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秘密监禁
公元一千七百九十二年的秋天，这位从伦敦去巴黎的旅客，一路上走得非常缓慢。即使在那位已被推翻、倒霉透顶的法国国王的全盛时期，也会有许多糟糕的道路、破旧的车辆和劣等的马匹，使这位旅客在旅途中拖延受阻；更何况时局的剧变，又增加了许许多多其他的障碍。每一个城门口和村税所的门前，都有一群爱国公民，手里拿着随时准备射击的国民军火枪，拦截住过往行人，盘查诘问，检查他们的证件，在他们备有的名单上查找旅客的名字，有的勒令返回，有的放行通过，有的就地扣押。总之，一切全凭他们那变幻无常的判断或毫无根据的想象，全凭是否最有利于这个“自由、平等、博爱，要不毋宁死的统一不可分割的新生共和国”而定。
查尔斯·达内在法国的土地上才走了几里格路，他就渐渐发觉，除非他在巴黎被宣布为好公民，否则就休想沿这些乡间大道回来了。不论前面会遇到什么情况，他都只能一直走到底。他知道，他所通过的每一个小小的村庄，在他走过后重又放下的每一道普通的栏杆，都是隔在他和英国之间的另一道铁门。对他的监视严密到了极点，即使他落进罗网，或者给关进囚笼被押往目的地，他也不会感到比现在失去更多的自由。
这种无所不在的严密监视，不仅使他在一站路内停上二十次，而且还会在一天之内耽搁上二十次。一会儿有人骑马追上前来带他回去，一会儿有人骑马在前面截住他，一会儿又有人骑马和他并辔而行，时刻看管着他。当他来到大路旁的一座小镇上，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时，他已经独自在法国走了好多天，可是离巴黎还有很远的路程。
全靠出示了遭难的加贝尔从阿巴依监狱寄出的那封信，他才得以走这么远。他在这个小地方的关卡，遇到了极大的麻烦，使他觉得这趟行程已经到了危急关头。因而，当他被扣押在一家小客店里，半夜给人叫醒时，他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叫醒他的是一个战战兢兢的当地小官员，还有三个头戴粗布红帽、嘴里叼着烟斗的武装爱国者，他们全都在床上坐了下来。
“逃亡贵族，”那个小官员说道，“我打算派人护送你去巴黎。”
“公民，我急着要去巴黎，不过没人护送也行。”
“住口！”一个戴红帽子的粗声吼了起来，用枪托敲着被子，“安静点，贵族！”
“这位好爱国者说得对，”那个胆小怕事的小官员说道，“你是个贵族，一定得有人护送——还应该付钱。”
“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查尔斯·达内说。
“选择！听他说的！”还是那个满面怒容的戴红帽的大声吼道，“保护你，不让你给吊在路灯柱上，这莫非不是对你的优待！”
“还是这位好爱国者说得对！”小官员说，“起来，穿好衣服，逃亡贵族。”
达内一一照办了，于是他又被带回关卡，那儿另有一些戴着红帽子的爱国者围在火堆旁抽烟、喝酒、睡觉。他在这儿付了一大笔护送费后，凌晨三点，就在护送的人伴随下，走上了湿漉漉的大路。
护送他的是两个骑马的爱国者，戴着红帽子，上面有三色帽徽，佩着国民军的火枪和马刀。他俩一边一个，把达内夹在中间。被护送的人可以自己驾驭马匹，可是有一条松松的绳子，系在他的缰绳上，另一头牢牢地缠在一个爱国者的手腕上。就这样，他们冒着迎面扑来的急雨出发了，像龙骑兵般嗒嗒嗒地发出沉重的马蹄声，穿过小镇高低不平的铺石路面，走上镇外布满泥坑的大道。一路上，他们除了换换马匹和变变步速之外，就这样一成不变地走完了通向京城的泥泞不堪的路程。
他们只在夜间赶路，天亮后一两个小时就停下，一直歇息到黄昏时分。两个护送者衣着褴褛不堪，只好用麦秆裹在赤裸的双腿上，盖在满是破洞的肩头，以避风雨。这样被人押着走，查尔斯·达内的心里当然感到很不舒服，加上有一个爱国者经常喝醉酒，老是马马虎虎地提着那支火枪，得随时提防万一出现的危险，可是除此之外，他竭力不让横加在他身上的这种管押，在自己心中引起任何严重的恐惧；他拼命安慰自己，这跟他个人案件的是非曲直毫不相干，因为还没有详述过案情，这跟自己的申辩也毫无关系，因为他还没有提出申辩，而他的申辩是完全可以由阿巴依监狱里的那个囚犯来证实的。
