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2009年6月报道，北京最大的办假户口案宣判，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以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富长宁等4人有期徒刑5年到3年。这4个人构建了一条完整的假落户流程，3年间，先后办理了92份假北京户口，获利100多万元。
目前92个户口已经被北京市公安局冻结。但是，这些户口已经办理了多年，一些人结婚生子，孩子户口落在了北京。还有不少子女配偶随后迁入，包括几名高考考生。办假户口的这些人当中，还包括著名电影导演王小帅。有意思的是，富长宁不但为他办了户口，还“好心地”将王小帅的本科学历改成“研究生”。事发后，王小帅承认，2006年底，他托叔叔办了这个户口。因为户口现在被冻结，他一度不能出国，工作受到影响。王小帅不住地叹气，说自己通过这次事件深切地体会了一把中国的户籍制度。
像王小帅这样已经具有国际影响的、有很大成就的年轻导演，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就因为当初没有留在北京，取得北京户籍，哪怕功成名就作出巨大贡献，却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取得北京的户口。原因很简单，他只有本科学历，而且没有正式的工作单位。结果像他这样游离于当地户籍之外的人，就打起了其他的主意。
而央视女记者为落户被骗财色的新闻更是轰动一时。
为取得北京户口，20多岁的央视女记者张某被“国情局局长”骗财、骗色。2007年年底，在央视工作的张某认识了自称是“国情局局长”兼“国情内参总编辑”的程朝俊，并委托程帮忙办理北京户口。去年4月，程收取张某2万余元。去年5月，程朝俊因一起大学违规招生案被警方控制。警方在程的物品中发现了张某的户口复印件，事件才暴露。
而贵为智商很高的央视记者，之所以被骗，与“为取得北京户口”这个理由，可能更有直接关联，这也是骗子最终得手的催化剂。为了北京户口而被骗财骗色，这真是当前时代的悲怆。
而在2008年，一名成绩优异的高三女生因怀疑自己报不了名而选择了服毒自杀，由于抢救及时，该女生目前已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如果其还没户口，她仍无法摆脱不能参加高考的命运。
2004年据报道，女孩茉莉（化名）是位弃婴，她虽然被好心的赵大妈收养，却因为无父无母而无处申报户口。“办一个户口要很多的钱，家里没有钱，爸妈都很发愁，妈妈老在半夜哭，我真的不想再拖累他们了，我想死。”小茉莉为此三次选择了自杀。
“同命不同价”现象也拷问着社会公平。前几年，重庆市发生一起车祸，3名搭乘同一辆三轮车的花季少女不幸丧生，两个城市女孩各得到了20多万元赔偿，而另一位农村户口的女孩所获赔偿只有9万元，不及前者的一半。
之所以如此，症结在于相关规定。2003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9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以2006年为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759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3587元，据此计算，城乡居民死亡赔偿金可相差16万元之多。
因儿子出生后上户口一事办得不顺利，患有严重抑郁症的刘某竟将出生仅43天的儿子摔死。据报道，刘某摔死亲生儿子，是因为他很难为孩子上户口。而难上户口就是因为他是“流动”而来的户口，且没有当地住房证明；回到老家为儿子上户口，也因他的户口已迁往工作地，孩子也无法在老家落户。可以想象，他的抑郁症应该和孩子难以办户口有着直接的联系。刘某摔死儿子的悲剧，虽然是他家庭的悲剧，更是户籍藩篱的悲剧。
由于城市户口有很多利益和方便，如果没有甚至会影响自己的终身大事，结果发生了很多不应该发生的悲剧。这也再一次暴露了现行户籍制度的严重弊病，其严重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有政府系统相关人士表示，流动人口的管理和当地治安的稳定直接挂钩。许多外来人口由于在这个城市得不到认同感，该有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极端的人甚至产生了对社会的高度仇视，在此心境下，难免会有一些犯罪冲动产生。因此，制定一部涉及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都适用的户籍法是必要的考虑。
由于金融危机，农民工群体面对失业冲击，由于他们仍然被排除在城市体制之外，他们只能返乡，而这个体制也就是“户籍制度”。
如果一个人没有生在城市家庭，那么他就很难获得城市户口。因此，人们想出了各种各样非法的途径来获取城市户口。
中国问题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中国的户口制度就像国际社会的签证。许多中国人都感到北京户口就像美国绿卡那样宝贵。
目前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庞大，保守估计在1.5亿以上，甚至国内有专家认为，应在1.7亿～2.1亿之间，外国专家认为最高到3.1亿。
现行的户籍制度已经异化成权利的等级证书和身份的象征，违反宪法的平等原则和国民待遇，并且破坏了公民的自由权利。
