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和部长们的创作
可能，在大歌舞成功地搬上舞台、银幕之后，在侧幕条上，在片头上，会出现若干个姓名。作为作者，那不过是一些代表，一种象征。我们可以怀疑，这象征和代表能反映几分事物的本质。因为确实，大歌舞的产生，是集体智慧的凝聚。从邓小平、胡耀邦同志，直至每一个演员，都参加了这一创作。他们都把各自涓流般的才智，汇入到一个大海之中，那每一排浪涛的震荡，都是一个集体力量的涌动。
胡启立同志说：我们中央书记处成立以来，是有成效的。我们决议了二十几件事，其中一项，就是这个大歌舞。
他指的是一九八二年十月四日的那一次讨论会。
……
五天之后，一份正式的通知下到了中宣部。
“现将中央书记处第六次会议有关《东方红》修改工作问题的决定事项通知如下：
“……
“四，讨论了《中国音乐舞蹈代表团访朝情况报告》和有关《东方红》修改工作的建议。书记处同意搞一部表现我党斗争历程的大型音乐舞蹈作品，内容可以从“五四”运动到党的十二大，但要重新创作。《东方红》中的有关内容可以吸收，但不要以《东方红》为基础修改，以免国内外议论什么保留了，什么删去了。名字可以叫《#39；中国革命之歌》，也可以研究一个更好的名字。作品搞出后，除在北京公演外，可以拍成电影在全国放映，不必到各地去演出，各地也不要搞类似的中型、小型的演出。
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一九八二年十月九日”
书记们与会时的民主和文件的高度集中构成了和谐的统一，因此，指示是极其中肯周到的。我们国家受“左”的思潮影响实在是严重的，常常有“大呼隆”、“一窝蜂”的习惯。每个省市都搞一个类似的大歌舞，那真有可能会“劳民伤财”。书记处办事是讲效率的，更有着务实的、细腻的工作作风。权衡利弊，体察民心，又果敢快捷，足见周总理之遗风。
为大歌舞取名的胡乔木同志，在一个月之后，就收到了一份《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框架结构设计草案》。这位我党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时间表是排得满而又满的，但他把秘书写给他的“某时开会”、“某时审定清样”、“某时去党校作报告”的备忘录划去了几行，留下一片真空，又交待秘书在这片真空中不要好心地干扰他。这以后，他戴起眼镜，把这份草案细细地仿佛是技师在品评茶叶和名酒的等级一读了一遍、两遍、三遍……
他调动起自己渊博的学识和强健的记忆，将那些说法、提法不准确，不科学之处画上了一条条杠子，然后用他隽秀的蝇头小楷，在字里行间逐条批注他开始了他的创作。
第一场第一段《灾难深重的人民》框架结构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说明：“黑暗的旧中国，地是黑沉沉的地，天是黑沉沉的天。灾难深重的人民啊，你身上带着沉重的锁链，头上压着三座大山。”他在最后一句的下方画一道细杠，接着这样写道：“三座大山包栝官僚资本主义，此专指国民党统治集团，现叙述由清末八国联军开始，则不便这样说。”一个停顿，一次思考，他似乎觉得这样还没有完全表达自己的意思，也不容易让创作者们完全领悟“又，是否由八国联军开始，亦值得考虑，这并不是一个划时期的事件，似仍以鸦片战争开始为宜。”
这段的结尾处，出现了这样一段内容提示天幕上可出现《天演论》、《大同书》等著作初版封面图象。当银幕映出十月革命的炮火和马克思、列宁形象时转入第二段。”他在那两本书名的下方又画了一杠，那学富五车的知识又使他站出来，表示不能苟同。“按：《天演论》是一本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书，《大同书》之出版，乃在民国以后(亦未出全)。故以此二书代表清末进步思想是不适当的。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章太炎《答康有为论革命书》和孙中山的某些代表性的著作，较此二书影响大得多。又，要表现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甚至在极细微处，他也绝不让有所疏漏。提到“南昌起义”的领袖人物出场顺序时，他写道：“按史实应为周、叶、贺、朱，”在讲到“秋收起义”时，他又示明：“在秋收起义前，可考虑表现八七会议，让瞿秋白出场。因全国的武装起义方针实际上是八七会议决定的。八一起义并未正式决定全国方针。”
他的真知灼见，在以后诸稿的框架结构中，大都得到了体现。新的方案新的文字中，自然要抹去他的这些批语。但，正如条欢腾奔跃着去灌溉庄稼的小河“我没有尽头，但又到处都是我的尽头，你去看那稻穗上的每一粒米、青菜的叶子、路边的花朵……”
