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的意见和信念可以分成大不相同的两类。一类是重要而又稳定的意见和信念。它们能维持数百年之久，保持不变，而为人类整个文明奠定基础的也正是它们。而另一类则是易变而又短暂的意见和信念，它们是易于随时代的变迁而发展变化的一般学说的产物。通常情况下，这些意见和信念都是表面的，它们像时尚一样善变。它们就像湖面上那不断出现和消失的涟漪。
两类信念与意见
据研究表明，生物的解剖学特征和群体心理特征有很多相似之处。
在解剖学特征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稳定的因素，通常它们都不易改变，或者只有轻微的变动，而它们的改变往往需要以漫长的地质年代来进行计算。
生物除了具有这些稳定的、不可摧毁的特征之外，还具有一些极易改变的特征，只要畜牧者或园艺家稍微施展一下自己的技艺就能轻而易举地改变它们。当然，有的时候，这些特征也会为那些漫不经心的观察者所忽略。
而在群体心理特征中，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几乎任何一个种族都包含着不可变的心理因素和可变心理因素这两种因素。
因此，在研究一个种族的信仰和意见时，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一种牢固的信仰和意见的基础上，我们总可以发现一些建立在它们基础之上的意见，它们有如嫁接在树木上的枝条和岩石上的流沙一样多变。
由此可知，群体的意见和信念可以分成大不相同的两类。
一类是重要而又稳定的意见和信念。它们能维持数百年之久，保持不变，而为人类整个文明奠定基础的也正是它们。像过去的封建主义、基督教和新教就属于这一类意见和信念，在我们这个时代，则有民族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观念。
而另一类则是易变而又短暂的意见和信念，它们通常是易于随时代的变迁而发展变化的一般学说的产物。在这方面，影响文学艺术的各种理论——如那些创造了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或神秘主义的理论——就是很好的例证。通常情况下，这些意见和信念都是表面的，它们像时尚一样善变。它们就像湖面上那不断出现和消失的涟漪。
关于普遍信念
世上伟大的普遍信念并不多。它们的兴衰是所有文明种族历史中的重大事件。
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信念是构成人类文明的真正基础。
用一时的意见和信念去影响群体并不难，难就难在让一种意见和信念在群体中扎根。
但是，一旦这种意见和信念在群体中确立了下来，要想根除它也一样很困难，唯一的方法就是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进行改革。
即便这种意见和信念已无法对人脑产生控制力了，要根除它，也别无他法，除了暴力革命。这时候，革命的任务与作用就是完全清除那些已被人们抛弃的东西，因为习惯势力总是会让人们对它们难舍难分。
事实上说，通常一场革命的开始，也就意味着一种信念的灭亡。
当一种信念开始走向衰亡的时候，人们能轻而易举地把它辨认出来——因为这时候它的价值已经受到质疑了。
同样地，人们也能轻易地确定一种信念衰亡的确切时间，因为它的价值受到怀疑的那一刻，就标志着它开始走向衰亡了。
世上所有普遍信念都是一种虚构的信念，唯一能让它生存下来的前提条件就是它不能受到审察和探讨。
但是，即使有的时候某种信念已受到严重冲击，并且已经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时，在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制度仍然会保持自己的力量。最后，只有信念的威力消失殆尽时，建立在其上的制度才会随之销声匿迹。
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在改变其信念的过程中做到不破坏其民族文化的所有组成要素。事实上，它们会将这个转变过程进行到底，直到整个民族接受了一种新的普遍信念为止，而在此之前，它们会一直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之中。
普遍信念是人类文明必不可少的支柱，它们决定着各种各样的思想倾向。
世界上，只有它能够激发群体信仰并使其产生强烈的责任意识。
世上所有民族对获得普遍信念的好处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它们的直觉意识里，无不认为一旦这种信念消失了，衰败也便离它们不远了。
拿罗马来说，当年罗马人之所以有征服世界的信念，源自于他们对罗马的狂热崇拜；而当这种信念渐渐消亡时，罗马也注定要走向衰亡。而对于那些毁灭了罗马文明的野蛮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除非他们也具备了某种群体共同接受的信念，进而摆脱无政府的混乱状态，相互之间处于团结之中才有可能。
各个民族在坚持和保护自己的意见的过程中，总是会表现得非常偏狭，显然，这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事实上，这种偏狭既是对哲学批判的拒绝，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下去最必要的一种品质。
在中世纪时期，为了寻找或坚持某些普遍信仰，很多发明家和创造家因此而被送上了火刑柱。最后，即便他们有幸免于殉道，但也依然可能会因绝望而死。也正是为了捍卫这些普遍的信念，所以世界上才会出现一幕幕可怕的战乱，才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战场或即将死在那里。
