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已届中年，他明白自己的处境艰厄，妻和孩子像枷锁似的缚住了他。他想解除枷锁，妻向他索取大量赡养费，他拿不出；如果坚持离婚，妻会和他闹到学校，闹到法庭；社会与舆论压力大，旧中国的法律不可能予以合理解决；最后势必闹得自己身败名裂，还要连累画家。那么，难道他就只有守着妻子，放弃画家吗？不行！他爱画家，他需要一个志同道合、志趣相投的伴侣。因此，他踌躇再三，终于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将所有的财物留给妻、子，急急匆匆悄悄地跟踪画家而去。
教授和画家又重逢了，他们又陶醉在诗一般、梦一般的爱情中，他们又摆脱了现实的磨难。但是好景不长，不到一个月的光景，教授的妻、子就找上来了。可以设想，由于教授乃知名人士，找到他是很容易的。这一下教授又陷入现实的苦恼里了，他慌忙之中不假思索，立即买了两张飞机票，打算和画家一同逃避现实，开始他们海阔天空的旅行。
然而画家的头脑很冷静，她经过情感与理智，自私与道德的矛盾斗争，决定自己承担眼前的痛苦，成全他们的家庭。她就毫不犹豫地斩断情丝，又一次不辞而别。”
小说《落叶无限愁》中，赵清阁还提到，“灿”没有勇气和“教授”“逃到遥远遥远的地方”，也因为她担心“教授”不可能为了爱情而放弃家庭：“因为一个中年人的感情，本质是世故的，偶然的天真，不可能持久。”
在“小析”中，赵清阁把这层意思表述得更为清楚：“她认为教授的一些不现实的想法，只是暂时的天真，暂时的感情冲动；一旦理智苏醒，便会懊悔，这是中年人的性格特点。”
在上海分手时，老舍和赵清阁约定“各据一城，永不相见”，但后来老舍有机会赴美讲学，两人的关系又开始升温。身在异国他乡，老舍和妻子的关系也就名存实亡了，而倘若老舍能在国外定居，他和妻子的婚姻自然会无疾而终。于是老舍想留在国外从事著述，并找机会将赵清阁也接出去。牛汉在《自述》证实了这一点：“赵清阁向我展示老舍一九四八年从美国写给她的一封信（原件）：我在马尼拉买好房子，为了重逢，我们到那儿定居吧。”
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急切希望海外文化人能回到祖国的怀抱中。一次，阳翰笙找到赵清阁，请她动员老舍回国。老舍接到赵清阁的信后，不久就回国了。
后来，阳翰笙告诉赵清阁，动员老舍回国是周总理的指示：
“解放前夕，上海已是风声鹤唳，人心惶惶，翰老与茅盾、田汉等陆续去了香港。翰老不忘故旧，曾写信给我，暗示我上海解放在望，叫我迎候光明的到来，并要我敦促滞留在海外的老舍等文友准备回归祖国，参加振兴中华的大业。解放初期，老舍、冰心很快相继到了北京，受到周总理的热情欢迎。据翰老告诉我，敦促他们回国，也是周总理的指示。”
阳翰笙知道赵清阁和老舍关系特殊，所以才请赵出面斡旋。
解铃还须系铃人。老舍滞留国外，不过是想摆脱妻子，和赵清阁结为伴侣，既然赵清阁不愿离开祖国，老舍也就没有理由留恋异乡了。韩秀说：“老舍在美国是决心要离婚的，回来之后才明白绝无可能。”1948年初，老舍在美国推出《离婚》的英文版；同一时间，国内的赵清阁则计划将老舍的小说改编成剧本。她选择的作品正是《离婚》，这不是巧合，而是两人间的一个秘密约定。但他俩显然低估了现实的压力，也高估了双方的勇气。
回国后，新政府慷慨地将“人民艺术家”的桂冠戴在老舍头上，这样一来，他必须斩断对赵清阁的恋情。因为，一个领导器重、人民爱戴的艺术家是不能有“作风”问题的。
一位多年前的老留学生江先生感慨：“老舍对赵清阁的感情是真心的，在美国那几年想离婚娶她也是真心的，回国感受家庭压力他的悔痛更是真心的！”
不过，老舍的反悔给赵清阁带来锥心之痛。她后来的终生未婚与这一次的受伤不无关联。洪升女儿洪钤是赵清阁的忘年交，她在悼念赵清阁的文章里道破了这一点：
“真正影响了赵清阁阿姨对异性感情态度的，大概是发生在抗战胜利之后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这段时间里。那是因为赵阿姨对‘许诺’的相信和事实的相反，让她强烈地感觉到自己被欺骗了。此后，她大概也很难再对异性产生感情信任。”
