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秋文章
1. 一代宗师欧阳修
紫案焚香暖吹轻，广庭春晓席群英。
无晔战士御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
乡里献贤先德行，朝廷列爵待公卿。
自惭衰病心神耗，赖有群公鉴裁精。
这是欧阳修在主持嘉祐2年（1057年）的科举考试的时候，看到考生们专心答题而写下的一首诗，题为《礼部贡院阅进士就试》。
这次考试不一般。
两宋300余年一共有118次科举考试，其中这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因为这一次考试，宋朝才得以成为宋朝。
之所以能够这样说，且看下面这个名单就可以知晓了：文坛巨子：苏轼、苏辙、曾巩。唐宋八大家中宋朝有6位，这次考取的进士占了一半。
学术大师：洛学创始人程颢，关学创始人张载，蜀学创始人苏轼和苏辙。北宋四大学术流派（洛学、新学、关学和蜀学）的创始人通过这次考试崭露头角。
治国能臣：这一年的进士中后来位列宰执的有7人，变法派骨干吕惠卿、曾布、林希和蒋之奇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这场考试之所以能如此成功，其功劳首推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是北宋文化史上继范仲淹之后的一位人物。
有道是一代文宗出孤寒，和范仲淹一样，欧阳修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孤儿。母亲带着他投奔在随州任职的叔叔欧阳晔，他的母亲郑氏出生于大户人家，知书达礼。以荻画地，教以识字，是他的启蒙老师。
欧阳修自幼酷爱读书，常从随州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做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无以家贫子幼为念，此奇儿也！不唯起家以大吾门，他日必定名重当世。”10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得《昌黎先生文集》6卷，一下子就迷住了。手不释卷，跟唐朝的这位古文大家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过他此时恐怕不会想到他日后会成为当代韩愈。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范仲淹和欧阳修就是这样从苦寒环境中成长起来肩负历史重任的典型。那时的随州还很贫瘠，少有硕学名儒，欧阳修在随州的几次考试也很不理想。直到他离开随州才在科举道路上狂飙突进，并成为文坛的一匹黑马。天圣8年（1030年）的省试获得第1名的成绩，一时间名动京师。
然而他对当时的文风深表不满，当时最为流行的“太学体”以追求怪僻和新奇为目标。因此文章晦涩，断散拙鄙。欧阳修以改革文风为己任，希望通过科举来实现自己的愿望。
这一次科考，权同知贡举王珪、梅挚、韩绛和范镇都是与欧阳修志同道合的文坛名流，而点检试卷官梅尧臣更是欧阳修的亲密战友。梅尧臣是著名诗人，同时也是欧阳修文风改革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因此这次考试的考官在思想上达成共识，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文化革新运动就此展开。
有一个故事颇能说明这场考试对北宋文风的革新作用，当时有个太学生叫做“刘几”。他的文章最以怪崄著称，是标准的太学体。在当时的士子中很有模范作用，学习他文风的人不计其数。考试过后，欧阳修在阅卷的时候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这样几句话：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
欧阳修说，这个肯定是刘几。于是大笔一挥，很幽默地写道：秀才剌，试官刷。
剌是荒谬的意思，欧阳修还用红笔从头批到尾，张榜示人。后来一开封，果然是刘几。
过了几年，欧阳修又为考官，而刘几仍在考生之中。欧阳修说：“除恶务力，今必斥轻薄子，以除文章之害。”阅卷的时候，他又看到一篇文章论曰：“太上收精藏也，于冕旒之下”。欧阳修大笑，说你刘几真不走运，又撞到我手中了。但是拆封后，却是另一个举人。同时有一篇文章云：“故得静而延年，独高五帝之寿。动而有勇，形为四罪之诛”。欧阳修对此赞赏不已，定为第1名。唱名的时候，才知道他叫“刘煇”。后来有人告诉欧阳修，刘煇其实就是刘几，只是改了名而已。欧阳修听了，愕然久之。
不过很明显看出，“太学体”的风云人物已经不仅是改头换面，而且是彻底地洗心革面，在新文风指引下阔步前进。要知道当时阅卷结果出来之后，士子们一看好多新面孔出现，而那些平时以太学体闻名的都落榜了。一时间还群情汹汹，欧阳修遭到痛诋。但是欧阳修决心坚定，不为所动，最终使得文风大变。
此次科举考试最大的收获是苏轼、曾巩和程颢等真正有大才的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其中苏轼的经历最为惊艳。
当时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写了600余字，比今天的高考作文还要短。但是说理透彻，结构严谨，平易晓畅。通过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
