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炼
三十四年前，一个人远离亲人在基层工作，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需要自己照顾，工作需要自己开展外，没有电灯没有电视没有电话，最难受的就是对亲人的思念和缺乏亲人的消息。班车十天才一趟，还不是趟趟都有亲人的来信。班车一来，一群年轻人就围到邮电所发信拿信。那时候有朋友、亲戚来信和信的多少，公社机关里的年轻人都知道，都羡慕那些有很多来信的人。来信如来人。
打个电话是很奢侈的事。
你要到邮电所去，填个单子登记完，你就等去吧。电话先由公社要到旗里，再由旗里要到父母所在地腰坝公社，再由腰坝公社邮电所要到队上。大队上没有安装电话的，就由邮电所的人托熟人往队上带口信，让接电话的人设法来到公社，再联系对方。一个电话少则数小时，多则半天、一天，甚至好几天才能接通。
说电话奢侈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电话费贵。挣三十多块钱工资的时候，电话费就好几毛，感觉没说上几句就上块了。我那时有稿费，一篇稿子最少的稿费是八毛，每个月也有好几块，最多的时候收到过十二块，差不多是我工资的三分之一。我的信不是最多，可我的稿费汇款单是全公社最多的，所以，我受人羡慕，我敢打电话。电话费多的时候，就先记帐，稿费来了再顶扣。所以邮电所的人喜欢我去打电话。我和别人不同的是，登记完后，我可以回卫生院上班，接通了他们来叫我。当然，卫生院和邮电所还是有一定距离的。现在想起，真是难为他们了。真怀念那时的服务态度。
和牧区公社不同的是，腰坝卫生院居然有一个被院长锁得严严实实的黑色摇把子电话，最大的区别就是要完电话不用再在邮电所傻等了，因为等的时间长了有病人来找不到你，你就得请假，这也是和牧区卫生院明显不同的地方。你说，为打个电话请假扣工资是不是不划算。
我那时是住院部主任。有一次来了一位农场的产妇，预产期过了几天了也没个动静，妇产科大夫刚出门到外地学习，产妇就有了宫缩。家里没钱上旗里住院，我们就给她请旗里的妇产科医生。电话登记后，我们就守在怪怪的黑色摇把子电话旁。产妇的宫缩越来越紧，要旗医院的电话就是接不通。十几分钟催问一次邮电所，大概那天邮电所里忙或是工作人员心情不好，还没催问几次就发了毛，把我们呛得谁也不敢再催，到了下班电话也没接通。可巧卫生院来了一辆到一个职工家探亲的车，就请求人家迅速把产妇拉到旗里了。否则咋办？
到木仁高勒卫生院上班后，先是花三百块钱给卫生院安装了一部电话，当然，依然是黑色摇把子的，除为了请大夫叫救护车方便外，主要是为了和旗里的卫生局和有关单位联系。有一次有急事，上午十点多向邮电所要了电话，到下班也没要通。中午，我饭也没吃到邮电所里等，还是没通。下午又继续等，等得眼睛快出了血，把黑色的电话机瞪成了红色，电话就是不通。木仁高勒是阿左旗最近的苏木，那时的里程是二十三公里，打个电话都这么费劲。
后来有了程控电话，初装费几乎是一年的工资，夫妻俩商量了好几天，终于咬牙装了一部。虽然费用很贵，可确实方便了许多，打出打进就在家里。那时我们住在楼上，我们确实见识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理想”生活，着实开心了一段日子。
之后，“电话”一词是怎样深入人们生活的，此不赘言。我要说的是到了新千年，应朋友之约到距巴彦浩特270公里的乌力吉为一部专题片写解说词去采访。手机没有信号，到养护工区打固定电话，又发现了黑色摇把子电话。这里的人工长途电话先要通到300公里外的阿右旗，在经600多公里通到巴彦浩特。近千公里的通话距离，接通一次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个到了新千年还不通程控电话的边防养护队，很是让我难忘。
北京大学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讲他自己的一个经历时说，八十年代初，他考大学时背过一篇英语课文，大意是说，再过一百年，人们打电话就可以在室外边行边打。到他大学刚毕业，梦想就变成了现实，就有了大哥大。一百年变成了四年。
现在，固定电话成了过去，没手机的人成了少数，有几部的人也不在少数，许多人拥有几个号，把个信息产业火得。手机在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通讯需求时，开始有了噪音，有了公众场合烦躁的彩铃，有了公共场所喧哗的接听，有了影响健康的辐射问题，有了服务质量的大量投诉，有了防不胜防的“套餐”，有了一言难尽的短信，有了影响工作、生活、学习、健康的微信，有了人类通讯文明的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