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毫不起眼的破烂古书，居然让一个尉官一夜成名，这使在印度旁遮普邦当学监并任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的斯坦因心急如焚。几年后，因为斯文·赫定在中国和阗的发现使19世纪末的欧洲再一次受到震惊，这尤使斯坦因如坐针毡。在世界的目光聚集于中国新疆南方时，英属印度驻喀什噶尔的领事马嘎特尼和沙俄驻喀什噶尔的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以及英国军官扬·哈斯本（即荣赫鹏——英军侵犯西藏的主谋之一），频频向欧洲散布在塔里木地区不断发现古代文物文书和大规模的古代遗址的信息。
一时间，从地中海沿岸到圣彼得堡，从英伦三岛至俄国的奥什车站，那些野心勃勃的欧洲年轻人，都将新疆南方看成是“蜜与流奶”之地。
且慢！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叙述这些情景，是准备让伊斯拉姆·阿洪的出场，有一个深刻的背景和一阵响亮的锣鼓声。此后，伴随着这种前戏走上前台来的，即是那些手拿金币、满脸欲望的探险家和收藏家。可以说，伊斯拉姆·阿洪不得不进入这个珍贵的角色。一个寂寂无名的江湖巫师，从此在斯坦因的著作中站到了“不朽”的行列中。这是一种幸运，抑或是一种逼真的讽刺？
我使用了一个小说家的特权，试图探究其中的奥秘。
当时，新疆南方的富庶和印刷业的先进水平，无疑为伊斯拉姆·阿洪的伪造工作提供了一切物质条件。漫长的日照和干烈的气候，使植物的纤维变得柔软有力，用它制成的纸张如丝绸般光滑。况且，在19世纪末期，中亚细亚的木版印刷业中，尤以喀什噶尔地区为最高。在席卷了中国南方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北京的清廷忙于修养生息，一场变法与守旧的冲突即将拉开血腥的帷幕，而处于天高皇帝远的喀什噶尔一带，伊斯拉姆·阿洪的心理秩序必然宽松任性。他天才般地预见到了这个庞大的市场，并积极投入到自己秘密建立的坊间，源源不断地为欧洲的购宝者生产出一批又一批的所谓古代文书。
这些仿真的赝品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到了欧洲一些博物馆、图书馆的书架上，也有一些摆在了专家学者们的案头，让他们皓首穷经，缘木求鱼，纷纷把自己的一生给毁了。
在这一带有喜剧色彩的欺诈中，不能不提到几个人的推波助澜。
首当其冲的是德国裔的东方学家霍恩勒博士。他因为此前成功地识读出了《鲍尔古本》而声名大振，无可辩驳地成了19世纪末中亚细亚古文字的首席研究家和发言人。正是此人对伊斯拉姆·阿洪制作的那些赝品的无保留的夸奖与肯定，才使后者的产品贴上了“免检”的标签。他的糊涂害了自己同胞的钱财，也使自己昏聩不堪、名誉受损。
另一个人，则是英国驻喀什噶尔的领事马嘎特尼先生（他有一半的中国血统，汉名马继业），在长达28年的驻外生涯中，他一直尴尬地留守在喀什噶尔（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地方——斯文·赫定语）这个职位上。在打理外交之余，他常常花很多的时间来收购民间散失的一些文物，寄给加尔格答或英国的一些研究学会。不可避免地，他和伊斯拉姆·阿洪的某些赝品遭遇在了一起。他成了这个伪造者一个忠实的传声筒和某种意义上的“保护伞”，而伊斯拉姆·阿洪则使他成为了所有购宝者中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他收集的文物不仅数量最多，品相和质量也看起来最高。按霍恩勒博士的要求，每件文物一定要说明来源和出土的地点，而这项工作被马嘎特尼一劳永逸地代替了。他独自杜撰了大量的细节，给这些赝品虚构了庄严的出身与高贵的门第。
有时候，文化就是披着政治的外衣畅行于世的。
