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所有的恶言恶语都会造成各个派别的人互相攻讦的局面，而演讲者和听众则可能相互攻击，甚至大打出手。这时候，身边的一切物体，如椅子、桌子、板凳等，全都会变成人们互相攻击的武器。
千万不要以为，以上所描述的情形只会发生在固执的选民群体身上，也不要认为这样的情况出现与否，完全取决于群体的社会地位。要知道，在任何无名称的集会中，即便选民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上依然会出现类似的争吵，而且他们的争论也不会和其他选民群体有什么不同。
选民群体是被操纵的群体
前面我已经说过，当人们聚集在一起形成群体时，他们的智力水平就会趋于一致，并且是往低下的方向发展的。
要找到这方面的证据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在很多的场合里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我从1895年2月13日的《财报》上摘录的这则报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下面，我将它摘录于此：
那个晚上，尽管时间在慢慢地流逝，但是人们的喧嚣声却有增无减，我不相信这所有的人当中，还存在着一个说了两句话依然不被打断的人。几乎任何时候都有人在某个角落里大喊大叫，或者有好几个人一起齐声大喊。
当一个演讲者演讲完毕之后，他所得到掌声中还夹杂着许多唏嘘声。有的人凶神恶煞地挥舞着木棒，还有的人则不停地敲打着地板。而那些打断演说的人，要么被反对者呼喊道：“把他轰下去！”要么被拥护者齐声大叫道：“让他说！”
C先生张口闭口都是“可恶、懦夫、恶棍、卑鄙、报复”之类的话，他宣称自己要把它们全都消灭掉。
看到这样的现象，人们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惑，在这样的处境下，要所有选民形成一致的意见，这怎么可能呢？
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的人，肯定对群体所享有的自由程度没有一个全面而又清楚的认识，也就是说，产生了误解。
要知道，选民群体所持有的意见通常代表支持他的大多数人的意志，因此，这样的意见合理与否，他绝口不提，更不会夸大其词地说自己所代表的意见是多么多么地合理。
正常情况下，选举委员一手操纵着选民的意见和选票，而他背后的领袖人物，一般又都是些著名的政客。因为他们总是公然向工人许诺各种好处，所以在这些人中他们的名望很高。
诚如今天一位勇敢的民主斗士谢乐先生所言：“你可了解什么是选举委员会？它不轻不重，只不过是我们所有制度的基石罢了，是政治机器所制造出来的一件杰作。今天的法国就是长期被选举委员会所统治的法国。”
要想影响选民群体并不难，只要候选人能被群体接受且拥有财富就可以了。
据捐款人提供的幕后消息说，布朗热将军要想重新当选，只要他有300万法郎，就不会有任何问题。选民群体的心理就是这样的，它和其他群体一样，既不会更好，也不会更差。
不可动摇的普选制度
我并不反对普选制度。虽然我清楚地知道它的命运，但是，出于对某些现实因素的考虑，我对保留这种选举方法的说法表示赞同。
事实上，这些现实因素是我们在探讨和研究群体心理特征时归纳总结出来的，对于这些因素，我会对它们做进一步的阐述和说明。
毋庸置疑，普选制度有明显的弱点，所以人们无法假装看不见。
但是也不容否认的一点是，文明是由少数智力非凡的人缔结而成的，他们构成金字塔的顶点，随着金字塔层次的加宽，智力会变得越来越少，它们各自代表一个民族中的各种群体。
一种文明之所以伟大，它靠的不是那些自夸自大的低劣群体的人多势众，这样所成就的文明是绝对无法让人放心的。
另一件需要牢记的事就是，群体选票通常是非常危险的。在过去，我们早已为此而付出了遭受无数次侵略的代价。现如今，无数群体正志得意满地建设社会主义，眼看社会主义梦想就要实现了，倘若这种异想天开的人民主权论最终真的代替了我们的政府，那么将来我们可能会为此而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尽管从理论上看，这所有的反对理由看似都非常有说服力，但从实践上看，它们却没有任何价值。只要知道一旦观念变成教条后就会产生巨大的威力这个理论，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了。
从哲学角度看，群体力量至上的观点和中世纪的宗教教条一样，经不起任何探讨和驳击。
但是现在的它却和昔日的宗教教条一样，享有强大而又绝对的权力。因此，它也和过去我们的宗教观念一样，无坚不摧，却又坚不可摧。