梅尧臣最先读到这篇文章，拍案叫绝，大为赞赏，立刻将文章呈给欧阳修看。欧阳修读罢，又惊又喜。喜的是得了一篇好文章，惊的是其中所用的典故自己以前从来没见过。原来文中有这么几句：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他问梅尧臣可曾知道这几句的出处，梅尧臣不知。又问其他几位考官，也都说不知。他感叹道：“此郎必有所据，更恨吾辈不能记耳。”他想把这篇文章评为第1。可转念一想，这篇文章极有可能出自自己的门生曾巩之手。要是评为第1，恐怕有人说闲话。何况这个典故来历不明，被人抓住可不好说，于是就将这篇文章列为第2。
直到发榜那天，才知道这篇文章是出自苏轼之手。发榜之后按照惯例，苏轼去拜访欧阳修，欧阳修迫不及待地问他这两句的出处。苏轼说出自《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阳修事后忙着翻检查找，竟没有找到。
改日遇到苏轼，又说，你说的《三国志？孔融传》里没有啊？苏轼说，袁绍被曹操所灭，袁绍的儿子袁熙有一个漂亮老婆，曹操将她送给了自己的儿子曹丕。这个事情发生后，孔融对曹操说：“当年周武王伐纣获胜后，将商纣王的宠妾美女妲己赐给了周公。”曹操非常惊讶地问孔融：“哪本经书里有这样的记载？”孔融说：“按照今天发生的事情，我想周武王和周公应该是这样做的。”苏轼接着对欧阳修说，尧帝与皋陶“三杀之三宥之”的故事，“某亦意其如此”，我也认为应该如此啊。
欧阳修退而大惊，说道：“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学必独步天下。”
这个故事堪称北宋文坛的第一美谈，苏轼的才华横溢和风采不凡让人惊叹。而欧阳修展现出他不耻下问并慧眼独具的宗师形象，也令后人神往。
通过这一次贡举，欧阳修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这是他人生中最为成功的一笔。他也被当时的士子誉为“当世韩愈”，苏轼在文章中赞颂他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佑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
2. 我以著书为职业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历史学家，一个姓司马；另一个也姓司马。
司马光给人的印象从来都是一副老成的模样，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家喻户晓，反映出小时候的司马光沉着冷静的性格。
据说司马光一辈子就撒过一次谎，那是在他五六岁的时候玩青胡桃。他的姐姐想帮他把皮去掉，可是怎么弄也没成功。姐姐离开之后，来了个女婢，她用热水泡了泡皮就脱掉了。他姐回来问谁把皮弄掉的，他说是自己。正好他爸看见了，非常严厉地训斥道：“你小子怎么信口胡说啊？”
这件事情应该给他的印象挺深的，后来他做事总是稳稳当当的。说话也是很靠谱，没有任何鬼点子，古板得令人惊奇。
他似乎天生就要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在他7岁的时候，凛然如成人。听到人讲《左氏春秋》，非常喜欢。回来就跟家人讲书中大旨，已经是了如指掌。从此以后，他就手不释卷，不知饥渴寒暑。
世人皆知，司马光一生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反对王安石和编纂《资治通鉴》。在仁宗年间，他和王安石，还有韩维及吕公著相得甚欢，被称为“嘉祐四友”。不过后来，到了神宗时代，两个人就成了死对头。
王安石在政治上是属于改革派，司马光是自信不疑的保守派。王安石说祖宗不足法，司马光说先王之法不可变。王安石掌权之后推行新法，司马光极力反对，王安石就把他赶到洛阳去了。
司马光就到了洛阳之后，就把主要精力放在编纂《资治通鉴》上。早在英宗治平3年（1066年）的时候，这部大书的编纂就已经开始了，他的目的是为皇帝编教科书。当时成立了书局，设在崇文院，就是当时的国家图书馆。
司马光是主编，他的主要助手是刘攽、刘恕和范祖禹，他的儿子司马康也帮了很多忙。神宗熙宁4年（1071年），司马光到了洛阳。在洛阳的这段时间他没有政事烦忧，一心一意地编书。他在给好朋友邵雍的诗中写道：我以著书为职业，为君偷遐上高楼。
编纂这样一部书的工程量有多大呢？有人在洛阳看到了这部书的草稿，堆满了整整两间屋子。这还不是最值得让人惊讶的，最让人吃惊的是翻阅这些稿子，竟然没有一个字是潦草的。
苏轼曾经称司马光为“司马牛”，因为他有一副牛脾气。老实人认死理，一条路走到黑。编书这样的事情就得需要牛一样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司马光俯首甘为编书的老黄牛，一干就是19年。
司马光在编书的时候，也没有完全忘记反对王安石。他上书论新法的害处，搞得朝中那些新法派十分不高兴。王安石当时把那些大好人都赶到别处去了，用的人鱼龙混杂，其中就有人想再整司马光一把。
但是司马光是个老实人，人品出奇得好，要挑点毛病还真不容易。于是恶意中伤，说书迟迟不能编好，是因为编书的那些人贪图皇家的笔墨和皇上所赐的慰问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