粗粗算来，这个庞大而系统的伪造工程，制造出了多少可歌可泣的垃圾啊——在持续10年的时间内，每个到喀什噶尔附近寻宝的人，都掉进了伊斯拉姆·阿洪的圈套里，他的作品几乎遍布于印度和欧洲所有主要的博物馆和图书馆。伊斯拉姆·阿洪获取了大量的金钱，甚至可以说，他是中亚细亚最成功的商人和最有头有脸的巴依老爷了。
但是，只有一个人开始生疑。
他叫斯坦因。
他的野心使其保持着超常的警醒和分外眼红的嫉妒感。他想做那个“皇帝的新衣”前毫无顾忌的孩子，他想大声喊出——
在《沙埋和阗废墟记》中，这个志满意得的博士如剥茧抽丝般地将伊斯拉姆·阿洪的伪造生涯翻了个底儿朝天。在后者的声誉日益坍塌下去并落花流水的时候，是博士先生逐渐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垒砌到了高峰的一刻。他是一个荣誉的泥水匠。——好在，伊斯拉姆·阿洪迅速招供了自己的一切，至少在斯坦因的著作中是如此。不错，将这些片段的蛛丝马迹予以清理，就可以整理出一篇相当精彩的对话。
在以新疆喀什噶尔为坐标的几篇虚构小说中，我试图这样做了，我打算用这样的对话给人物以丰富的血肉和想象的余地。我的小说依次是《篡改》、《秦尼巴克》、《1898年喀什噶尔大事记》、《伪造者》和《伊帕尔汗》（已陆续刊发于《十月》2001年1期、《红岩》2001年3期、《长城》2002年4期、《长城》2003年3期和《西部》2012年10期上）。
斯坦因以一种洋洋自得的口气写道：
“……，核对了保存在喀什噶尔的记录，以及许多单个证明人的证词，在很多重要情节上，证明伊斯拉姆·阿洪以后的证词是完全诚实的。他具有非凡的记忆力，从霍恩勒博士报告中许多附印的照片图版上，他很快就认出了自己生产的用“无名文字”刻印的版本样品……”
据此，可以窥见伊斯拉姆·阿洪伪造生涯的每一个阶段了。
1895年，当伊斯拉姆·阿洪第一次生产出这种“古书”时，他就顺利地出售出去了。那本作为“试销”的书，据说是摹仿了从丹丹乌力克出土的真正“手抄本”散页上的草书婆罗米字体。——这个天才的伪造者，这个充满了想象与激情的混蛋，这个天真的文盲集团的首领，在最初的阶段制造出的赝品精致巧妙。虽然他们自己连那些神秘的文字也一无所知，可他们却成功地欺骗了欧洲的学者和专家们。于是，第一次的喜悦和滚滚而来的金钱，深深地鼓舞了他们，但这样手工抄写的效率并不能让他们满足，他们开始进入了流水线一般的大规模的伪造工业中。
这，就是木版印刷术。
据斯坦因经过对版本的分析发现，这些随心所欲创立出的文字，在一个时期内的大英博物馆中，至少有12种不同的版本之多。伊斯拉姆·阿洪达到了他事业的辉煌顶峰。虽然在他的产品中漏洞百出，比如那些伪造品在形式上千篇一律、字体显出很大的差异，而且在字的大小、笔划粗细上也有层出不穷的破绽，但欧洲人在狂喜之下简直忽略不计。
悲催的是，这为他最后的暴露埋下了伏笔。
当然，斯坦因在得意之时，还不忘讥讽一番他的偶像和以前极尽勇气追随模仿的先行者斯文·赫定。他在同一本书中写道：“刊印在斯文·赫定博士的德文版著作《穿越亚洲》上的‘古代和阗手写文书’，可以说是（伊斯拉姆·阿洪）这个工厂晚期比较粗糙的产品。”——而此前，斯坦因却像怀里揣着《圣经》一般，是揣着斯文·赫定的著作进入了新疆南方的。这时候，他可能已经预感到，自己终于可以和斯文·赫定比肩而立了。
斯坦因终于取得了一份“被告已供认不讳”的证词。他夸张地说：
“……我得知并可告诉欧洲的学者们，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并没有使用东方式的拷问方式。这一点确实令人高兴。”但刚刚开始时却不是这样，开始时，斯坦因说：“……漫长的两天，我感觉到似乎是呼吸着印度审判厅的空气。”
伊斯拉姆·阿洪以一种很坦率的方式，彻底说出了自己所有的秘密。