在建立普遍信念的路途上，是遍布荆棘的，但是，一旦它被建立了起来，它便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具有一股不可征服的力量。
事实上，在哲学上，不论它们有多荒谬，它们最终都会进驻到最聪明的人的头脑当中。
过去，一千五百多年以来，欧洲各民族一直都认为，像莫洛克神那样的野蛮宗教神话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据说，有个伟大的神因为自己所创造的一个动物不听话，所以对它的后代施用严刑加以惩罚和报复。但是，十多个世纪以来，竟然没有人意识到这个神话故事的荒谬性。就连那些有过人天赋的学者，如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这样的人，也不曾质疑过这种神话的真实性。
由此可见，普遍信仰有催眠作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所有事实中，没有什么会比这个事实更典型，也没有什么能更确切地告诉人们，人类的智慧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相反，它是有着令人汗颜的局限性的。
牢固信念的力量
一旦旧信条灭亡，新教条在群体的头脑中扎根，那么它慢慢就会变成鼓舞人心的源泉，因为以它为中心，会衍生出各种制度、艺术和生活方式。
这时候，它对人们起着完全支配的作用，也就是说，它对人们实行绝对的控制。这也正是实干家之所以一心要让某种广为群体所接受的信仰变成现实的原因。
同样地，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立法者一心想把它付诸实践，而哲学家、艺术家和文人则全专注于如何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将它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除此之外，他们再没有别的想法。
一般情况下，基本信仰会派生出一些短暂的观念，尽管如此，但它们还是会保留那些信仰所赋予它们的某些印记。
这几种文明——埃及文明、中世纪的欧洲文明和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文明——都只是少数几种宗教信仰的产物。从它们身上我们会发现，即便是那些最不起眼的事物，也保留着那些宗教信仰所赋予它们的能轻易辨认出来的印记。
多亏有这些信仰的存在，所以我们人类世世代代才能生活在一个有着相似的传统、意见和习惯的文明环境之中，才能保留某些相似的特征。
同时，一旦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想要不受环境中的这些要素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人们无法摆脱这些东西的束缚。
人的行为不但受自身的信念支配，同时也深受在这些信念的影响下所形成的习惯的支配。这些信念对我们生活中的各种行为都会有调整作用，就连那些无足轻重的行为也不例外，而最具独立性的精神，同样也摆脱不了它们的束缚与影响。
暴政有很多种，但唯一真正的暴政是在不知不觉中控制和支配人脑的暴政，因为你根本无法同它作战。
我们若想推翻一个暴君，完全有法可施，如通过密谋反叛的方式。但是，若想推倒那些坚不可摧的信仰、牢固可靠的信念，我们又可以利用什么资源呢？
在与罗马天主教的暴力较量和对抗的过程中，尽管大革命赢得了群体的同情心，尽管它也借用了宗教法庭那样无情的破坏性手段，但法国大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了。所以说，人类所认为的唯一暴君，向来都出于他们对死人的缅怀或他们无意识中的某种幻想。
假如你从哲学的角度去看一般的信念或信仰，你会发现，其实它们是比较荒谬的，但是，人们依然愿意相信它们，并以它们为自己的精神支撑。可见，它本身的荒谬性并不会阻碍它们对群体的反作用，相反，它能战胜群体的某些主观意识，进而引导它们。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今天，尽管社会主义中存在着各种明显的破绽，但这并不影响它赢得群体的支持与拥护。
群体多变的意见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论述了牢固信念的强大力量了，但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牢固信念的表面还会不时地衍生出某些短暂的意见、观念和思想来。
在这些意见、观念和思想中，有的也许是朝生暮死的，而那些较重要的也不一定会长于一代人的时间。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类似这样的意见、观念和思想，它们的变化有时不过是些表面现象，因为它们总是会或多或少地受到某些种族意识的影响。
比如说，在研究法国政治制度时我曾指出，尽管各个政党——如保皇派、激进派、帝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等——都截然不同，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已。
因为往深层次看，它们都有一个绝对一致的理想，而这个理想并非是个人意志决定的，而是由整个法兰西民族的精神结构所决定的。
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也能在其他民族中发现这样的现象：在同样的名称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完全对立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