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对名望的崇拜
教学法式的说服方式和用一堆陈词滥调表达的常识，糊弄孩子时所运用的最平常的拉丁文化……即便在攻击和辩护的过程中，它们也只够应付小学生的挑衅。
演讲内容没有思想，措辞上没有韵律感，演讲词中也没有任何切中要害的讥讽。整个演讲过程中，只有令我们嗤之以鼻的疯狂断言。只要看一遍这种没有乐趣的演讲稿之后，都不免会和德穆兰一样仰天长叹一声。
每当想到将一个极端狭隘的头脑和坚定的强烈信念结合在一起会让一个本来就有名望的人获得什么样的权力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顿然觉得后背发冷，心惊肉跳。
要知道，一个人只有具备了这些最基本的条件，他才能真正做到无视各种障碍，并且表现出极高的意志力。因为群体生来就需要一个精力旺盛并且信仰坚定的人来当领袖。事实上，它们不能缺少这样的人物，且永远需要这样的人物。
在议会中，一次演说成功与否，与演说者提出了多少的论证，有没有提出论证没有关系，它几乎完全取决于演说者所拥有的名望。
能最好地证明这一点的就是，一旦演说者因为某种原因失去原有的名望，他便失去了自己所有的影响力，而这也正是他操控表决结果的能力。
当不为人知的演说者带着一篇逻辑严密、论证充分的演讲稿出场时，如果在整个演说的过程中，他依然只有论证，那他恐怕也只能让人听听自己的观点罢了。
最近，一位深谙群体心理学智慧的众议员——德索布先生——用下面这段话对一位缺乏名望的众议员进行了一番描述：
他走上讲台，慢慢地从公文包里拿出演讲稿来，慢条斯理地将它摆在自己面前，然后自信满满地发起了言。
他十分自信地说，他能让听众对使他本人感到兴奋的事情深信不疑。他陈述自己的理由，并且反复地列举自己的证据，而对那些以数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证据，他也深以为然，坚信利用它们能让听众信服。
他还认为他所引用的证据，是任何人都驳不倒的。就这样，他一厢情愿地开始了自己的演讲，他无比信任其他议员的眼力，觉得他们完全会被自己的演说所征服，会理所当然地赞成自己的观点。
可是当他正要开口说话的时候，他却惊讶地发现，原来台下的人并没有安静下来，那些从各个角落里传来的噪声多少让他有些恼怒。
这个众议员在心里暗自问道：他们为什么不能安静下来呢？为什么一个个表现出对我的发言毫不感兴趣的样子呢？看到我这个正要讲话的人，他们都在想些什么？到底是多紧要的事让那边那个众议员迅速地起身离开了自己的座位呢？
这时候，站在讲台上的他脸上掠过一丝不安的神情。他有点紧张，皱了皱眉头，终究还是停了下来。最后，在议长的鼓励下，他清了一下嗓子，鼓起勇气，大声地开始发言了。
发言过程中，他不断地加重自己的语气，并且做出各种手势。尽管如此，台下依然噪声遍布，并且越来越大，直到他自己也听不见自己的话了。
迫于无奈，他又停了下来。最后，因为害怕自己的沉默会招来其他议员的那句可怕的：“闭嘴！”于是他又开始说起来了。但是，台下的噪声实在让人难以忍受。
游走在感情的两个极端
当议会群体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时，会和普通的异质性群体一样，会让自己的感情走向极端。这时候，他们可能做出最伟大的英雄主义壮举，也可能做出最穷凶极恶的事情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已不再是他们自己了，因为他们的行为举止与他们的个人利益完全不相符。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充分地说明了议会可能将自我意识丧失到怎样的程度，也说明了议会怎样会被那些与自己的利益完全相左的建议牵着鼻子走。
无疑，贵族放弃自己的特权是个巨大的牺牲，可是在国民公会时期的那个晚上，他们却果断地这样做了。
同样地，即便可能会使自己永远处于死亡的边缘，但是议会的成员还是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那原本势不可侵的权力。
他们并不因在自己的阶层中滥杀无辜而感到害怕，尽管他们清楚地知道，今天他们可以亲手把自己的同伙送上断头台，而明天自己也可能会遭受同样的厄运。
事实上，这时候的他们已经完全进入了一个我曾描述过的状态，那就是完全不由自主的状态。处于这样的状态下的他们，没有什么想法能阻止他们赞成那些早已控制住他们思想的建议。
要说明这种情况，我选择了下面这句话，这句话摘自他们中的一个叫做比劳·凡尔纳的回忆录中。他说：“两天前，甚至是一天前，那还是为我们所严厉抨击的决定，当然也是我们完全不想做出的决定，可是今天，大家却一致赞成通过了；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局面，除了危机，再没有别的原因了。”依我来看，再没有比这更正确的说法了。
在任何一场情绪激昂的议会上，都能看到类似的无意识现象。泰纳曾说：
他们还是批准了那些愚蠢透顶的措施，他们丝毫没有觉察到这些措施与犯罪的相似之处，反而引以为荣。事实上，他们会导致滥杀无辜的惨烈情形，甚至会制造杀害亲朋好友的惨案。
在右派的支持和怂恿下，左派全体成员一致在最热烈的掌声中毅然决然地将他们的首领丹东——这场伟大革命的发动者，送上了断头台。
而在左派的支持下，右派在最响亮的掌声中全体一致表决，顺利地通过了革命政府有史以来最恶劣的法令。最后，在一片热烈的叫喊声和赞扬声中，如对德布瓦、库车和罗伯斯庇尔等人的赞扬声中，议会全体一致支持举行改选，结果，他们让杀人成性的政府掌管了至高无上的统治权。
平民派之所以痛恨它，是因为它杀人成性；山岳派之所以痛恨它，是因为这个政府草菅人命。
可是最后，不论是平民派，还是山岳派，他们全都落得了为相互残害厮杀出力的罪名。牧月22日，议会全体一致同意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刽子手；热月8日，议会又旧戏重演，亲手将罗伯斯庇尔这位暴君送上了断头台。
表面看来，这样的情景是昏天黑地的，但它却准确无误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画面。议会兴奋到一定程度，或是头脑昏聩到一定程度，就会在感情上走向这样的极端。这时候，它俨然已完全变成了一种不稳定的流体，任何刺激都能控制和支配它。
下面是一段来自斯布勒尔先生——一位坚定的民主信仰者——的描述1848年的议会的文字，这段文字曾发表在《文学报》上，它非常有代表性，我将其摘录如下：
我曾多次提到群体的夸张、善变等特征，正是这些特征导致群体非常容易迅速地从感情的这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下面这段文字就能有力地说明这一点。
因为分裂、嫉妒和猜疑，也因为轻信和无节制的愿望，最后，共和派让自己坠入了地狱。他们的简单和天真与他们那普遍怀疑的态度是不相上下的。紧随毫无法律意识与纪律意识的，是空前的恐怖和无尽的幻想。在这些方面，即便是农民和孩子，也会比他们强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