他津津有味地讲述了为给欧洲的那些探险家和收藏家们，提供源源不断的“手写文书”或“刻版印刷”的需要而伪造仿古纸张的全过程，以及看起来像是旧纸的方法。伊斯拉姆·阿洪说：“……用胡杨树胶把生产好的纸张染成黄色或淡褐色，树胶溶解在水里，便可成为染色液，……当染过色的纸张写上或印上文字后，再将之挂在壁炉上方使之烟熏成特有的古纸色泽。当然，这种熏制法偶而不慎也会熏焦或烧坏，带着这种明显痕迹的一些‘古书’曾运送到加尔格答。……稍后，我们就把这些书页装订成册。后期的大多数产品，采用的是仿欧洲式的装订方法，但很粗糙而不恰当（往往使用铜钉或纸捻），这当然会使人有理由对它的真实性产生严重的怀疑。最后，已经制成的文稿或书本，要在纸页之间再撒上细沙土，使它们装扮成好像长期埋藏过的样子。”
斯坦因补缀道：“我清楚地记得，1898年春天，在检查克什米尔一位收藏家的这种赝品之前，曾不得不使用衣服刷子。”
为了继续给自己的智慧方面增添新的证据，斯坦因以一种自夸的口吻说：“……根据我沙漠考察所获的成果，即使伊斯拉姆·阿洪拒不坦白，已足以处置至今所知的所有赝品。我从丹丹乌力克和安迪尔发掘出的古代文物以及根据由沙漠中所获得的普遍经验，使我很容易辩别出真品与伊斯拉姆·阿洪制造的赝品，这就揭穿了古代遗址曾向他提供文物的无稽谎言。”——在这里，伊斯拉姆·阿洪伪造集团的知识缺憾成了他们致命的毛病。他们太随心所欲了。他们照猫画虎的涂鸦方式，并未能掩盖自己文盲出身的底层命运。况且，喀什噶尔当地中国政府的按办大臣潘效苏的那一套刑具，也在冥冥之中散发出森严的冷气，因为他们差一点儿破坏了“外交关系”。
有时候，叙述会走上歧途。
在这些蛛丝马迹中，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即斯坦因博士在这件事上的贪功之嫌。
因为，最早开始怀疑伊斯拉姆·阿洪产品真实性的，是一个长期在喀什噶尔面壁布道的传教士亨得·里克。此君在中亚细亚留驻经年，在风起云涌的“淘书热”中也开始操持此道，并频频和远在印度的霍恩勒博士书信往来，探讨一些有关信仰和宗教方面的心得体会，也对霍恩勒博士佩服有加。他对自己的祖国贡献不薄，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国家民族博物馆中，就陈列着他搜集的大批赝品，可那时，传教士并不知道赝品的存在。
有一次，伊斯拉姆·阿洪上门来推销三册由木版印刷的古书，他还编造了一个奇异的发现经过，说是从一棵枯树的树洞里掏出来的。而在当地，的确有将一些神圣物品藏在树洞中的习俗。——正当他们讨价还价的时候，亨得·里克的一个土著仆人进了屋子。
他是一个知情人。
这个土著仆人的一个朋友恰好是伊斯拉姆·阿洪之子。仆人曾问他父亲是如何获得那么多的古书时，毫无城府的阿洪之子答曰：“……那些印本，是我父亲找一个印染（蜡染）棉布、丝绸的工匠，像制印模一样用核桃木刻成木版，然后印制出来的。那些字码是我父亲亲自写在刨平的木版上的。”
亨得·里克迅速给霍恩勒博士写了信，道出了这其中的真相。
但是，霍恩勒博士毫不犹豫地在自己的报告中，驳斥了传教士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他的最高裁定，遂使伊斯拉姆·阿洪得到了一个知音、一次广而告之的宣传。他的地下流水线遂开足马力，为自己送来了唾手可得的大量财富。话说至此，也可以看见知识有时候是多么率性和摇头晃脑。知识扇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
伊斯拉姆·阿洪从来就没有过携巨款自首的念头，从来没有。
可他怎么能“供认不讳”呢？
这是一个至今也难以解开的谜，须要再次问问斯坦因博士！
附：本文参考书目
《沙埋和阗废墟记》，斯坦因著，殷晴、剧世华、张南等译，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
《外交官夫人的回忆》，凯瑟琳·马嘎特尼著，王卫平译，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荒漠独行》，杨镰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