这种集体性的创作，更大量的是体现在中宣部的领导身上，就是全体的创编人员，也忘记了他们已经几进中南海了。六次吧？或者是七次？邓力群、贺敬之等领导的看法、意见，加起来，也许已经有十万、十五万宇，抑或，已经等于一部长篇小说的篇幅了。一九八三年三月九日下午，大歌舞领导小组和全体编导人员二十人，浩浩荡荡开进中南海，在中宣部办公处的一间会议室里，面对着中宣部的邓力群、贺敬之同志，文化部朱穆之同志，总政治部华楠和总政文化部李瑛同志，开始了又一次汇报。这次的方法有点特别，分场的编导又当创作员、又当导演和演员，三者合一，逐段逐场进行了表演性叙述中宣部领导鼓励每个编导手舞足蹈、忘乎所以。
“说不出更多意见来，本子看了一遍，今天又听了大家的宣讲。”邓力群同志说道。从他脸上微挂的笑意来看，他还是满意的。“看与听后总的印象：比《东方红》有了新的面貌，有了创新。现在有些放心了。”他呼出一口气：“原来担心，搞来搞去是不是和《东方红》差不了多少，使观众感到何必多此一举。现在看来，不至于和《东方红》大同小异，不至于没有新的面貌、新的创造，这是我的印象。同志们这几个月花了功夫，我相信周巍峙同志说的，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搞，不舍比现在差，只会比现在更好。”
部长们都是懂行的，所以在那些意见里，不但有原则，还有具体的细节。
“比如北伐进军，可找到一些资料，但那个时候的摄影技术实在糟糕，人的动作是跳动的。与其选那些，就不如选解放后反映北伐的影片镜头，不然在这种舞台上给人一种滑稽的感觉。”这还是邓力群同志的声音，他在讲一个艺术辩证法，台上的严峻、热烈和紧张需要有和谐的搭配，而滑稽却要破坏这种和谐，“还有李大钊和孙中山并肩走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时那个镜头”
朱穆之同志立即插话说：“这里有个问题，听廖公说那个人不是李大钊，廖承志同志认识他，你们再认真查对一下。”
“我觉得比我想象的好，因为这是很难的，搞得确实有新意。”贺敬之同志说话了，“有些舞台形象、艺术处理给人印象很深。譬如说‘南湖’，栩栩如生的祥子，譬如‘北伐’提灯舞、渡江以及长征中的小号兵冻死，都有新意，形象也感人。……”
他本质还是个诗人，讲话里充满诗人的气质。渐渐地，他亢奋了，激动了，忘记了抽烟，嗓门也提高了八度，“还是要写东方红了以后曲折的经历，还是要写革命是共产党领导的，尽管犯了错误，犯了大错误，还是能够领导的。因此是前仆后继、红旗不倒。要讲历史的经验，还是红旗不倒，继续前进。现在不仅是红旗不倒，已经是在攀登了；不仅是百折不挠，已经登上泰山了。”他将他的右手一挥，夹住的烟头上的烟灰纷纷扬扬洒落到桌面上，仿佛那不是烟灰，而是已经成为灰烬的错误、挫折和困难。
创作人员都一下子记住了，贺敬之用高嗓门和强手势强调的，是音乐的主旋，是歌词的“诗眼”，是整个大歌舞的主题。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是谁呢，是谁？是谁写的词？是谁谱的曲？是谁编的舞？是谁画的景？采访者老喜好这样追问，而被采访者往往打奔儿，无所适从。最后，他可能会告知你两个以上的名字，或者，是这样一个回答：“是大伙儿吧！”
大伙儿集体，这个因“四人帮”时期的那种公式化创作染臭、蒙灰的名词，在今天《中国革命之歌》的创作中，经过了洗涤，重新焕发出光辉来了。
“如果要寻找最早提出建议的那个人，可以说是齐牧冬教授。”
我们在寻找着一个源头。
当序幕结束之际，两扇巨大的雕塑幕渐渐合拢了。青年们捧起鲜花，奉献在雕塑幕前，向为中国革命献身的烈士们致敬。那样沉重，那样庄严，那样肃穆，它是雨花台、天安门纪念碑雕塑的聚合吗？它是中国苦难历程和革命斗争史实的凝固吗？是谁想出了这样一个独到而新颖的点子，第一次在舞台上使用了这样别具一格的幕帷？
齐教授到苏联留过学。他到过柏林，参观过不少雕塑，他看到过在两旁大理石旗子中间，是雄伟庄严的苏联红军的塑像。在《东方红》中，朗诵者周围什么都没有，一束椭圆形的红光投射到两位朗诵者身上，似乎有那么一点点单调，因而他忽然想到，是不是可以将这些城市雕塑运用到舞台上来呢？做一道巨大的雕塑幕，作为场与场之间的衔接，让朗诵演员站在雕塑幕前叙述我们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历程。于是他在会上迸出了这一点灵感的火花，然而，也许连他都始料所不及，这星星之火点燃了一片熊熊大火。
这是个好点子，悼念周总理的时候，我去了天安门广场，看到纪念碑上的浮雕，当时我掉泪了。
