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间，她刻苦学习，但无时不思念着潘赞化。当轮船靠岸，潘赞化一步跨进船舱，二人紧紧相拥。久别重逢，百感交集。
是什么力量让一个已婚女子，克服思念，完成学业的呢？又是什么力量让一个丈夫克服思念，一直放心并无私地支持妻子的学业呢？我想只能是爱情。九年的时光，彼此忠诚，心无旁骛，他静候佳音。相思如水，越流越长；爱情如酒，越陈越香。
她知道，祖国正在战火中，家庭也面临劫难中，自己能在异国安然学习，这是多大的幸运，她必须珍惜。而午夜梦回，还是难掩孤独，思念比夜长，失眠。到后来与丈夫消息隔断，她更是日夜牵挂，无数次地展开丈夫的来信，一遍遍地读着，无语泪流，心中默默祝福，期待回国的那一天……
曾经的苦难，卑微的出身，让她的理想高扬，决心活出自己的尊严。艺术，给潘玉良以理想，爱情，则给她无限的力量。爱情是她的后盾，更是她的力量源泉。在无边的思念和孤独中，她坚韧地学习，作画，坚定的爱情和美好的艺术，成为她精神上的最大支柱，有力地支撑她九年，最终学成归国，回到亲人面前，幸福的暖流让潘玉良又一次泪流满面……
回家两个月后，潘玉良在上海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名为“中国第一个女西画家画展”。展出她的作品200多张。人们慕名而来，轰动画坛。上海《申报》专题报道，刘海栗发来贺电。画展十分成功。
1932年，潘玉良举办第二次个人画展，游欧回国的刘海栗参加，肯定她的西画功底和表现技巧，给予高度评价。同时，他建议潘玉良不要丢掉中国画传统。潘玉良深受启发，从此游遍名山大川，向大自然学习，丰富生活，提高艺术修养。
1936年，潘玉良举办第五次画展。不想，她的一副油画《人力壮士》等到人为破坏，上面写上“妓女对嫖客的颂歌”，甚至有人称她是“婊子画家”，“出卖色相，沽名钓誉”等等，言论极具恶毒和侮辱。潘玉良迷茫了……
此时，潘赞化大夫人的到来，也让潘玉良受到排挤，经常找她麻烦，动辄“妓女出身”之类的言语刺激，又指桑骂槐：“现在喝了点洋墨水，就开始自拿大了。以为自己当了教授，就了不起吗？就可以同我平起平坐吗？……”
舆论的不利，家庭的纠纷，潘玉良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她背地里大哭一场，她不恨丈夫，只恨自己，恨自己的出身。
但她心里依然是倔强的。什么色相？那分明是艺术！什么妓女，我现在是画家！想不到，努力洗刷过去，还是洗不去；努力学习成就自己，还是不能如愿；努力和家人和好，还是不被尊重；努力融入祖国，可是祖国还是不容自己。我这么努力，还要我怎么样，才能活出自己的尊严？
过去洗刷不了了吗？这个家，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我还能待下去吗？人言可畏，做人好难。看来，这里不能容自己。不能让唾沫星子淹死人。还是离开去国，继续努力，一定要活出自己的尊严！未来总有一天，我要证明给你们看：我是真正的画家，我是真正脱离了低贱低俗的高贵的人！
而且丈夫那么爱自己，不能因此连累了一世清名的他。走吧。离开。留恋他，但为了他还得离开。
潘玉良踏上去巴黎的邮轮。一走就是40年，再没有踏上祖国的土地，也再没见到他的爱人。
忠守爱一生
潘玉良又回到了她熟悉的巴黎，这个艺术之都。它感激它，庆幸还有这么一片自由而艺术的净土，让她学习，也让她藏身。她的理想，她的孤独，她的思念，在这里都可得到安慰。所以，她喜欢巴黎。
在巴黎，她有时去大学作画，雕塑像，有时到郊外写生。活得自由自在，没有人冷眼相视，也没有可怕的流言。她在这里自由地作画，尽情地享受艺术，也无边地思念丈夫。
在这里，潘玉良艺术水平大涨，同时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和独立。
……
1938年，南京陷落，潘玉良与丈夫失去联系，牵挂万分。这时，有一个追求者向她示爱，她婉言谢绝，说：“赞化和我真诚相爱，我虽然和他隔着异国他乡，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还要回他的身边。”
她坚持“三不主义”：不入外国国籍，不恋爱，不和任何画商签定合同。多么有主见的女人。坚守初衷，不改其志。纵使孤独痛苦，也在心里供奉着她永远的神——她的丈夫潘赞化。
