游赚钱越快，越到产业链的下游赚钱越难，整个社会经济畸形发展。到了明代晚期，由于粮食缺乏，导致粮价猛涨，作为基础商品的粮食一旦上涨，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通货膨胀，加上私铸钱的混乱，所有这一切都是过度的商品化所带来的。
当帝国实行文官政治后，它使得一切试图加强中央集权的可能性变为乌有，当农耕帝国的农业基础依然脆弱或者技术条件达不到的情况下实行过度的商业化只能是带来资源配置的扭曲，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却由于商业经济的过度发展，最终耗尽了帝国的资源，搞垮了这个帝国。
也许有许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你为什么要研究明朝？因为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特点的朝代，这里有成熟的文官政治、极端右翼化的儒家文化、反对儒家伦理纲常的异端思想、繁荣昌盛的商业文明、意志决绝的士大夫、自由而思辨的言论观点。
当盛唐在经历安史之乱轰然倒塌之后，随后建立的宋、明两朝就像缠上裹脚布的小脚女人裹足不前，虽然它们也曾是汉文明的辉煌期，但在那种官僚制度下，无论是中枢还是底层都被压制的令人沮丧而又无味。压制人性的理学成为两朝的指导思想，前几朝所发生的外族入侵事件成了明王朝所发展的桎梏，它既要大踏步前进，又无法甩掉历史包袱，最终却在1645年轰然倒塌。我们对于明王朝的研究都是在这种受到极端压制的前提下进行，但它依然具备令人振奋的东西，正像我们一直要提醒读者的是，虽然它的民间一直是波澜壮阔，但中枢却始终保守。
安史之乱暴露出了旨在影响后世近千年的许多问题，比如它的藩镇问题、武将问题、民族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将不得不让宋、明两朝为它埋单。当宋朝建立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帝国费尽了脑筋，结果是导致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官僚集团，而这也就是宋朝积贫积弱的开始；为了防范武将，宋、明都实行文官制度，到了明代，甚至实行军户制度，事实证明，实行文官制度的确保持了帝国的稳定；但对少数民族的防范又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仇视、歧视、打压使帝国付出了巨大的维稳资源。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他还给天下一个极其自律而又注重道德，外加廉洁的自耕农社会，为了能对这个社会进行单调管理，他对职业进行了严格的分类限制，在这里我们要着重提到军户制度。朱元璋为什么要实行军户制？因为军户是世袭的，士兵不从属于某个个人，他从属于这个国家，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武将作乱的局面。
但是军户制度也产生一个问题，这些士兵既要耕种又要训练，他们的战斗力无法保证，而且当他们的土地被上级军官兼并后，失去土地的军户将会成为流民。
现在看来朱元璋建立的很多制度都保证了这个王朝的安定，成年皇子必须离京，以文驭武，皇室只能跟平民联姻，遍布帝国的御史分巡道制度，乃至洪武年内阁的雏形，这些都无疑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安定而设计。
到了永乐年，由于皇帝出身外藩，继位不正，为了显示他的正统性，这位皇帝将国家折腾得山穷水尽，洪武年间积累的财富消耗殆尽，所以从洪熙年间起帝国开始处于守势。正像所有人都认为的那样，宣德时期虽然只给了帝国十年时间，但那的确是明朝的黄金时期，既没有前面那种皇帝对官僚的压制，也没有后面君主对官僚的仇恨。
当帝国进入正统年后一切都跟以前不一样了，政务决策的程序渐渐的滑入官僚的手中，帝国不再是依靠君主乾坤独断，而是依靠一套完整的程序。成化年无疑是整个明代的转折年，成化年标志着文官政治的成熟，思想文化领域也开始松动，商业开始活跃，帝国终于又沿着宋元的那种模式向前走。
成化过后是弘治时期，弘治皇帝虽然被认为是最符合儒家行为规范的皇帝，但那都是装出来的，皇帝是个小时候就受压抑的孩子，压抑的他将自己的一切兴趣与自由都埋藏起来，他非常在乎文官对他的评价，究是这样他也无法得到完全的好评。事实上，只要舆论权掌握在文官手中，无论什么样的皇帝，都不能得到十全十美的评价。正因为这是一位受到压抑的皇帝，所以他对自己的儿子显得十分溺爱，他的儿子叫正德。正德决不是一个荒诞的皇帝，他只是儒家礼制的反对者，他还是大明帝国史上最后一位带兵作战的皇帝，不过他的声誉并不好，官员们看不起他，他也看不起官员。
嘉靖王朝标志着帝国进入一个新时期，打这以后皇帝算是将文官看透了，他们不再信任任何官僚，但还要依赖他们做事，但是无论多么勤劳的官僚也换不起皇帝对他们的赞许，无论多么恶劣的官僚也换不来皇帝对他们的鄙视，帝国的一切都成了交易。
嘉靖之后是隆庆王朝，通常情况下，历史学家对这个王朝并没有倾入过多的关注，但这个王朝跟宣德、弘治一样是帝国三个最好的时期之一，而且放在那个情况已经恶化的背景下，它在某些方面的表现甚至比前面两个王朝还要为优。