本来没有利益价值的户口在中国捆绑了很多利益，用本来就不具有高低贵贱区别的户口类别作为赋予社会权益和利益分配的准据，这才是最广义“户籍制度”全部问题的根源所在。把教育、就业、社会福利、住房、物价、工资等各个领域的各种具体利益，都统统捆到户口这一个领域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表示，户籍制度改革的目的，是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和城乡统筹的公共服务体系。而城市户口的福利含金量造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悖论，越是在户口中附着较多福利内容的地区，户籍制度改革越难推进，而户籍制度不改革又无法改变其附着的福利内容。只有把福利内容从户籍上剥离掉，或者把福利上的差距缩小到无须借助户籍即可共享，则可以打破改革面临的两难处境。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研究员表示，户籍制度改革越早越好。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和前提。我们如果像20世纪50年代搞156项建设招农民青年进城的办法那样，一年之后转为有城市户口的正式工人。那么，在十几年内，就会把几千万农民工培养成一支庞大的产业大军！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再过20年怎么办？农民工老了怎么办？受伤了怎么办？因此越是提前改革愈好。
目前很多地方都出台了很多户籍改革，给人的感觉，大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进展不大。这是因为，一些地方出台与户籍改革相关的举措，始终未能进入真正的深水区，未触及户籍本身负载的权利与福利本质，最终也就无法满足公众的相关诉求。
像农民工这样的相关群体因为权利受损发出的民意吁求，才是催发户籍改革的直接力量。由于他们所处的身份地位相对低下，决定了他们无法真正掌握话语权。
造成现在户籍改革艰难前行的原因，还在于当前有一些人并未真正认识到户籍管理滋生的社会危害，甚至寄望于通过户籍捆绑，来实现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包括继续满足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但是由于政府的责任在这方面无法强大问责，才会出现懈怠推卸的情况，也造成了政府方面的动力严重缺失。
有一个问题长期困扰着户籍改革，就是一旦户籍制度完全放开，农民会全部涌入城市吗？城市是否会难以承受？
据2009年4月16日《南方都市报》报道，珠海市近期“暂停一切形式的户口迁入”。除了暂停购房入户外，其他如夫妻、父母、子女投靠入户，大中专毕业生入户，暂住人口入户等所有户籍迁入都暂时停止。珠海市公安户政部门、人事部门对此消息予以确认，但对于暂停原因、“解冻”时间等，均不予回应。
珠海大规模增加的人口，势必带来了巨大的公共财政压力。一位“局级官员”评论说：这应是政府决定停止购房入户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银川市，像全国许多城市一样户籍改革放宽了入户条件，买房子、直系亲属投靠、经商务工有固定住所和稳定收入即可入户。但是却没有在配套政策上跟进，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就业、教育等方面还是区别对待，这严重影响了农民入户的积极性。农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后发现，只是名称上的不同，计生、医疗、低保等政策还是按农村政策办，城市政策只有孩子上学用得上，其他并无变化。
虽然户籍制度是不公正的，但一旦取消户籍制度势必会给现有的社会秩序带来难以预料的震荡。地方公共服务、财政设施、教育、交通、居住环境可以承受多大负荷？如果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跟进，而是单兵突破，结果往往会事与愿违。
而地方的首创和试验将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只要符合户籍改革的大方向，各地的地方试验尽可以放心大胆进行。无论地方改革中央是否认同，中央都没有必要过多过早干预，而是应放手让全国各地各显其能。
但户籍改革只依靠地方试验是不够的。比如当前户口制度中的老人投靠政策，是居住证与户口对接的短期最大障碍。考虑到要完成全国范围内的养老统筹有待时日，因此没有中央的配套措施，没有大环境的配套支撑，长期前景也会不明朗，困难也会重重。
同时也需要教育、公安、社保、医疗等部门协调制定出改革方案，逐步推进，协调动作。否则政策即使出台也可能只是一张“废纸”。
面对改革后城市管理面临的问题，也并不一定只有户籍一种手段，城市应该从管理、规划等方面谋求发展，而不是通过户籍制度来缓解压力。世界上很多国家在人口流动方面都做得很好，美国的纽约、日本的东京等国际大都市也并没有因为人口流动而导致城市无法承受，中国也可以适当借鉴。
对于户籍改革也不应过于理想化，没有理想就会失去发展的灯塔，但如果太过于理想，往往会欲速则不达。对于类似上海2009年的改革，就需要加以注意。针对各地的福利差别，如果没有门槛限制，必定会造成大批的“福利移民”。不纳税不享受福利，至少在经济学上体现了另外一种公平。对此要历史地看待。
户籍改革本身并不复杂，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错综复杂，也因此进展艰难，但尽管面临很多困难，成绩和进步仍是不可否认的，而其随着改革地不断深化，诸多问题也一定会迎刃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