当时的潘赞化，积极地奔走呼号，积极抗日，抗战胜利后，他对政治失去兴趣，离开政界，辗转流寓到四川江津，到国立九中任教。在那里，他遇到穷困潦倒的陈独秀，不时探视接济他。
而在异国，潘玉良一直思念着他，时刻关注着中国形势。她的爱，遗落在远方，在中国。她虽然得不到当时中国的尊重和认可，但她明白，丈夫心里一直装着她，她永远感激他，此生自改姓潘那天起，就决定白首不相离，永远跟定他。纵使相离，此心也永远忠诚相守，永不言弃。
她眼里的丈夫，是爱人，更是恩人，恩同再生父母。她从小失怙，缺少父母之爱，出身低微，沦落风尘，为人玩物。但遇上了他，自己的人生从此不同，拥有了自由和爱情。虽然家庭有纷争，但她心里，潘家永远是自己的家。没有他就没有潘玉良，没有画家潘玉良。自己的一切都是丈夫带来的。所以，她就是丈夫的。
她眼里的丈夫，是第一个恋人也是唯一的爱人，他是最好的男人，任何时候都在她的心灵深处。她的爱如磐石，坚不可催，此生永不言变。
为了表示自己对丈夫的一片忠贞，潘玉良把一条嵌有她和丈夫合影的项链挂在胸前，一生没摘下来。以示她的对爱的忠诚，天涯咫尺，一生不变。
潘玉良一直坚守对丈夫的誓言：“我是属于你的，没有你就没有我。”在这里，我们看到她的情义，她的坚贞。出身虽低微，但她纯洁的心从未被浊世污染，正如她喜爱的荷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
这是她做人为艺术的信条，无论是为人，还是为艺术，她都在竭力追求着这种高洁和美丽。
画出我尊严
潘玉良的画作，如今已经成为藏家的抢手货，市场价格少则几百万元，多则上千万元。她的画好，以及她本人的传奇经历，让她的画价值倍增，成为市场的宠儿。她的油画《躺在沙发上的女人》以657.8万元的价格成交，她的油画《自画像》，以1021万元成交。
潘玉良的油画技术堪称一流，她吸收了印象派的光线技法，融入主观感受，用笔大胆、用色鲜艳，笔法自然干脆，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她的情绪，她的情感，她的艺术主张，在画里显露无遗。
潘玉良能做风景，人物、静物，也能做雕塑、版画，还有国画，显示出多方面的绘画才能。而且，驰把传统与写实，把近代印象派和现代画派相结合，把中国画风带入西洋画中，有一种中西结合之美，既有西洋画的洋气，又不失东方含蓄的情调。
看她的画，是一种享受。能够拥有她的一张画，是很多藏家的追求。而她从一个风尘女子成为世界级画家的传奇经历，也更引人关注，足够励志。
的确，潘玉良，她生动演绎一个艺术女神的诞生，让人们明白如何活出有尊严的人生。
潘玉良脱离苦海后，走的是一条艺术之路。而艺术之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走得通的。艺术之路，注定要吃苦受难。不仅痛苦，而且需要你与世俗保持一定的距离，坚持内心的纯粹和洁净。所以，这条路很难走。
艺术之路艰难但也很美，所以这条路上，追求者甚众，但成功者寥寥，成功的女艺术家更是凤毛麟角。便潘玉良成功了。
当然，她有艺术的天分，这个不能否认。她还很幸运，有丈夫的支持，能进入一流美院学习，得到大师级人物的支持鼓励，能逃避战火在国外自由地作画……但这些只是给了她基石，但主要是她的个人努力。
没有努力，她不能考上上海美专，那个当时最先进的美术学校；没有努力，她不能得到刘海栗等良师益友的支持；没有努力，她的丈夫也不会十多年支持她的艺术。因为她的努力，让大家对她的天分更有信心，相信她是未来的一流画家；因为她的努力，让她感动支持的力量，相信自己能成为未来的一流画家。
而她努力的源泉和动力，正是爱情和梦想。爱情和艺术梦想给她长足的力量，让她在这条路上坚持梦想，一往无前地追求，有热情和力量向前。这是她的信念，也是她的精神力量。有这个支撑，她才能摆脱学习的困苦，思念的孤独，流言秽语的攻击，保持毅力向前，努力洗清前尘，活出自我价值和尊严。
潘玉良何其聪明，她一生都在努力突破自己。被丈夫赎出，有学习机会时，她努力学习，提高自己，华丽转身；有人主动教她作画，她努力绘画，脱颖而出，考入美专，奠定事业基础；当有出国留学机会时，她及时抓住，一学九年；当受人诽谤，不被理解时，她毅然出走，不改其志，继续追求，最终成就了自己，也证明了自己。
这个过程，是她心灵的淬炼，也是她艺术提高的过程。传奇的经历，造就了传奇的艺术之路，造就了非凡的艺术作品。所以，潘玉良的成功是必然的。
