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我们的第二个女儿艾娃·德尼斯出生了，我只好暂时停止实验研究。这一年，由于荣获诺贝尔奖，再加上社会上的一片赞扬之声，巴黎大学终于聘任皮埃尔担任新开设的一个讲座的教授，同时还专为他弄了一个实验室，委任他为实验室主任。这个实验室并不是新修建的，而是把原先空置的房间腾出来让我们使用而已。
1906年，正当我们准备告别我们已使用多年并给我们以无限欢乐的那座木棚时，一场飞来横祸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我的皮埃尔被夺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并继续我俩的共同事业。这场灾难使我失去了我人生旅途上最亲密的伴侣和最好的朋友，其严重影响我真的无法用言语加以表述。
这一沉重打击让我的精神处于崩溃状态，觉得自己完全丧失了面对未来的勇气与精力，但是，皮埃尔的话始终铭刻在我的心中，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即使我不在了，你也必须继续干下去。”
皮埃尔的不幸去世正值他的名字和成就为公众所了解和认知的时候，所以在社会上，尤其是在科学界，大家扼腕叹息，无不认为这是国家的一个巨大的损失。因此，巴黎科学教育界决定让我接任皮埃尔担任了一年半的讲座教席。这可以说是破天荒的决定，因为在此之前，这类教席从未让一个妇女担任过。巴黎大学作出的这一决定，的确让我感到无上的光荣，使我得以继续进行原来的研究，不然的话，我很可能不得不放弃研究了。我本来没有获此殊荣的念头，我除了一心想着为科学事业奋斗终生而外，没有任何野心与奢望。在这种家庭不幸的情形之下，巴黎大学让我担任这一教席，使我不禁悲从中来，我担心自己是否能胜任这一重任。犹豫再三，我觉得至少应该试一试。于是，自1906年秋天起，我以副教授的资格开始在巴黎大学讲课。两年后，我被聘为正教授。
失去了皮埃尔之后，我生活上的困难不免大大增加。以前是我和皮埃尔两人共同承担的事情，现在只好由我独自去承担了。我必须亲自抚养两个女儿。皮埃尔的父亲仍然继续住在我那里，他主动提出与我共同承担家庭的重任。他很乐意照料两个孙女，丧子之后，两个孙女是他唯一的慰藉和欢乐。在他的帮助下，两个女儿才得以享受到家庭的欢乐。我们心中的隐痛绝不在女儿们面前流露出来，毕竟她们年岁太小，不能让她们过早地品尝人生的酸楚悲痛。皮埃尔的父亲喜欢乡间生活，所以我们便在苏城租了一所带花园的屋子，离巴黎城里只有半小时的路程。
乡间生活确实好处多多，不仅我公公可以在此安度晚年，两个女儿也可以经常去空旷的田野间玩耍。我白天要上班，经常不在家，只好请了一个保姆。开始请的是我的一个表亲，后来又换了一个挺厚道的女人，后者曾照管过我姐姐的一个女儿。两位保姆都是波兰人，所以我的两个女儿都会说波兰话。我的波兰亲属们也不时地来看望我、安慰我，通常我都让他们在假期来，设法在法国海滨相会。有一次，我还和他们在波兰山区待了一段日子。
1910年，我敬爱的公公久病不治去世，我真是伤心悲痛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他卧病在床期间，我尽可能地抽出时间守在病榻旁陪护他，听他讲述往事。我女儿当时已十二岁了，对爷爷的逝世尤为悲痛，她已懂得有爷爷的关爱是多么重要，她无法忘却往日祖孙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苏城没有什么好的学校。小女儿年岁尚小，她需要的是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生活环境，譬如户外游戏、散步、入门教育等。她已经显示出活泼、聪颖的个性特点，尤其喜爱音乐。她姐姐有点像她父亲，不怎么活泼，智力上反应较为迟钝，但很明显的地方是理解和推理能力很强，似乎像皮埃尔和我一样，适合搞科学研究。但我并不想让她进中学念书，我总觉得中学的课程太多，上课时间太长，并不利于青少年的成长发育。
我认为对孩子的教育应该顺应其身心的健康发育、成长的需要。另外，还应该让孩子们更多地学习文艺知识。可是，在大多数学校里，过多的时间都用在了读写和练习上，家庭作业也不少，压得学生喘不过气来。而且，这些学校设置的大部分理科课程与实践相脱节。