可是待他们到达小城博韦时——已是黄昏时分，街上挤满了人——他再也不能哄瞒自己了，事态确实让人非常担心。一群人气势汹汹地围了上来，看着他在驿站的院子那儿下马，只听得许多人大声高呼：“打倒逃亡贵族！”
他正要翻身下马，又坐定了，觉得还是骑在马上最安全，他说：
“逃亡贵族！我的朋友们！我是自愿回法国来的，你们没有看见吗？”
“你是个该死的逃亡分子！”一个钉马掌的铁匠喊着，手里握着铁锤，怒气冲冲地分开众人，朝他挤上前来，“你是个该死的贵族！”
驿站长赶忙插身到此人和达内的缰绳之间（此人显然想扑过来抓缰绳），一面劝说道：“算了，算了！到了巴黎他会受到审判的。”
“受审判！”钉马掌的摇晃着手中的锤子重复了一句。“哼！还要当卖国贼定罪哩！”周围的人群听了这话，吼声雷动，表示赞同。
驿站长正打算拉马调头进院子，达内止住了他（那位醉醺醺的爱国者依旧泰然自若地坐在马背上看着，手腕上仍挽着那条绳子），等到人们能听见他讲话的声音，赶忙说道：
“朋友们，你们弄错了，要不就是受人骗了。我不是卖国贼。”
“他撒谎！”那铁匠喊道，“打从法令一颁布，他就是卖国贼了。他那条命已经罚给人民处置了。他那条该死的命已经不是他自己的了！”
就在这时，达内看到群众的眼睛中冒出了一团怒火，转瞬之间，这怒火就会冲到他的身上。驿站长赶快把他的马拉进院子，两个护送的人紧跟在他的两侧，也骑马进来。接着，驿站长关上那两扇摇摇晃晃的大门，上了闩。钉马掌的又用他的锤子在门上砸了一下，人群又乱哄哄地吼叫了一阵，但也就到此为止。
“那个铁匠说的法令是怎么回事？”达内在院子里谢过了驿站长，站在他的身边问道。
“确有这么回事，是关于拍卖逃亡贵族财产的法令。”
“什么时候颁布的？”
“十四号。”
“正是我离开英国那天！”
“大家都说有好几条法令，这只是其中的一条，另外还要颁布一些——要是现在还没有颁布的话——禁止所有逃亡分子回国，凡跑回国来的一律处死。他说你的命已经不是你自己的，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现在还没有颁布这样的法令吧？”
“我哪儿知道！”驿站长耸了耸肩膀说，“也许已经颁布了，也许将要颁布，反正都一样。你需要点什么？”
他们在厩楼的草堆上睡到半夜，乘整个小镇都沉在梦乡中时，就又上路了。一路上，看来许多熟悉的事物都发生了剧变，使得他这趟不平凡的骑马旅行，恍惚如在梦中。一个惊人的现象是人们似乎很少睡觉。他们在沉闷的大道上，孤孤单单地经过长时间的策马奔驰，眼前出现几间简陋的农舍时，里面往往不是黑漆漆的一片，而是灯火闪亮，还能看到人们像鬼魂似的出现在深夜里，手拉着手围着一棵干枯的“自由之树”转圈子，或者聚在一起高唱“自由之歌”。幸亏这天晚上博韦镇的人都睡了，使他们得以顺利脱身，重新走上凄凉寂寞的旅途。马铃叮当，他们穿行在提前来临的冷湿的空气中，沿途是当年颗粒无收的瘠地，偶尔还点缀着一些被焚毁房屋的焦黑遗迹，在路上四处检查的爱国者巡逻队，有时会突然从暗处钻出，一把抓住马缰绳，拦住他们的去路。
天亮后，终于来到巴黎城下。他们策马上前，但见关卡的栅栏门紧闭，戒备森严。
“这个犯人的证件在哪儿？”一个看上去办事果断的负责人问道，他是给一个卫兵叫出来的。
这句令人反感的话，自然刺伤了查尔斯·达内，他请求说这话的人注意，他是个自由的旅行者，一个法国公民，是因为现在乡下的局势较乱，他才请人护送的，护送的人是他花钱雇的。
“这个犯人的证件在哪儿？”这位大人物根本不加理睬，又问了一遍。
那个喝得醉醺醺的爱国者一直把证件放在帽子里，这时拿了出来。那位大人物看了加贝尔的信，吃了一惊，显出不安的神色，把达内仔细地打量了一番。
他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护送的和被护送的人，回到警卫室去了，他们只好骑在马上，在城门外等着。在这前途未卜的时刻，达内朝四周看了看，发现把守城门的卫队由士兵和爱国者混合组成，后者比前者的人数多。农民送货的大车，以及类似的车辆和商贩，进城都很容易，可是出城的，即使是最普通的老百姓，也很困难。一大群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还有各种牲畜车辆，全都挤在城门口等待放行。盘查得很严，一个个通过关卡非常慢，有些人看到要过很久才能轮到自己，干脆就在地上躺下来睡觉或者抽烟，还有一些人则聚在一起聊天或者走来走去。不分男女，他们一律戴着红帽子和三色徽。