隆庆皇帝是一个非常懂得治国的皇帝，他充分的信任官僚，他也没有故意让官僚们斗来斗去，他不喜欢重用一批人而又去打压另一批人，他没有说过多的话，也没有做过多的事，但帝国在隆庆那七年完全是欣欣向荣。隆庆也是处在深宫不喜上朝，他也有一些女人，但为什么却没有什么官僚指责他，这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真实的原因是在正德、万历这两个皇帝广泛受到责骂的王朝缺乏替皇帝顶缸的文臣。隆庆时期的伟大体现在他那种灵活的对外政策，它实现了跟蒙古的和议，结束了明蒙200年来的对峙状态，此后一直到明亡，帝国与蒙古之间再无战争。所以，看似很棘手的问题只要脑筋稍微拐个弯就能得到很快的解决。
除了跟蒙古的和议之外，还有开放海禁的问题也在这个时期也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实现，这都是令人振奋的事情，比什么赫赫武功要有意思的多。很可惜，这些政策都未能形成定制，如果这些对外政策能一直延续，明王朝也许不会在那么个时间点灭亡。
现在看来万历的确是一个无能的皇帝，在他御极的数十年间，是对文官驾驭，对社会管制最宽松、最无力的几十年。张居正死后几年间，国本之争就全面爆发，讨伐万历的奏章扑天盖地而来，在立储问题上皇帝有自己的考虑，但官僚们丝毫不理会这些，这是他们青史留名的好机会，的确是这样的，任何一位弹劾激烈的官僚不仅史册上留名，就是在本书中也是重点介绍，哪怕再过去一千年，他们的名字还会在那里。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中，官僚分成了相互对立的高级官僚和低级官僚，所有的小臣迁怒于内阁大臣，万历对此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他只能靠不停的演戏过活，无数的大帽子扣向了他和郑贵妃，以及他些那可怜的内阁大臣们，在皇帝仍旧无所作为的情况下，这种政治矛盾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一些波谲云诡的事情发生。
当所有的问题都无法调和的时候，这些有着相同诉求的低级官僚形成了一个新的团体——东林党，从这个时候起，党争开始成为帝国政治生活中的主要议题。天启皇帝虽然只有16岁，但他明显有着比他的万历爷爷高明多的政治手腕，起初他也想任用东林系的官僚，但当他发现这批官僚总是纠住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喋喋不休的时候，他开始产生了新的想法。从天启四年起，皇帝开始启用一些被东林党斥退的官僚，还有受到他们打压的宦官来一起对付东林党。在这场打击中，最终导致《三朝要典》的诞生。无论这些文官在万历朝如何疯狂，到了此时，他们也跟曾经的皇帝万历一样拿不出任何的办法。
东林人的恶梦没有持续很久，在高峰过后没多久，天启皇帝就死了。崇祯继位后阉党迅速倒台，东林人似乎迎来了春天。但摆在他们面前的道路依然艰难，其根本原因还是这个团体的政治诉求跟君权相抵触，崇祯皇帝对东林党的反感是从他们在会推中排斥异己官僚开始的，崇祯一朝东林党的日子仍然不好过，崇祯找到了温体仁来对付他们。
当东林人全部被斥退到山野的时候，在帝国的南方产生了大大小小几十个文学团体，他们打着文学复古的旗号来行政治诉求之实，崇祯二年大江南北大大小小的几十个社团合并为复社，从此他们干预科考、把持乡里，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都有着比东林党更为强大的号召力与话语权，但他们依然无法打入帝国的决策层，或许对于高层来说，无论他们如何声势浩大，只是自娱自乐而已。
几乎从崇祯朝一开始，西北的民变就已经发生了，其根源仍然是持续北半球长达70年冰河期的打击，温度比常温要低两度，导致河流、湖泊蒸发量下降，空气中的水份子含量下降，降雨自然要减少，这样土地的干旱也是必然的结果。这种灾害没有办法躲过，但是要将它解释成明朝灭亡的原因也说不通，因为它只是一个诱因而已。
无论当时采取何种措施对付流寇都是无济于事，因为朝廷财政已经破产，早已经是无力平叛，而这个时候朝廷仍旧奉行僵硬的对外政策，一些意志薄弱的分子已经看到王朝将要亡了，他们早就开始了改换门庭的准备。
南明的弘光王朝党争依然在继续，甚至比前面几朝更加激烈，温体仁、钱谦益、阮大铖成了帝国的三个大活宝。弘光王朝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现象就是失去了文官系统驾驭的武将是可怕的，所谓的江北四镇包括左良玉的军队都成了不受朝廷节制的藩镇，如果他们仍旧处在朝廷的调配下，南明的御清形势也不会如此不堪一击。藩镇形成的根本原因还是朝廷拿不出钱来供养他们，只得让他们自筹自支。
明王朝跟宋朝一样，奉行儒家体制，而且是一种极端保守、压抑人性的儒家体制，先秦的那种血性、张扬的儒家文化已经被阉割的不成样子。朱元璋时代，帝国由大大小小几百万个乡村组成，朱元璋实行乡村自治的原则，禁止官吏下乡，由村中长老治理一切事物。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写道：“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黄的这种观点具备不可原谅之错误，中国的历史跟欧洲不一样，欧洲的气候、河流、多山的地理决定了这是一个商业文明盛行的地方，从公元前的希腊、罗马时期这里就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商业关联和借贷纠纷，所以它需要成熟而完备的律法来调节民事和经济纠纷。而中国则不一样，中国作为一个农耕帝国，全国由那么多散居各地大大小小的乡村组成，农业人口一直占据帝国的绝大多数，当帝国管理不过来的时候只有让所有的乡村实行自制，而对于这么多大面积散居的乡村如何治理则是一个问题。用单纯的法制治理乡村已经是不现实，因为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每个人的步调又不一致，单纯的法律治国不仅会带来低效率，也会使官员们疲于奔命，更有可能会导致大规模抗法行为的发生。