哦，在列宁格勒周围，整整的一个大山坡，全是雕塑，残垣、断壁，都如战争后的情景。有母亲怀抱着婴儿的塑像，有英勇的红军战士与德寇肉搏的造型，还有永不熄灭的火炬，配以激昂的音乐、卫国战争时的歌曲，还有枪声炮声的效果，使人如亲临其境。那一对对的新婚夫妇，必得到那里去缅怀一番，才算完成他们的结婚仪式。
还有，我在国外看过《哈姆雷特》的演出，那王国大公城堡的铁钉子门，关上时发出了一声沉重的轰响，光那上面的钉子就有一米来厚，雕塑感很强。······
构思就这样在七嘴八舌的议论中呱呱坠地了。但构思还毕竟抽象，需要落实到设计图上，才能让领导们看出个所以然来。第一张图是钟林轩画的，第二张图是王复先的作品。第五稿画完了，又组织整个舞美设计小组集体攻关，刘和平同志、沈尧定同志都画了一稿，再由王复先同志摄众之长，去画第六稿。所以会有这样的反复，是捕捉不住雕塑幕的内容，最后还是用贺敬之同志说的“前仆后继，红旗不倒”作了主题，以天安门纪念碑上抒写的三个“永垂不朽”作了内涵。当时，王复先同志的爱人正在医院住院，两个孩子住在解放军艺术学院里没人照管，而他呢，为了寻找一块能够构思的清静之地，去到了西山八大处。一夜连着一夜，他把自己“禁闭”在斗室里，图纸和资料摊满了桌子、床铺和地上。那正是炎夏，他不敢开电扇，怕吹乱了资料，所以只得一个劲儿擦汗，那擦汗的左手和画图的右手同样忙碌，方便面、干面包成了他主要食品。黎明了，当眼中的血丝和东方的朝霞如他的创作涂成一种色调的时候，他顾不得淸理图纸资料，也顾不得打扫一下满地的橡皮灰、颜料色，就开始奔跑于三点之间，给孩子们买菜煮饭，到医院去陪护爱人。而他的那张图纸，也开始在领导小组中讨论，在邓力群、贺敬之、朱穆之、周巍峙同志手中传递。在大体肯定了他的设想，又指出了不少细节问题的基础之上，他开始画大的素描图。……
然而，这还只是工程的一半。
要把这图象落实到巨大的硬泡沫质的雕塑幕上，这些设计者们又都得找关系，托熟人。最后还是齐教授亲自出马，找到他任教的戏剧学院的一位叫张秉尧的讲师，由他请了两位帮手，开始付诸实施。这“苯板”是有毒的，三人干了五十多天，其中一位小赵的痰里就有血丝了。是不是有点轻微的苯中毒？还不得而知，但他们说：要不是为了大歌舞这样一个任务，其他活儿咱才不那么卖命呢！······
该是被采访者问问采访者了：“你说，象这样一个雕塑幕，他的作者究竟能确定是谁呢？”
大歌舞里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就是指挥家陈燮阳。他头顶“地中海”型，有着法国文豪伏尔泰的发式，戴一副金边眼镜，洋气的外表包裹着一颗地地道道的“中国心”。他今年才四十五岁，却已是上海交响乐团和中央乐团的常任指挥。这身兼二职，在我国的音乐界里，还是从他开的先例。他如今和指挥家严良堃、胡德风三足鼎立在大歌舞之中，被人称之为“中国的小泽征尔”。
外行们以为，音乐就是一个行当，其实那里面也有许多分门别类，诚如文学、艺术的称谓都是一种观念形态一样，有时也有“隔行如隔山”之感的。可这位指挥家，竟有一次“偶尔露峥嵘，他露出了让人吃惊的一手。
表现三中全会以后祖国新貌的一个段落叫做《春回大地》的，是由作曲家谷建芬同志写的曲子，她请了另一位同志代劳配器。那位作曲家因不通晓这一段的情况，有些地方配得不甚理想。排练时，独唱演员彭丽媛感觉难以发挥她的演唱特长，就苦着脸向管理乐队的崔维聪同志提出：“崔老师，我看别唱了吧，这歌子不适合我唱。”
这对于崔维聪来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时已经是一九八三年的十二月上旬，二十六日就要将这些段落搬上电视屏幕，而这之前，总还得给领导审查拍板的时间。要改配器，起码得三、四天时间；要换演员，还得有个重新熟练的过程。无论改动哪一头，都决不是一桩小事儿。
谁知陈燮阳在旁边插进了一杠子：“不要紧，今晚我帮你改一改，保证你明天下午继续排练。”
话儿说得有些过于轻松，象他指挥的勃拉姆斯D大调第二交响曲中的“不太慢的柔板”。
崔维聪以为他在说笑话。且不说修改作品，就是一个音符不变，单抄一抄总谱和若干张分谱，对于任何一位作曲家来说，也决非一日之功，何况这位不搞配器的指挥呢！
“老陈，你可包下来了！”崔维聪是一位军人，军人的潜台词也是明确的：军中无戏言，陈燮阳，你敢立军令状吗？
陈燮阳的回答改成了“有生气的快板”：“我只要说了，保证完成任务！”
下午五点开始，陈燮阳把自己关进总政招待所的卧室里了，连晚饭都没有吃，一直把自己憋了整整十二个小时。睡在外屋的崔维聪，在深夜醒来的时候，听到的是不断的咳嗽声和划火柴点烟的声音。
早上五点，那间房门终于打开了。和陈燮阳同时往外冲出来的还有那浓烈的烟雾。他摇了摇昏沉沉的头，对崔维聪说：“总谱出来了，分谱也大部分出来了，还有一个尾巴，我实在吃不消了，得睡一会儿。”