大学里的一些朋友同意我的观点，于是我们便组织了一个互助合作小组，共同负责对我们的子女进行一种新型的教育。我们每人各担任一门指定课程的教学。虽然大家工作都很忙，再加上孩子们的年龄不一，教学的困难不小，但我们的热情不减，对这项教育改革的实验兴趣很浓。我们在不多的课时里，把理科和文科的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效果颇佳，而且所有的理科课程都配合着做实验，孩子们对此也很有兴趣。
我们这么干了两年，大多数孩子都有所收获，有所长进，尤其是我的艾莱娜。经过这种学习之后，她竟能插进巴黎一所中学的高年级班，而且未遇太大的困难，各门功课均通过了考试，最后以小于一般学生的年纪进入巴黎大学，学习理科专业。二女儿艾娃没有获得我们的这种新模式的教育，但后来也进了一所学院。她一开始只是选修部分课程，后来才转成正式学生，学习全部课程，学习成绩尚可，我还比较满意。
我对两个孩子的体育锻炼很上心，除了户外的散步以外，我还很重视她们的体操和运动。在法国，对女孩子这方面的教育往往不够重视。我要求两个女儿每天都得做柔软体操，还经常带着她们去山里和海边度假，所以她俩都会游泳、划船，至于远足或骑车远游，对她们来说更不在话下。
当然，我的大部分时间仍然是用于科学研究，只是兼顾照料她俩而已。有些人，尤其是女人，往往会问我是怎么把这两者处理得如此好的。确实，这并不容易，必须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并且还要作出一定的牺牲。我与两个已长大成人的女儿一直感情甚好，相处融洽。在家庭生活中，重要的是相互体谅、彼此尊重，否则彼此之间是不可能感到愉快的，自己也不可能精力充沛。我们母女之间从来不说一句伤人的话，从来不做一件自私自利的事。
1906年，在我接替皮埃尔在巴黎大学的教席期间，我只有一间勉勉强强可以工作的实验室，不仅狭小，而且设备也不齐全。皮埃尔在世时，有一些科学家和学生在帮助他一起工作，我接任后，因得到他们的鼎力相助才得以继续研究下去，而且也获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1907年，我获得安德鲁·卡耐基先生宝贵的友好赞助，他赠予我的实验室一笔奖金，作为研究之用，使一些有所成就的科学家和学生得以专心于研究。这种赞助很有价值，可以使那些有志于科学研究并且具备才能的研究者完成自己的心愿，不致中断研究。为了科学研究事业，社会贤达、有识之士应该多多提供这种奖金。
当时，我的奋斗方向是竭尽全力提炼出几分克极其纯净的氯化镭来。1907年，我已测出了镭元素的原子量，到1910年，我终于提炼出了纯净的金属镭。这种提炼和测定过程非常精密，需要特别细心。在一位著名的化学家的大力帮助之下，我才获得了成功。成功之后，我没有再去重复这一实验，因为这种实验过程有丧失镭元素的可能，只有极其小心、极其谨慎地操作才可能避免镭元素的丧失。这次成功使我终于见到了这神奇而美妙的白色金属镭，但我不能把它保持在这种美妙的观赏状态，因为许多实验在等着使用它。
而钋元素我却一直未能将它提炼、分离出来，原因是在原矿中它的含量比镭还要少。不过，我的实验室里有一些含钋量很丰富的物质，我们可以用来做各种重要的实验。其中，尤以钋放射时产生的氦气对实验来说最为重要。
我还专门花了一番心思把实验室里的各种测量方法作了很好的改造。我说过，镭之所以能被我们发现，精密的测量在其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我想进一步完善测量精密度的方法，这样才有可能获得其他一些新的发现。
我想出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用镭产生的镭射线来测定镭的数量。我们立即采用了这一方法，结果测出千分之一毫克左右的极微量的镭，而且测量得十分准确。对于数量比较多的，我们就使用镭射线中具有较强穿透力的γ射线加以测量。我的实验室中就有这种设备，利用这种射线测量镭的数量比用天平来测量更快速精确。不过，要用这种新的方法，首先得有一个经过缜密确定的新标准。
对镭的测量方法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这样才能作为实验和科学研究的标准加以使用。除此目的以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且紧迫的原因：镭在现代医学中的应用日益迫切，所以如何控制其使用量以及射线的纯净程度都是必须解决的大事。