基于这种现实考量，在秦王嬴政没有统一中国之前，我们的先知圣人就开始制定礼法来建立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原则，用道德来约束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用道德代替法律会使得我们这个国家更安定，会使统治者花费较少的精力来维系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四两拨千金的作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用道德代替法律不仅不是两千年来问题之症结，而且是我们这个国家治国的优越典范。在这方面，西方人也有相同的看法。
他们说：“中国人用道德代替神学，他们的法律不仅惩恶而且扬善，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白了，要使国家历久不衰，必须仰赖道德。”西方人的看法可谓一针见血，我想这就是中国为什么用儒家治国的根本原因吧。国情不同，必须选择一种有效的治理模式。
我们回过头来看明王朝，它在中国大历史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位置？当秦王统一中土后，就标志着东方汉人所制造出来的文化就处于一种死亡的状态，此后汉人国度无论如何演进，它在文化上已死。春秋战国可以看作东方汉人文明的第一世纪，汉唐可以看作第二世纪，宋明可以看作第三世纪。春秋战国是一个充满大争的血性时期，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昌盛的年代；而汉唐是文明的巅峰时代，它自由、活跃、包容、开放而又显得高瞻远瞩、信心满怀；到了宋、明时期，那种理学思想使得一切都压抑起来，它开始防范一起，封闭一切。但明朝依然有着许多的亮点，它跟宋代一样结束了贵族政治，通过科举考试迎来了文官政治的时代。虽然理学依然禁锢人们的思想，但是启蒙思想却裂土而出，还有它那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直接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无产阶级工人运动，所有这些都是不同于前朝的亮点。
如果非要指出明王朝的主要特色，那么只能说到它的文官政治和儒家文化。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官政治？文官政治是依靠大量通过科举胜出的文人来进行政务的决策与执行，它所依靠的是程序，是一种文牍主义，一种任何人都必须遵循的程式，即使是皇帝也要遵循这套程序，这种文官政治尽可能减少一切不稳定因素，它杜绝了军阀割据、杜绝了外戚专权、杜绝了女人政治和宦官政治，但是他依然有着弊端，他削弱了君主的权力导致政治结构的不平衡，它推诿、扯皮、党争，这些都是帝国面临的必然选项，对于此，君主也是无可奈何，而且它还有着阻碍一切变革的惯性，帝国的决策也变得着眼于局部而非整体。虽然这样，文官政治还是中国封建王朝最优越的政治制度，对于此，我们无疑是要充分肯定和赞誉的。
除了文官政治外，还有它的儒家文化。正像前面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大国特点以及幅员的辽阔还有众多难以协调一致的人口都决定了依靠儒家道德是治国的最好方式。但帝国的儒家思想已经脱离了儒学的本来面目，无论是理学、心学都陷入了类似道学、禅学以心灵体验为主的诡辩境地，这点连西方的传教士都一眼看了出来，所以，他们引进的是注重身学的先秦儒家，而非提倡禅宗的理学、心学。这种儒教治国同样是双重的，它一方面有利于通过道德来对全社会起到一种纽带作用，另一方面它也跟法家思想一样让它的信奉者陷入一种桎梏当中，一种道德的桎梏。帝国所有违背儒家宪法的行为都为世俗所不容，所有人都深陷其中，当整个国家都被束缚手脚的时候，它就会显得步履蹒跚，最终会由于步履不稳而轰然倒下。在此之外，领先西方200多年的明代启蒙思想也是我们所需要关注的方面。这种启蒙思想是从正德年间开始由王艮传播的反对儒家等级的异端思想，由于它的创始人王艮是泰州人，所以这一学派被命名为泰州学派。泰州学派主张“百姓日用即道”，“人人皆可为君子”，“人人皆可为圣贤”，一切真理只存在于日常之中，只存在于世俗之中。
虽然孟子提出“以民为本”，但孟子的“以民为本”只是提倡君主行仁政、爱惜民力，并不承认底层民众有认知的权力，所以，这种思想是世界历史上真正的民本思想，所以从这一刻，自原始社会结束后，人与人平等的思想再次出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艮无疑是伟大的。但是在儒家等级仍旧森严的明朝社会，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民本思想呢？它难道真的是由王艮个人所带来的历史偏差吗？我想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此时的商品经济已经开始向社会底层渗透。这些底层民众也广泛参与到了商品经济中来，他们不再是不可知的群体，启蒙思想现象的背后所反映的是在商品经济大潮和市民阶层兴起之下，人们对于民主权利和男女平等的一种追求。正因为这样，在王艮开讲后有那么多凡夫俗子奔来，这个阶层也开始有了诉求，但这种诉求是经济层面的，而非政治层面的，究是如此，这也是华夏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时代。