崔维聪走进去一看，桌上的总谱和分谱，果然誊写得整整齐齐，有的地方是把改动的部位用谱条抄清贴上去的，而那只烟灰缸，被二、三十个带过滤嘴的烟屁股武装起来，象一只正采取自卫手段的刺猬。
“好了好了，大功告成，把最后的尾巴交给我吧！”崔维聪已经不知道怎么感激好了。
更不知道怎么感激的是彭丽媛。
下午，排练继续进行，换上新分谱的演奏员们很快感觉到，这笔下生花的一改果然有不同凡响的效果，彭丽媛一试唱，也觉得顺多了。
排练结束，彭丽媛激动地握住了指挥家的手，一个劲地说：“谢谢陈老师！谢谢陈老师！”歌唱家原来并不全是利嘴，彭丽媛说得十分笨拙，而到无语之时，她竟哭了。
保住了演员，保住了作品，也保证了毛泽东同志九十诞辰的电视录象，其功可谓大矣。崔维聪提出是杏请示领导，给陈燮阳些补助，因为按音乐领域的“自由市场”牌价，抄一张谱一块钱，写一个配器要三十块钱。
领导同意给他补助三十块。
陈燮阳一口拒绝：“别，别，你要给我补助，我一个音符也不写！”
他拒绝了利，在那份谱纸上，也不曾留下名，因为他并不是这支曲子的作者。
有一首明清时代的爱情民歌，原词记不得了，大意是这样的：打碎了泥胎用水重和，再捏一个妹妹捏一个哥寄，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这后两句用来比喻《中国革命之歌》的创作是非常贴切的，在集体设计框架结构的基础上，个人设计，经过讨论，再投入排练汇报，根据领导意见修改以后，再投入排练，然后再反复讨论，反复排练。十几遍的反复，几十遍的修改，都是家常便饭，最后的成品，已不再象你，也不再象我，完全是一个集体智慧的升华。
有人开玩笑说：时乐濛同志就做过“先烈”，他的作品就被枪毙过多次。这位音乐作品组的组长，曾经是冼星海的学生，他在部队里的战斗经历可以构成一部长篇小说，解放不久，他就被总政治部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曲家”的称号。回忆《东方红》的创作过程，他常常不免激动，总理没有否定过他一首曲子，他写七首成七首，确乎是吉星高照。这一次，他主要任务是组织大家的创作，也曾写了两首曲子，一首是第一场第一段中的《望神州》，另一首是歌颂建党的《南湖船，党的摇篮》。可这次却有点多灾多难，变成了几改几否。他也有牢骚，大有《东方红》时代一去不返的感慨。但在讨论会上却表现得十分虚心，再尖锐的意见，他也照听不误，而且最后表态总是城惶诚恐的样子：“我改，我改，我再改一稿！”《望神州》的曲子成立之后，明明是大伙比较满意的，因为后来又邀请了外面十三位音乐家参加作曲，这首曲子又被外请的一位音乐家的曲子所代替了。他已近“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脾性也变得更为豁达、随和。有人在他面前为他鸣不平，他很显得认真的样子，向人家解释：“我们是舞见、乐见不同，不是政见不同，争论归争论，团结得维护。”他还说：“我不能撒气呀，我是个头头，还得做工作。”在这位“老好好”音乐组长的影响下，其他十二位作曲家都向他看齐，他们相互商量，相互修改，配合默契。这确乎有点儿怪，这些声名卓著的音乐家，大都是个性极强的人物，在本单位谁要改动他们一个音符，弄不好要骂娘的，而在大歌舞的集体创作中，他们竟成了具有极好修养的人了。
针对着这样一种现象，领导小组副组长乔羽同志在一九八四年春节以后的一次会议上指出：“现在我们领导小组要掌握一条，即使有的同志写了，被淘汰了，一首曲子也没有用上，我们也要记住他是功臣，和那些用了几首曲子的人一样。因为他探索了道路，后面的人是在总结了他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才得以提高的。正如科学实验，二百次失败，第二百〇一次成功了，这成功是溶化了前面的经验和教训才取得的。他一个字没有，一首曲子没有，仍然建立了历史功勋，因为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创作！”
“网络组织”中的人们
“网络组织”这一术语，来自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的文章中指出：“网络就是人们彼此交谈，共享思想、信息和资源。”“网络组织是社会行动的有力工具，有心改变世界的人从本地做起，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