在法国，就镭对生物所造成的种种影响曾经做过初步实验，效果不错。实验时所使用的镭就是我的实验室提供的。那时，皮埃尔还在，实验的结果令大家兴奋不已，因此，一个崭新的医疗方法——镭疗法（在法国被称为“居里疗法”）首先在法国诞生了，随后其他国家也普遍地使用起来。由于镭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制镭工业也相应地迅速发展起来。第一家工厂在法国率先建起，而且成功地发展起来。随后，其他国家也相继建起了制镭工厂，其中最大的一家目前建在美国，因为美国蕴藏着含镭丰富的钒钾铀矿，这种矿提炼镭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由于制镭工业的发展，镭治疗技术也随之得到了相应的发展。这种治疗方法对某些疾病具有特殊的疗效，尤其是在治癌方面。鉴于此，在不少大城市里，一些专以这种方法治病的专科医院应运而生，有一些医院甚至存有数克的镭。镭的售价高达每克七万美元，因为原矿中含镭的成分微乎其微，因此提炼的成本就高，售价自然低不了。
我们的这一发现对社会有这么大的用处，不仅在科学上非常重要，而且可以治疗可怕的疾病，这是我们当初没有料到的。读者们一定会体会到我此时此刻欣慰、激动的心情。这是皮埃尔和我多年来辛苦拼搏所获得的回报，是无可比拟的回报。
若想用镭疗法获得成功，必须在用量上准确无误，因此，镭的度量在工业上、医药上、科研上都是至关重要的。
鉴于此，各国的科学家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制定一个国际标准，共同遵循。制定这一标准的方法是，先用极其精确的方法测定若干极纯净的镭盐，用它作为基本标准，然后再把若干纯净的镭盐的放射性与基本标准作一比对，作为副标准，以便各国加以使用。我受命于该委员会，负责制定这个基本标准。
这个工作极其精密细致，绝对不能有半点马虎。由于重量极轻，大约只有二十七毫克的氯化镭，称量时必须准确又准确。1911年，我成功地制定出这个基本标准。这个基本标准是一个长数厘米的玻璃管，里面装有以前用来测定镭原子量的纯净镭盐，经委员会批准之后，存放在巴黎附近的塞弗尔国际度量衡标准局。委员会还利用该基本标准制备了几个副标准，并已投入使用。在法国各地，但凡存有镭的玻璃管的，其标准的鉴定都是由我的实验室来完成的。鉴定的方法就是测量它们的辐射强度。谁都可以带上他的镭来我们这儿测量、鉴定。在美国，这种事是由标准局负责的。
1910年，我被提名授予法国荣誉骑士勋章。以前也曾有过同样的提名，是授予皮埃尔的，但他反对接受任何荣誉，所以没有接受。我的行为准则与皮埃尔完全一致，因此在这件事上我也不想违背皮埃尔的意愿，尽管内政部多次劝诫，一再要求，但我仍旧拒不接受这一荣誉。与此同时，好几位同事说服我申请成为巴黎科学院院士。皮埃尔去世前几个月被选为院士，因此我对是否也申请成为院士，颇为踌躇，难以决定。按照科学院的章程，如果要申请成为院士的话，必须挨个拜访在巴黎的所有院士，这让我感到极不情愿，但是，如果被选为院士的话，我的实验室就会获得资助。这么一想，我就硬着头皮决心参加院士的竞选。我的这一举动又引起了社会公众的热切关注，大家就科学院是否应该接纳女院士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些老院士坚决反对接纳女性。最后，通过投票，我以数票之差落选。这之后，我就不再去申请了。因为最让我头疼、厌恶的就是要挨个求人帮忙。我心想，这种选举本应按申请人的业绩来衡量，根本不应自己奔走，私下交易。譬如，有一些协会和学会，我并未提出任何申请，就主动地把我选为会员了。
1911年年末，由于种种费心劳神的事情堆在一起，弄得我不胜其烦，心力交瘁，终于病倒了，而且病得不轻。但正在这个时候，诺贝尔奖又一次光顾了我，而且是授予我一个人的。对于我来说，这确确实实是一个极大的荣誉，尤其是对我所发现的元素和提炼、分离出镭的极大的褒奖。当时，我虽然人在病中，但我仍然决定亲赴斯德哥尔摩领奖。我是由大姐和女儿艾莱娜陪同前往的。颁奖仪式极其隆重，与接待国家元首的气派难分伯仲，让我激动不已。我在斯德哥尔摩受到了热烈欢迎，尤其是瑞典妇女界，其热情更是让人感动。由于疾患未愈，加上来去的鞍马劳顿，等我返回法国时，竟一连卧床数月。由于病情严重，为两个女儿的教育考虑，我们只好从苏城搬到巴黎市区居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