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具有宗教感情所固有的特点，如盲目地服从，残忍地偏执，对宣传有着狂热的需求等。因此我们可以说，群体的一切信念都与宗教有着深刻的联系，即它们具有宗教的形式。
群体感情与宗教的关系
我们已经论证并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群体不善于推理，且常常不进行推理。
因此，面对一种观念，它们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完全拒绝；而面对会对它们产生绝对影响力的暗示时，群体不但会把自己的理解力完全交到暗示的手中，而且还会立即产生行动的倾向。
再有，我们还发现，只要对群体施予适当的影响，它们就会为自己的理想奋不顾身。
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群体只有狂热而极端的情绪，在群体中，同情心会在瞬间变成崇拜，而一旦心生厌恶感，也会立即转变为仇恨。
正是群体的这些普遍性特征，让我们得以判断群体某种信念的性质。若我们能够对群体信念的这些特点做更为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便会发现，在任何时代，比如在18世纪有着狂热宗教信仰的时代中和出现了政治大动荡的年代中，群体的这些信念都会以同样的表现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姑且容许我将它称之为宗教感情吧，因为除此之外，好像没有更好的说法了。
这种感情，其特点纯粹而简单。例如，对假想中的某位领袖的崇拜之情，对生命的敬畏之情等。在这样的感情的引导下，群体会盲目地服从它的指挥，完全无力去探讨它的合理性与正确性，可是却怀着将这样的感情传递给别人的愿望，对于那些不愿意接受它的人，群体不仅仅会将对方视为异己者，更可能会把对方当做是自己的仇敌。
事实上，不论这样的感情是起源于对一个看不见的上帝的崇拜，还是对一座木雕或石像的偏爱，抑或是对某种政治观念的信仰，只要具备上述的那些特点，那么它在本质上来说就等同于宗教信仰。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也具有某种超自然的神秘的力量。正因为这样，所以群体常常会下意识地把这种神秘的力量与激起它们一时的狂热感情的政治信条或成功的领袖等同起来。
假如一个人只是纯粹地崇拜某个神，那我们还不能说他有虔诚的信仰。只有当他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一切思想感情、所有自愿的服从行为和全部的热情都倾注在某一项事业上或某一个人身上，并将其作为自己全部思想与行动的出发点和终结点时，才能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信徒。
可以肯定地说，偏执与妄想和宗教感情是形影不离的。在所有自信掌握了永远幸福的秘密的人身上，就普遍存在着这样的特点。除此之外，这两个特点还会表现在受到某种信念的激励而聚集成群的人身上。
在恐怖时代中，雅各宾党人骨子里的虔诚度不亚于宗教法庭时代的天主教徒，而他们那残暴的激情也同样源自这样的偏执和狂妄的信仰之中。
群体具有宗教感情所固有的特点，如盲目地服从，残忍地偏执，对宣传有着狂热的需求等。因此我们可以说，群体的一切信念都与宗教有着深刻的联系，即它们具有宗教的形式。在群体眼中，受到它们拥护和爱戴的英雄，就是它们最伟大的神。拿破仑就当了15年这样的神。并且，他比任何一个神都拥有更多的信徒，比任何神都享受到更多的崇拜，也比任何神都能更轻易地处死别人。即便是基督教的神和异教徒的神，也从未能对其信徒的思想实行如此绝对的统治。
成功影响群体的艺术
所有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创立者要想撑起自己的一片天，站稳自己的脚跟，都必须成功地激起群体偏执而妄想的感情，进而让群体在崇拜和信仰自己的观念的同时找到让他们幸福的因素。
一旦寻找到了，群体就会心甘情愿地为能给自己带来幸福的崇拜对象赴汤蹈火，不顾一切，即便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辞。这在任何时代都没有例外。
在论述罗马高卢人的一部杰作中，德·库朗热直言不讳地指出，维系罗马这个庞大帝国统治的根本不是武力，而是这个国家的帝王在民众群体中激发出的崇拜与敬仰之情。
在文章中，他这样写道：“一种被民众憎恨和厌恶的统治形式竟然能在一个国家持续五个世纪之久，这是世界历史上闻所未闻的现象……整个帝国只有30个军团的武装力量，但它却能让一亿人安分守己，唯命是从。这着实是不可思议的事。”
他们服从罗马皇帝的统治的原因就在于，皇帝成为了伟大的罗马帝国的代表，也就是说，他就是伟大的罗马帝国，伟大的罗马帝国就是他。因此，罗马皇帝就像神一样，被全体人民所崇拜着。只要在他的疆域之内，就算是最小的城镇里，也有众多祭坛专门为膜拜皇帝而建立。
“那时候，罗马帝国举国上下出现了一种新兴的宗教。在这种宗教中，民众所信仰的神正是他们的罗马皇帝。在基督教兴起之前，有很多年，为了纪念奥古斯都皇帝，人们在代表60座城的高卢地区建立起了一座类似里昂城附近的那座庙宇的神殿……同时，主持膜拜仪式的祭司也由所有城市一致投票选举出来，而这个人，将会成为当地的首要人物……若要把这一切都归因为畏惧和奴性，是不妥当的，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不可能整个民族的人都是奴隶，更不可能是长达三个世纪的奴隶。而崇拜皇帝的不仅限于罗马帝国的朝臣，还有整个罗马帝国的老百姓；并且不仅是罗马帝国的子民崇拜自己的皇帝，还有高卢地区、西班牙、希腊和亚洲的人民。”