宣传组副组长赵华、排演组组长田农、行政组组长马树铭，以及秘书史大里等人，自然不承认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个什么额外的“组织”。这些同志年龄差异很大，性格各别，工作性质又迥然不同，似乎什么联系都不会有，除了工作之间的联系。然而，在相处的日子长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些人从各自的工作领域出发，却是殊途同归。因为他们探讨的竟是同一个问题怎样使办事机构不至于官僚化？怎样把管理也转化为生产力，而不是生产力的阻力？他们在研究怎样变被动为主动？变消极等待为积极出击？怎样尽快地接收信息、反馈信息和提高工作效率？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使这一群管理人员之间，有了一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联系。在这一联系里，他们互相拦击困难，彼此分忧解惑又积极支援……如果把这叫做“网络组织”，他们自然是乐意接受的。
一个数字的比，有时候比十个事实还能说明问题。在创排《东方红》时，秘书组共有二十多人，现在只有史大里和曾庆淮两人，而在一九八二年九月之前，就只有史大里一人。《东方红》的行政组有二十多人，现在的行政组只有马树铭和徐贤根两人。《东方红》庞大的排演组有四十多人，如今的排演调度组，加组长田农才八个人。要说精简机构，这是一个最精简的机构；要说办事效率，这是一个效率高的管理班子。固然，《东方红》大歌舞有三千人马，今天只有一千二百余人。但如今的办事之难，有的也许超出过去的一倍，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每一个人要肩担五至十个人的工作量。
马树铭是相声演员马季的弟弟，他分管着食宿、车辆和其他杂七杂八的庞大事务。就拿调度车辆一项，就够他伤脑筋的了。车少人多，常常拨拉不开，尤其在节假日、休息的时间里，也正是司机们的休息时间，这时候要人出车，哪怕司机不皱眉、不推诿，马树铭自己也深感为难。
他对自己所在单位的一位老司机说：“师傅，我跟你学开车怎么样？”
这位师傅以为他开玩笑：“练练技术，开着玩，倒没啥，你没有驾驶执照，把车开上街，被交警扣了，闯了祸，谁能担这个责任？”
“没本儿不可以考一个吗？我学会了干正事儿。”他向师傅递过去一支过滤嘴烟，算作拜师学艺的见面礼了。
他没有哥哥的那一手幽默、能说会道的本事，却有自己的朴实、吃苦耐劳、埋头干活的长处。三个月，不但学会了开车，而且真的考到了那个在交通岗面前可以昂首而过的本本儿。这里得说明的是，所谓三个月，只是指完全属于他支配的休息、星期日的时间。
组长而降格成为司机，他具有了双重的身分和本领。于是，他用一个模范司机向上司请领任务的态度，对他唯一的组员说：“小徐，你觉得哪些时间里派车挺尴尬，司机不痛快，你就喊我去。”
这样的时间确实太多太多了，而他就是专在这样时机里开车的“司机”。
一次，排演场来电话，有几个海军歌舞团的演员排完戏以后给拉下了，要赶回海军大院里。而这时，正是晚上六点，司机已到食堂去吃饭。小徐撂下电话，准备到食堂里去找司机。老马拦住了他：“别别，让他们吃饭吧，我去！”他一瘸一拐地走下楼梯，开着面包车走了。他的脚有毛病，据说是脚气感染严重，连走路都困难，但，他愿意也果然比健康的人走得更快。
还有一次，他电话通知石祥要第二天一早赶到城里来开会，住在西山的石祥觉得那么早要赶几十里地有困难。马树铭说：“行，你只要说定了来，我明天派车去接你。”
第二天一大早，刚走到大门口准备候车的石祥便发现一辆大歌舞的车已经停在门外，他走上去打招呼，发现从司机座里走下来的正是马树铭他派了他自己。
一九八三年七月，正是炎炎盛夏，象过着大篷车生活的大歌舞指挥部，从华侨饭店到总政招待所，又从总政招待所搬至朝阳区委招待所，再到远东饭店，二返总政招待所，因总政招待所要接待开人大会议的代表，又把他们挤到了另外一个招待所里。在这里，编导、作曲、词作者也都象这炎热气候，进入了紧张火热的创作阶段。
但这个招待所，却经常停水，停电，甚至停饭，就是有饭菜，也不可口。有一次，编导孟兆祥买了一块也许是几天前的僵硬了的丝糕，他请服务员换一块，因为他胃不好。
“人家能吃，你为什么不能吃？”
“这糕太硬了，我的胃”
“硬在哪里？哪里硬啦？”食堂服务员拿起丝糕在盂导演手臂上搓了几下，有如粗糙水泥板一样的发糕在这位编导的皮肤上留下了几道白痕。
马树铭和史大里他们看不下去了，仿佛失职的不是食堂工作人员，而是他们自己。
开始，他们动议自己开伙，领导小组副组长魏风特别支持，还借来了一罐煤气。继而一想，又觉不妥，住在人家的招待所里，这样做无异是一种无声的抗议。于是，这个“网络组织”就办起了一个小卖部。他们买来了面包、方便面、罐头、啤酒……要是外出旅游，偶一为之，自然也觉新鲜。但一天三顿啃面包，喝啤酒，总觉得心里和胃里都不踏实。这，似乎还缺乏了一点什么。