达内坐在马背上观看着这番情景，约莫过了半个来小时，那位负责人又出现了，他命令打开栅栏门。然后给护送人员——一个喝醉，一个清醒——开了一张收条，表示送来的人已经收到，最后才叫被护送来的人下马。查尔斯·达内遵命照办。那两个爱国者牵起他那匹疲惫不堪的马，没有进城就拨转马头回去了。
他跟着那人走进了一间警卫室。屋子里散发着廉价烟酒的气味，里面挤了不少士兵和爱国者，有的睡着，有的醒着，有的喝醉，有的清醒，还有的半睡半醒，似醉非醉，他们到处站着、躺着。警卫室里的光线，一半来自夜间的逐渐变暗的油灯，一半来自阴沉沉的天气，处于一种朦朦胧胧的状态。办公桌上摊着一些表册，一个举止粗鲁、面色黝黑的军官掌管着这些表册。
“德发日公民，”他一面拿起一张纸来书写，一面对带达内进来的人问道，“这就是那个逃亡的埃弗瑞蒙德吗？”
“就是这个人。”
“几岁，埃弗瑞蒙德？”
“三十七。”
“结婚没有，埃弗瑞蒙德？”
“结婚了。”
“在哪儿结的婚？”
“在英国。”
“没错。你妻子在哪儿，埃弗瑞蒙德？”
“在英国。”
“没错。埃弗瑞蒙德，现在要送你进拉福斯监狱。”
“天哪！”达内喊了起来，“这是根据什么法律，我犯了什么罪呀？”
军官从字条上抬起眼来看了看。
“打你离开以后，我们有了新的法律，定了新的罪名，埃弗瑞蒙德。”他冷笑着说，接着继续写他的字条。
“我恳请你注意，我是应一位同胞的书面请求，自愿回来的，这份请求书就放在你的面前。我只要求给我这种机会，让我尽快按他的请求去做。我没有这种权利吗？”
“逃亡分子没有任何权利，埃弗瑞蒙德。”回答冷淡生硬。军官写完字条，默读了一遍，撒上些沙子，然后把它交给了德发日，说了声“秘密监禁”。
德发日举起字条对犯人晃了晃，示意跟他走。犯人服从了，后面还跟了两个警卫的武装爱国者。
“娶马奈特医生女儿的就是你吗？”待他们走下警卫室的台阶，朝巴黎城里走去时，德发日低声说，“他以前在巴士底狱关过，那监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是呀。”达内惊讶地望着他，答道。
“我叫德发日，在圣安东尼区开酒店，也许你听说过我。”
“我妻子就是到你家接她父亲的吧？这就对了。”
“妻子”一词似乎使德发日想起什么沮丧不快的事，他突然不耐烦地说：“凭着那位新出生的名叫吉萝亭的厉害女人的名义，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回法国来？”
“刚才你不是听我说了。你不相信我说的是实情？”
“实情对你很不利哩！”德发日皱着眉头说，眼睛笔直看着前面。
“我真的给搞糊涂了。这儿所有的一切，全是史无前例的，全都变了，而且是这样的突如其来，毫无章法，把我完全给弄糊涂了。你能不能给我帮个小忙。”
“不能，”德发日回答说，眼睛始终笔直朝前看。
“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也许可以，这得看是什么问题了。你且说说是什么问题。”
“这样不公正地把我送进监狱，在里面，我有没有一点和外界通信的自由呢？”
“去了你就知道了。”
“不会不经审判就把我埋进那儿，连申辩一下案情的机会也没有吧？”
“去了你就知道了。不过那又怎么样？从前，也有人给这么关过，那时监狱里的条件更坏。”
“可那绝不是我干的，德发日公民。”
德发日没有答话，只是阴郁地朝他看了一眼。他一言不发，沉着镇定地往前走去。他越是默不作声，使他软化的希望也就越少——也许达内就是这么想的——于是，他赶紧说道：
“我有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要做（你也许比我知道得还清楚，公民，这事有多重要），就是我得把我被投进拉福斯监狱的事，不加任何说明，通知现在巴黎的一位英国绅士，台尔森银行的洛瑞先生。你能帮我做这件事吗？”
“我什么也不能帮你，”德发日固执地回答说，“我要对我的国家和人民负责，我誓死忠于祖国和人民，反对你们，我绝不能替你做任何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