老舍和赵清阁五十年代通信时，老舍称呼赵清阁为“珊”，赵清阁称老舍为“克”，这特别的称呼是蕴涵着特别的酸楚。原来，“珊”和“克”是赵清阁根据英国小说家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改编的剧本《此恨绵绵》中的两位主人公苡姗和安克夫的简称。40年代和50年代，她和老舍在通信中常以此相互称呼。可见，这两个特别的称呼暗示着老舍和赵清阁的恋情只能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了。
回国后，老舍和赵清阁的联系并未中断。当时韩秀还是个十来岁的黄毛丫头，她充当了两人的秘密信使：“我传送信件时，都是在花丛中将来信递出去，回信便是夹在舒先生给我的大字小字中间，从未被发现。”
1959年，上海的电影制片厂逼迫赵清阁写一部歌颂三面红旗的剧本，不写就停发工资。没工资，赵清阁只能饿死。无奈之下，赵清阁写信给韩秀的外婆求助，外婆无力救助就吩咐韩秀将信送给老舍，于是，“这封来自上海的信，是我送到舒家，在与舒公公一块儿浇花的时候悄悄递给他的。”
老舍当即谎称韩秀的外婆生病，他必须去探病，随后和韩秀去了储蓄所，取出“悄悄存起来”的一笔800元的稿费，让韩秀的外婆汇给上海的赵清阁救急。韩秀说：“那笔钱，是我到邮局寄到上海去的。清阁姨撑过了那一段日子，没有写违心的剧本。”
老舍把钱送给韩秀外婆时，外婆还数落了老舍几句。
“外婆那天直呼他的名字，并且说，你骗了清阁，让她以为她能够有一个归宿，要不然她早就走了，也不会吃这些苦头。”韩秀也同意外婆的话：“我早就知道，清阁姨是为了舒先生才留在大陆的，否则，就她与林语堂等人的友谊，就她与国民政府的良好关系，她没有任何理由一定要留下。”
听了外婆的数落，老舍一言未发，面容哀戚。韩秀回忆说：“那是我所看到的舒先生最无助的一个画面。”
赵清阁1960年五十六周岁生日时，老舍手书题赠了一首他1942年前后写于重庆的旧体诗：
杜鹃峰下杜鹃啼，碧水东流月向西。
莫道花残春寂寞，隔宵新笋与檐齐。
1961年，赵清阁五十七周岁生日时，老舍题诗祝贺：“清流笛韵微添醉，翠阁花香勤著书。”
每过生日，都有诗相赠。可见，老舍对赵清阁的感情多么深沉绵长。
而赵清阁生前，一直将老舍的手迹悬挂在客厅，足见老舍以及她和老舍的那段情在她的生命中占据着怎样重要的位置。
虽然回国后，老舍和赵清阁的恋情转化成友情，但他的夫人胡絜青却未能忘怀他曾经的移情别恋。文革爆发后，胡絜青给丈夫写的一张大字报就揭露并批判了老舍和赵清阁的恋情。
韩秀透露，老舍不堪造反派的批判和毒打，流露出轻生念头时，夫人胡絜青竟没有劝慰和阻拦。
“1966年，我在山西。舒先生的死，先是外婆告诉我的。1967年初，我亡命新疆之前悄悄回北京看外婆。她告诉我，舒先生被文联整过之后，落到了街道造反派手里，被打得死去活来，据说是为了煤。街道上的人嫉妒舒家有上级特别照顾的无烟煤，所以下手特别狠。外婆说，舒先生将血衣和一封给周恩来的信交给胡絜青之后就出门了。外婆说，那是很明显的事情，但是胡并没有拉住他。”
与胡絜青的冷漠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赵清阁得知老舍死讯后，从此“晨昏一炷香，遥祭三十年”：“1983年到1986年，我们在北京三年，多次与清阁姨见面。她说，朋友们都没有告诉她舒先生的死讯，是造反派的人拿这个消息来消遣她，她才知道的。她说，她知道得很早，
从此晨昏一炷香纪念着舒先生。我相信，在中国，只有一个地方会三十年如一日，晨昏一炷香纪念着这个受尽委屈的人。”
作为旁观者，对老舍和赵清阁的恋情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委实很难。老舍为了婚姻，斩断了情丝；清阁因为爱情，错失了婚姻。一方面，婚姻光鲜的外衣包裹着的却是干枯的内核；另一方面，爱情艳丽的火苗又蹿出了道德的屏障。
对老舍来说，没有爱情的婚姻如同没有灯火的夜晚，一团漆黑；对赵清阁而言，没有结果的恋情，如同没有庄稼的原野，一片萧瑟。尽管老舍有难脱“枷锁”的苦衷，清阁有独守空闺的凄楚，但两人“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却那么炫目！
或许，美丽的感情，总显得不羁，总带有一丝异端的色彩。
陈思和教授说：“如果当人们意识到人类的感情世界比道德世界更崇高更重要时，像老舍跟清阁先生之间的事情，也就没有什么好遮蔽的了。”学者傅光明一语中的：“他们的感情是美好的，却也是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