试想，若把现代的自由思想家送回到中世纪中去，这时候，你还会认为他会对当时所盛行的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宗教观念进行攻击吗？当他被一个法官亲口指控与魔鬼私会或参加了女巫的宴会，并为此要将他送上火刑柱时，他还会怀疑世上存在魔鬼和女巫的定论吗？
用讨论的方式反对群体的信念，就好比用同样的方式对待飓风一样，是那么地无力。在今天，普选出来的制度和过去的宗教一样具有强大的威力。演说家和作家一提到它们就会表现出崇高的敬意与丑恶的媚态，就连煊赫一时的路易十四也不曾享受过这样的敬意和崇媚。
因此，对待所有的普选制度，我们应当采取对待宗教教条那样的立场，因为除了时间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动摇它。
而想破坏这样的制度也是徒劳的，因为它具有一个能让自己坚不可摧的外表。
托克维尔曾说：“在呼吁平等的年代，没有人不赞同人人平等的说法。纵然这种观点没有错，但是，它却让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假思索地相信公众的判断。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不是人人都一样聪明，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应当让聪明的人充当选民。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对普选制度加以改革，限制民众的选举权，可能的话，要把这种权力全部交给聪明的人，这样一来，投票选举的结果不就改变了吗？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照我的意思，这样的情况是永远也不会出现的。我之所以敢下这样的定论，是站在我前面所证明的理论——人一旦聚集在一起构成群体，那么他们的智力水平就会一致地低下——上来说的。事实表明，40名院士的投票结果并不会比40名打工者的投票结果高明。
我并不认为，就算所有的选民都是有教养和受过教育的人，他们的投票结果会和现如今那些被谴责的投票结果有多大的区别。要知道，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因为他精通希腊语或数学，因为自己是个建筑师、兽医、医生或大律师，就会拥有特殊的智力，就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
不论是我们的政治学家还是经济学家，他们几乎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或是教授，或是纯粹的学者。但是，这些人何曾就某个普遍性问题，如贸易保护问题，双本位制问题等，取得过一致意见呢？
之所以会这样，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所拥有的学问，不过是我们的普遍无知的一种弱化形式罢了，但是在社会问题上，他们和我们一样无知，因为社会问题中潜藏着太多的未知因素，而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和学问终究是有限的。
因此，即便由那些掌握了各种学问的人充当选民，其投票结果也不会比现在的好多少。可见，对他们起支配作用的仍然是他们的感情和群体精神。而对那些我们现在必须解决的难题，他们依然束手无策，并且还可能会受到某种身份团体的暴政统治和压迫。
民族精神的深层作用
不论群体的选举权是受到限制，还是享有绝对的自由；不管这样的权力是在共和制下行使的，还是在君主制下行使的；也不管是在法国、德国，还是在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等，都是一样的。说到底，它终究不过是一个民族无意识的向往与需要的表现。
在任何一个国家里，任何一个当选者无不反映着整个民族的禀性，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种禀性是从一代人遗传到下一代人，并将世世代代传递下去的禀性，自始至终，它们都不会有多大的变化。
可见，我们又一次碰到种族这个基本概念，事实上，我们会经常遇到它，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种新的认识：任何一种制度和一个政府，它能对一个民族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微小的。
而真正支配种族的因素不是其他，而是种族的禀性。也就是说，民族主要是受某些世代遗传的品质所支配，而所谓的禀性，恰恰是这些品质的总和。
种族因素和支配我们日常生活的规律这两把枷锁，乃是决定我们命运的根本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