除了这些政治和思想结构方面，明代的一些裂变也是历史学家需要研究的东西。誓如它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团体、它的党社运动、它的市民运动，还有它的无产阶级工人运动、空想社会主义实践和技术革命，这些都领先西方200多年。所有这一切一切的非君浪潮都是得因于蓬勃发展的商业经济，以及不断提升的市民意识。当帝国已经完成文官化、城市化、私有化的时候，政府对工商业的控制已经是无力的，民营手工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过官营手工业。此时国家已经被分割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高高在上的官僚集团，另一部分是低端的商业组织，两者之间只靠已经脆弱的儒家共识维系着。
从大的方面来看，明王朝正处在西方中世纪的尾端和文艺复兴的初期，它处在一个大航海时代，西方的裂变无法影响到东方的儒教帝国，这些丝毫不会引起这个古老帝国的兴趣，它只是被动的跟随外部世界的节拍跳动。如果说明王朝对外部世界产生何种影响的话，那就是它的儒家文化通过传教士传到了西方成为资产阶级对抗教会政治的武器，并推动了文艺复兴的产生。
那么277年的明王朝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王朝？这是一个文官政治高度成熟的王朝、这是一个儒家文化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王朝、这是一个启蒙思想和劳资纠纷同时产生的王朝，这同时是一个极度排外的王朝、一个漠视生命的王朝、一个自私、冷漠、毫无同情心的王朝。
君臣恨、大国梦、民族魂，都在风云激荡的明朝时代。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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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季党社考》小野和子
[5]《成化皇帝大传》方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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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嘉靖皇帝大传》林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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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崇祯皇帝大传》苗棣
[11]《明朝灭亡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杜车别
[12]《逆史读袁》王者不臣
[13]《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谢国桢
[14]《大中国志》曾昭德
[15]《中国大历史》黄仁宇
[16]《诸子百家》邓乾德
[17]《锦衣卫秘事》夜行独侠
[18]《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林仁川
[19]《江浙残明梦》郭进艮
[20]对天启皇帝的评价以及丑化明代皇帝现象的分析杜车别
[21]己巳之变京城阻击战考高原神鹰
[22]关于己巳之变发生原因的分析刚果花园
[23]畿辅矿税初探——帝室财政、户部财政、州县财政田口宏二朗
[24]西方：你的启蒙老师叫中华翰啸书生
[25]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万明
[26]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发生的双重效应李宪堂
[27]《明实录》
[28]《菽园杂记》陆容
[29]《天顺日录》李贤
[30]《烈皇小识》文秉
[31]《大诰》洪武
[32]《礼记》戴德
[33]《皇明大政记》朱国祯
[34]《明儒学案》黄宗羲
[35]《三朝辽事实录》王在晋
[36]《三朝要典》顾秉谦，冯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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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酌中志》刘若愚
[39]《国榷》谈迁
[40]《霜猿集》周同谷
[41]《明季北略》计六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