如今，那些支配群体头脑的伟人们，大多数已经不再设立圣坛了，但是他们仍有各种雕像，而他们的崇拜者手里也有他们的画像。民众把他们作为自己的崇拜对象，其敬仰度与前人崇拜他们的偶像一样深刻。
要彻底地了解其中的历史真相，我们先得深入地了解一下群体心理。要知道，不管群体需要什么，它首先需要的就是一个足以让自己为之顶礼膜拜的神。
偶像崇拜不会消亡
绝对不要认为：如此狂热的崇拜现象只在过去才有，而在今天，是不复存在的。
要知道，历来，在同理性对抗的过程中，感情从不曾失败过。
今天，人们已经难以听到过去那些曾深深禁锢他们思想和感情的词了，如神灵，宗教等。但就在一百年以前，任何群体都不曾像今天的群体一样拥有这么多的崇拜对象，即便是古代的神灵，也没有这么多的崇拜者为他们设造这么多的雕像。
近几年致力于大众运动研究的人都知道，在布朗热主义的呼唤与号召下，要唤醒群体的宗教本能是轻而易举的。不论走到哪里，去到哪所乡村小旅馆，都能找到这个英雄的画像。他被赋予了匡扶正义和铲除邪恶的权力，为了他，千千万万的人都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要是他的性格和他那传奇般的名望是对等的，那么他肯定能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大人物。
可见，反复强调群体需要宗教实属啰唆。
因为一切想要进入群体并为群体接受的观念，如政治、神学和宗教信条等，都必须采取宗教或者类似宗教的形式，这样才能把可能会置它于危险境地的讨论形式拒之于门外。
即便群体可能信奉无神论，但也会表现出宗教情感中所独有的偏执和妄想，并且会迅速地演变为一种狂热的崇拜行为。
在这一点上，实证主义学派的演变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证。
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被人们视为虚无主义者的代表。曾有一天，一件发生在这位深刻的思想家身上的事情同样也发生在实证主义学者身上了。
那天，在理性之光的启发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撕毁了小教堂墙上所有圣人的画像，吹灭了蜡烛。然后，他立刻用以毕希纳和莫勒斯霍特为代表的无神论哲学家的作品取代了那些被他撕毁了的画像，紧接着他又虔诚地点燃了蜡烛。可以说，他在一瞬之间改变了自己的信仰对象，但能说他对宗教的那种狂热的感情也变了吗？
偶像崇拜不会消亡
我要重申一遍，除非对群体信念所采取的宗教形式有细致而又深入的研究，否则我们无法对一些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做出正确的解释。
也就是说，在研究某些社会现象时，我们不能从并且只从自然主义角度着手，还要从心理学角度出发。
著名史学家泰纳之所以看不到引发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他只从自然主义角度着手。尽管他能非常详尽地叙述事件的细节，但若以群体心理学标准去要求他，他是无法做到找到引发每个事件的根由的。
当他看到大革命的血腥、混乱和残忍的时候，他也感到害怕，但在那部伟大的戏剧中，他没能看到这样一个事实：除了血腥、混乱和残忍之外，还有一群颠狂的野蛮人在恣意妄为，他们不曾管束和限制过自己的本能。
只有认识到这场革命在本质上是一种全新的宗教信仰在群体中的建立时，我们才能对这场革命的暴烈程度，它肆意屠杀的野蛮性，它对宣传的强烈渴求以及它向万事万物发出挑战宣言等做出恰当的解释。若不然，仅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出发，这所有的现象都无法被解释清楚，其真相会因为研究角度的偏差而全部被掩盖。
类似的历史事件还有宗教改革、圣巴托洛缨的大屠杀、法国宗教战争、西班牙宗教法庭等。这所有的事件无不是受宗教感情刺激和激发的群体所干出来的勾当。
所有被这种感情刺激和征服的人，必然会不遗余力地用烈火与利剑去消灭那些对建立新信仰这件事持反对态度的人。
宗教法庭和所有有着真诚和坚定信念的人一样，采取了极端残酷和偏执的手段来对待反对自己信念的人。假如当初他们采用了其他的办法，那么，他们的信念也不会被这样评价。
一切类似我刚才提到的历史大事件的发生都有赖于群体的愿望，否则，即便是最专制的暴君，也无能为力。
如果史学家告诉世人说，“圣巴托洛缨惨案”完全是一个国王所为，那么很显然，他对群体心理一无所知。
要知道，类似这样的屠杀命令，如果群体不愿意执行，惨案是不可能发生的。
而手握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君主，他所能决定的，充其量只是其事件发生的时间，要么加快，要么延缓，仅此而已。
所以说，圣巴托洛缨的惨案和所有宗教战争一样，国王一人是无法制造的，相反，就像恐怖统治不是罗伯斯庇尔、丹东或圣鞠斯特独自所为一样，它是群体所为。
在这所有事件的深层次里，我们总可以找到的，绝不是统治者那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是群体的意愿和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