史大里是电影导演史东山的女儿。在三十年代的大上海，由于史东山拒绝过江青要担任一部电影里的主角的要求，当时落在江青心里那颗仇恨的种子三十年后已长成了大树。加之史大里又不知“好歹”，在中央芭蕾舞团当演员时，看不惯江青和她亲信刘庆棠等人的法西斯专政，和彭德怀元帅一样，公然递上了份唱反调的万言书。这正好让江青在浩瀚的人潮中发现了她。于是，她和她的母亲，被当成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和“军统特务”，被整整劳改、关押了八年。这段磨难的生活改变了她的性格，使她变得特别善良，她见不得别人受苦，哪怕是一种很普通的苦。她提出要为大家烧一锅“罗宋汤”，或者叫“红菜汤”，这是她的拿手好戏，她向大家表示，决不比莫斯科餐厅的味道差。用“罗宋汤”配以面包，就成了正宗的西餐了。
她的热情换来的却是“冷淡”，“如果我们不按‘市价收买’那我们就绝食了。”这些创作人员都是“鬼精灵”，他们怕史大里不要钱，所以一致表示不吃“嗟来之食”。在这一致观点的坚持下，史大里只好订了“城下之盟”。
她第一天回家交给母亲华黛妮一份配料单，七十五岁的母亲十分支持，同意由她负责去甘家口自选市场买牛肉和煮牛肉。
第二天将近中午，史大里为自己留出了四十分钟时间，准备回家去调制“红菜汤”。她确实太忙碌了，正如人们称她为“撒切尔夫人”那样，到处有“国会议员”和“记者”在追踪她。她从四楼走到一楼，就碰到了四、五个要她办事的人，因此耽搁了她十五分钟。幸好，她和邵会计走到家里，牛肉已经熬烂了。由邵会计打下手，她马上煸洋葱，加西红柿酱。而另一头，马树铭派出的司机也将车准时停在了她家门前。她们小心翼翼地将两大锅“红菜汤”抬上汽车，嘱咐司机选了一条平坦的路缓缓行进，象一位母亲从医院里抱出来一个头胎的孩子，生怕一路上颠坏了他。所以，当这两大锅汤抬上招待所四搂时，竟没有洒出一点来以交付那一段“路费”。
创作人员们敲打着碗碟，兴高采烈地围拢来了。这里面有白发苍苍的老艺术家，也有人到中年秃了顶子、身子发胖了的词作者、指挥，他们象幼儿园守规矩的孩子，整整齐齐地排成了长列，等待着分汤仪式的开始。
锅盖揭开来了，一股诱人的香气顿时扑进大伙的鼻孔，大家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喔”地惊叫，闻到这味道，也就知道这两锅汤该有多鲜美了。
史大里全然不觉，在一片热腾腾的雾气里，有一副全神贯注的神态，她拿着一个大勺，十分公平合理地分给领餐者每人一碗汤。
白发的老者离去时向她深深鞠了一躬。
年长的女编导分到汤后连向她说了三声谢谢。
她还是保持着那副姿态，分着她的汤，象一位慷慨大度的维纳斯，一勺又一勺，平分给人们同等的爱。……
一九八四年三月，一片阴云笼罩了他们，使领导小组和所有的办公室人员愁眉不展。
马树铭的脚气又犯了，严重到他快要走不动路的程度。他到刘医生那里去看，却意外发现左脚中指上有一块黑斑。颇有经验的医生心里一沉，只说是要他赶快到大医院里去检查一下。
正巧，有两件事情缠得他脱不开身，一件是化妆联排后各个演出团体的补助报销，由于发票开得不合规定，马树铭得开车去北京的二十多家商店重开发票；另一件是由于军委首长的关心，给大歌舞的部分人员价拨一批军用大衣御寒。马树铭得一瘸一拐地将一捆捆大衣运到招待所，搬上搂。也许，正因为这个“忙”字，耽误了他的病，去医院一查，确定是皮肤黑色素瘤，据说，这是癌中之癌，如毒蛇类中的眼镜蛇，而旦已有扩散，医生表示对此不抱乐观。
他却一反常态，有了他哥哥马季的诙谐性格。他带着他爱人小蔡来大歌舞办住院证明，面对着默默不语、眼有悲愁的同事们，把自已眼睛釭肿的爱人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这是我的糟糠之妻。”他那“网络组织”的词事们扭过头去，不敢把泪掉在他面前。
他住院了，住在积水潭医院，他今年才四十多岁，还十分年轻，大歌舞中大量的行政事务，还等待他回来做呢！
人们都觉得空落落的，因为他留给大家一段工作和感情上的真空。……
他们做了大量的分内的工作，也做了几乎同等量的分外的服务性工作。但这还不是他们工作的全部，或者说不是他们工作精神的全部，甚至可以说还不是最重要的部分。那么，什么才算是他们的工作核心呢？
用一句不适当的比喻，叫做“位卑未敢忘忧国”，他们是极普通的工作人员，却经常在思考带全局性的问题，带决策和运筹方面的问题。中发1983（22）号文件下达了，公开了《中国革命之歌》的创作活动，而且提到将要在毛泽东同志诞生九十周年之际演出。这是一件大好事，创编人员和演员有了动力，也有了压力，工作是会上足发条的。但他们考虑到，这个文件还有不周密之处，大歌舞的工作也还有疏漏之处。占总人数30的军队文艺工作者已连续工作了五个月，而文件中却未提及，另外经费太少，已到了拮据的程度……他们觉得有必要向文化部反映这些闶题，前途光明，情况却不容乐观。于是，由史大里、田农、赵华等签署的反映情况的拫告向文化部发出了。他们直言不讳地在报告中讲到了文件上的疏忽；讲到了财政预算中的困难，大歌舞的继续进行必须要有经济保障；讲到了调整现有体制的问题，也讲到了如何探索和总结八十年代文艺队伍的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他们不怕冒犯“龙颜”，颇有康有为“公车上书”的气概，剀切陈述，直言不讳，这似乎不应该是他们管的范畴的事，但他们又觉得有一种责任，一种推力，追便他们说出一种似乎与他们身分不相称的话来。