……
当国内战火纷飞时，潘玉良的绘画水平与日提高；当国内一片乌烟瘴气，一片政治乱像时，潘玉良在海外获得盛名。
1950年，潘玉良在瑞士、意大利、希腊、比利时四国巡回举办历时9个多月的画展，大获成功，她因此获得一枚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的艺术圣诞奖章。
1958年8月，在巴黎多尔赛宫举办“中国画家潘玉良夫人美术作品展览会”，展出她的《张大千头像》、《矿工》、《王义胸像》、《中国女诗人》《塞纳河畔》《浴后》，大获成功，出版了特刊和画册。展会还没闭幕，潘玉良的作品都被订购一空。巴黎市政府购藏了16件，国家教育部，市立东方美术馆都有收藏。媒体大量报道，潘玉良成为享誉世界的女画家。
潘玉良成功了，她终于证明了自己，活出了自己的尊严。
项链表君心
潘玉良身在国外，但心里始终关注着祖国，时刻牵挂着丈夫及家人。
1950年，她在巴黎的《晚邮报》报上看到一则消息：
“中共重用艺术家，徐悲鸿任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刘海粟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他们的个人画展，由官方分别在北京，上海举办，盛况空前。”
潘玉良为老友高兴，自己也有些心动了。因为她的个人画展的成功举办，她被选为巴黎中国艺术学会会长。她希望有机会回到祖国。
潘玉良（中）在巴黎画室
不久，潘玉良来信，向她介绍了新中国情况，希望她早日回国。她十分激动，当下回信。
但由于画展，她一时不能回国。心想，等忙完这阵子。
但后来，丈夫的来信与日减少，信上的话也日益减少，三言两语，十分客气：
汇款收到了，家中还好
谢谢你支持
望善自保重
后来，干脆没了音信
……
潘玉良心里犯了嘀咕，感觉不妙，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否则，怎么不来信了呢？怎么话这么客气呢？一定是他有难言之隐……
一天，她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
中共清洗知识分子，艺术家刘海粟以右派罪名清洗。
潘玉良迷茫了，心寒了。原本回国的打算也不得不搁浅。
她不明白自己那一颗艺术热诚心的老校长刘海粟，怎么成了什么“右派”，什么是“右派”？他人多么好呀？为什么要打倒？……
潘玉良百思不得其解。她同时想到丈夫，忍不住给他写信，提了好些她不解的问题，但信寄出后，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很长时间，她才收到回信：
刘海栗是右派，右派即是敌人，你我均应与其划清敌我界限……你要回国，能在有生之年再见，当然是人生快事。不过虑及目前气温转冷，节令入冬不宜作长途旅行，况你乃年近六旬的老媪，息经得长途颠簸和受寒冷？还是待来春成行为好……
潘玉良明白丈夫的言外之意，政治气候转冷，还是不要多问，于是再不好提回国之事。为了丈夫，也为了自己。她心中长叹，不知何时能回到祖国，回到丈夫身边……
1964年，中法建交，潘玉良欢欣鼓舞，准备回国，但却得到潘赞化去世的消息。原来，潘赞化1940年返回安徽桐城老家后，无心政治，专心教育，办学堂，教书育人。1947年迁居安庆，解放后任安徽省文史馆馆员，1959年病逝于安庆，终年75岁。
怎么办？没了丈夫，孩子也不是自己的，还回去吗？一阵悲凉，作罢。之后，潘玉良本想见到潘赞化的家人，但由于十年动乱，又未能回国。
改革开放后，有关方面专程派人去看望潘玉良，向她报告喜讯：刘海粟已获得平反，回到南京艺术学院任院长。潘玉良欣慰一笑，但她此时已经卧病在床，不方便回国了。
她颤抖取下嵌有她和赞化合影的那条项链，对朋友王守义说：“兄弟，谢谢你这么多年来照应我，我现在要不行了，还有一事相托……这两祥东西，请你带回祖国，转交给赞化的儿孙们，还有那张自画像，也带回去，就算我回到了祖国……拜托了！……”
几十年遥遥相望，隔海相思，情不变，盼团圆，但阴阳两隔，再无缘相见，怎不令人唏嘘？
人世沧桑，最无情是隔断有情人。人生之大憾！但爱情永在，一条项链表我心，人不见，就让它带着我的心，回到祖国，回到君身边，与君长相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