一个念头使他们痛苦，使他们固执，也使他们振奋。在我们国家的一些机关、管理部门中，官僚主义和衙门作风相当严重，要打破这种作风，必须从我做起。所以，当一份报告递上去，可能要一个月、两个月，盖上四、五个图章才能回到他们手中的时候，史大里就决心人随报告走，进一个门缠住一位领导，讲事情的意义和紧迫感，逼着领导表态、盖章，一、两天内非有个明确答复不可。有时这些领导要下班了，要匆匆赶回家去吃饭了，当他们刚钻进小汽车的时候，史大里就一手抓住车门，把脑袋伸进去和这位领导谈话，五分钟、十分钟……一些老机关人员有些看不过去，说道：“你机关工作的经验太少了，怎么这样沉不住气？”
也许这“经验少”，这“沉不住气”，正是他们最核心最宝贵的那一点，正是他们的闪光之处。
这些人，是纯服务的工作人员，他们也会搞创作，但在大歌舞里，他们都不曾写下一个音符、一句歌词或编出过一段舞蹈，但又有谁能说，他们不是其中的作者呢？
讨论一场混声合唱
〔阴暗的夜空，乌云翻滚。在舞台的不同位置上，先后出现北京、武汉、巴黎、湖南等几个共产主义小组开展革命活动的造型。
〔音乐声起，天幕上现出烟雨朦胧的浙江嘉兴南湖。
〔寂静的夜晚，湖面上先后亮起几个光点，光点游动、汇拢，化作一个船形。
〔歌曲：《南湖的灯光》。
〔歌声中，渔家姑娘深情地仰望着船上的灯光，象在暗夜里看见了星光，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希望。
〔东方欲晓，曙光初照。在辉煌壮丽的《国际歌》乐曲中，游船化作只扬起巨大风帆的航船，缓缓移动、启航。
〔航船化去。火车、轮船和工厂的汽笛声齐鸣。舞台上正面由远及近拉出行进中的火车头，刘少奇在工人的簇拥下站立在车头······
以上是《中国革命之歌》框架结构及艺术构思的第四稿草案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段的提示。凝聚它，不知经过了多少人的集体智慧？多少议论、多少争吵、多少推翻了以后的修改和修改了以后的推翻。然而，它仍是长流之中的一个“定格”，在这“定格”之后，又进行过数不清多少次的修改讨论。
九八四年一月三十日，习仲勋、余秋里、杨得志等同志观看了第一次化妆联排，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二月二十日下午，在总政招待所一号楼四搂的第三会议室里，由乔羽同志主持，又开展了一次深入的讨论。这是在编导组、音乐组、文学组、舞美设计组七嘴八舌讨论基础上的综合，这综合仍然是七嘴八舌的。初听起来，象是混声合唱前头的自由练声阶段，显得有点杂乱无章，耐心听下去，才知内在的旋律感极为强烈。也许，正是这“自由练声”，我们更容易听出这支合唱队伍的“声乐素养”。
夏静寒（解放军艺术学院编导，该场执行导演）：让我来把大家的意见综合一下。
是以唱为主还是以舞为主？还是歌舞结合？原稿中过于队形化、一般化，但有意境，就是南湖里的荷叶浮动。前面四个马列主义小组，表演不够尽兴，一闪就过去了，还没有看清他们的脸。后面火车头要不要？为了要把女声独唱唱得动人，引起观众的共鸣，在转入这段“南湖”之前，还应当在前面加一个有气氛的铺垫，也就是说在风雨中要有个简短的合唱，歌词大意是一人民需要带路人，殷切盼望有人来领导他们翻身求解放，这是千百万人的心声与呼唤然后再进入这场戏，进入女声独唱。
李仲林（上海歌舞剧院编导，是《小刀会》、《凤鸣岐山》的编导之一）：我觉得现在这样表现建党，太简陋、太草率。用荷叶体现“出污泥而不染”这样一个意境，还可以更展开，变化得更丰富多样一些。荷叶飘浮荡漾，可以变化成莲船，一有动静，荷叶的队形一变，又将船覆盖了。等船重新起来的时候，荷叶又挺立起来，作为烘托。
（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同志打断了他的关于荷叶的“畅想曲”。她叫李克瑜，是中央芭蕾舞团的服装设计，曾设计过《天鹅湖》、《海侠》、《鱼美人》和《祥林嫂》而闻名于中外，这荷叶的设计，曾经是她的杰作。她是个艺术上的“刺儿头”，如果用一个美丽褒奖之词，也可以说是艺术宫殿里的“诤臣”，在再高的领导面前，也敢直抒自己的艺术见解，从不会轻易与人苟同。）
李克瑜：我过去非常支持用荷叶，觉得这是个创造，现在看下来，建党这么一个重大事件，用这样几片轻盈盈的荷叶来表现，行不行？我没有信心！用一个独唱来表达建党，曲子是写得好的，歌词也写得好，不过我一句也没听清！在《北伐号角》里，为了庆祝北伐胜利，满台是各式各样的灯。在《井冈山会师》中，满台又是那么多“杜鹃花”，我们的道具是那么多，整个舞台都要被道具淹没了。……
刘文金（中央民族歌舞团团长，作曲家，这段的独唱正是他作曲的。）：目前的表现形式是被我们音乐组所否定的，不管你加不加荷叶！前面和后面实，中段虚，风格不统一。过去我投过赞成票，现在再认识，觉得不可取。凡是会议，用纯舞蹈、纯音乐都不行，必须用声乐来解决。什么形式？我们倾向于不纯是女声独唱，而是女声领唱加女声齐唱。女声齐唱的抒情性不是独唱或重唱能够代替的。最后要混声进来，必须是饱满的、清楚的而又富于感染力的。
（这时，一位音响共鸣甚好的老者插进话来，他就是著名艺术家吴雪，“文化大革命”之初就被“四人帮”抓过一次“壮丁”。在大歌舞里，人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做“白色恐怖”，和被称为“红色风暴”的编导陈翘正好是对立统一。这两位在讨论中激动起来，都是手舞足蹈的，一位成了曹孟德，而另一位变成了关云长。）
吴雪：歌颂、歌颂，一动就是颂歌！这是刚建党嘛，是在宪兵特务的重重包围之下嘛，这才跑到南湖去开的这个会。三座大山压迫，军阀混战，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时候毛主席要走几十里路才能找到一本书，应当把背景和环境立在这样的境地才感人》，形象不一定很多，但要找准确。你想用一个渔家女划船，来段轻歌曼舞呀，这能正确表达我们建党的形象吗？她怎么知道船上在开党的会议？她怎么对党会有那个认识？那是在极秘密的情况下举行的，必须有历史的现实主义。在一个什么电影上，有这样一组镜头，大风呀！大雪呀！（他绘声绘色，开始表演，开始进入了角色，那脱口而出的不仅有台词，还有音响和效果。）茫茫雪路上有一个人走着，天寒地冻，漫漫风雪，他已经走了很久很久，终于找到了那间亮灯的暖屋。应该是那样一个意境，最后才应该是颂歌，使人高兴（他用戏剧动作狠狠地拍了几下胸口）。
赵华：吴老的意见应该重视，如果是风和日丽，那么这样的抒情可以。现在不是暴风雨已经过去，而是在暴风雨中，那么这种抒情就很不协调，很不和谐。
（一位理论家发言了，他就是领导小组成员叶林，他一反吴雪的激情，讲话显得颇有条理性，而且冷静。）
叶林：大家谈了许多，总言之实际是两点：一是用什么表现手段，二是用什么基调气氛。我倾向于音乐组的意见，应该以音乐为主来加以表现，历来用舞蹈来表现开会是难乎其难的。但舞台不能空，不能不用舞蹈，是以音乐为主舞蹈为辅的表现形式。基调是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风是不平静的风，船是不平静的船。表面平稳，掩不住内在的戏剧性的紧张。
（领导小组副组长侣朋同志把话接了过去，他是一位演说家，七、八岁时就妙语惊人，在陶行知办的学校里，还为他出过一本演讲集。）
侣朋：我们可以利用车台嘛！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有多少党员？五十多个吧！全拉上来，还有马列主义小组，这些人大部分是先驱者，他们分散在各地，所以不能象合唱队员那样列队、可以站成一组组画面，一组组造型，他们可以在台上直接唱党、颂党，两边还有合唱队员陪唱。不过那样歌词和音乐就得改了。……（他一边谈一边朝门外走去，准备去接一个电话，却突然被编导门文元的一句话拦在了屋内。）
门文元：我不同意侣朋同志的意见！那样又杂了，又实了。我们应当尽量寻找艺术形象开始是不平静的南湖，可以有一个渔家女，也可以有个老艄公带着一个小姑娘，在歌唱中化出一条大船，大船化掉，可以引出各阶层的人物上台，人往前走，音乐主题出现了，环境也可以从南湖跳出来，跳到全国。从人民的角度写，从广大劳动人民盼望有自己的政党写起
李克瑜：我同意门文元的意见，应该有确定的艺术形象，不要五花八门都有，象变幻魔术，耍杂技，那样不会有美感。
……
这里有最充分的民主，有充分的畅所欲言，最后甚至于拍桌子，僵持不下，造成极短暂的伤和气现象，但在水波平静之际，又都体会出对方的“肝火”全系好心，也便达到了新的和谐，艺术的和谐和团结的和谐。许多的统一和集中全是这样构成的，在最后的统一里，哪怕用亿万次的集成电路也很难分析出，每个人的意见在其中所占据的百分比，一切都溶化了、交织了、升华了，构成了一个全新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