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新一届政府的组成人员中，新任的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引人注目，因为在硕士博士荟萃的国务院系统，张平一直保持他在“文革”前获得的中专学历。有媒体指出，张平的中专学历凸显了他为人的平实，也反映了高层在用人制度上的灵活性和科学性。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从80年代开始，选拔干部开始重视学历，甚至形成了一种“唯文凭”的风气，学历不够就一票否决，学历歧视极为严重，这对低学历高能力的官员是极其不公的。
而谢泳，仅仅是大专学历，2007年4月24日被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教授正式聘请为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这在中国社会无疑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引起了海内外的强烈关注，不少学者都为厦大此举叫好。
谢泳，1961年出生，山西省榆次市人。1983年毕业于山西晋中师专英语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校报编辑。1986年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批评家》杂志社任编辑，主要研究中国当代报告文学。1989年后在山西省作家协会理论研究室工作，后任《黄河》杂志社副主编，转而研究储安平与《观察》周刊、西南联大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出版过《逝去的年代》、《储安平与〈观察〉》、《清华三才子》、《血色闻一多》等著作。
谢泳是幸运的，但这种幸运只是一种偶然，谢泳老师的幸运只是极少数人的幸运。一幸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杨玉圣老师，没有杨老师的穿针引线、极力推荐，谢老师恐怕去不了厦门大学。
二幸有个好伯乐。这个伯乐就是厦门大学的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宁。有水平、有能力又能怎么样？纵使你是千里马也没有用，没有一个好伯乐，也有可能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周院长求才若渴，利用赴西安开会的机会，专程到太原，向谢泳先生表达欲礼聘其到厦大的愿望，这样的好伯乐实在难找。
三幸是遇到了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校长。谢泳以研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史而享誉学界，早在80年代已经声名鹊起。按照常理，如果没有博士学位、没有在核心期刊发表多篇论文、没有出版几部个人专著，没有一些省级或省级以上的课题，即使你本事再好，名气再大，想被一所学校聘为教授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被厦门大学这样的全国重点大学聘为教授。毕业于晋中师专仅有专科学历，也没有在本科以上大学任教的经历，就被破例直接礼聘为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实在是个人的幸运。
而山西运城万荣县光华乡王胡村农民王衡获得2004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一个拥有59项个人专利的农民，则使人深深地被他所折服，也深感民间科学的极其艰难。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也曾专访过他。
他13岁回家务农，一直与黄土地打交道至32岁。1982年，在探访一位远房亲戚期间，因看到有人用蚕豆填堵地下矿井渗水口，从小受饥饿折磨的王衡，内心受到“深深的伤害”。于是回到家之后就开始到处筹集资金，着手实验研究防治地下工程水害的新方法和新材料，下决心用技术手段替代用粮食填地下渗水的“浑蛋方法”。借钱、买材料、买书籍，一发不可收拾、执著不悔，家成了试验室，他成了“不务正业”之人。家里除了水泥等乱七八糟的材料之外再无他物，妻子敢怒不敢言，不理解他的行为，却又不敢干涉。一方面，农民不可能申请到国家的科研经费，于是就只能自己筹经费。另一方面，别人不理解他的行为，讥讽挖苦泼冷水自然不少，连一些领导都劝他“你这玩意哄不住人，停住吧”。但他没有后退。从1982年开始，王衡日复一日，苦苦“捣弄”两三个月，失败了，又重来，再试验三个月。就这样，只借钱，无收入，一直到了1986年，王衡的地下工程防水材料试验才算取得了自己满意的结果，送相关主管部门检测后，结果出人意料。他的发明在技术参数上超过了国家规定标准的五个基数。王衡取得了第一步成功。然而此时，本来就无任何积蓄的王衡已欠债3.8万元（1986年，对一个农民来说，这是天文数字）。
试验成功之后，王衡又自筹资金创办了山西建华化工厂，并继续研究、开发生产防水材料。他在防水剂上的技术发明填补了国家技术空白，使许多工程水害迎刃而解。他的产品“BR型增强防水剂”不仅在国内畅销，而且走向了国际市场。据了解，他发明的产品已在国内11个行业的1180项工程中得到应用，并应用于国家重点工程，如北京西单地铁、京九铁路、葛洲坝、三峡大坝等工程。
2005年3月28日，在2004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王衡申报的“地下工程水害防治新技术”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成为我国农民荣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王衡从1992年起，就开始重视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凡有成果就申请专利。目前，王衡及其建华化工厂已申请了59项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其中11项是发明专利。还有四项有国际竞争力的新技术在研究试验过程中。另外，还有两本专著，15篇学术论文。
而此后，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河南农民李官奇、一汽大众汽车公司工人技师王洪军和宝钢炼铁厂工人技师韩明明，今天一同登上国家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工人、农民同时获得国家科技大奖，这在我国尚属首次，更是让人感到无比的高兴和欣慰。
而38岁的辽宁人蔡伟仅有高中文凭，凭借着他在古文献研究方面的天赋和钻研精神，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自学，由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裘锡圭教授与校外两名教授联名推荐，使他敲开了复旦大学博士生招生考试的大门。仅以高中学历没有经过硕士课程的培训而直接读博士的蔡伟，成为复旦百年校史上的第一人。
邓小平同志经常教导我们要“尊重科学，尊重人才”，我们的“人才强国战略”也提了多年。但是就当代中国而言，人才工作有喜有忧，可喜的是当代中国聚集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令人忧虑的是人才工作还有比较严重的弊端，亟待面对和解决。
一、人才标准和具体执行的阻力。学历不等于人才、资历不等于人才、出身不等于人才、职称不等于人才、官员不等于人才。这种观点在高层和学术精英中虽然存在保留意见，但也没有太大的不同意见，最大的阻力主要来自于社会，来自于具体的执行过程。目前，在人才的选拔和招聘中，实际上主流还是沿袭了传统的人才标准，高学历、资历深、出身好、官员背景、会英语与电脑的标准仍主导着人们的潜意识，不注重实践能力和工作绩效的选拔标准还是存在的，不注重德才兼备还是存在，开放、公平、公正、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机制远没有普及和真正运行开来。
二、学而优则仕。中国社会目前仍是“官本位”的社会，官道是目前最光明也最直接的通道，掌握社会的大部分资源，处于社会的最顶层。由于中国还没有均衡的人才评价体系和分配薪酬机制，许多适合做学术工作的人才纷纷挤上了官场，结果官员做不好，还淹没了一批学者型人才，可谓一举两损啊！
三、人才的反常流动。当前，在机关事业单位中，基本上只进不出，只上不下，反常的输入与向上走势一直保持了几十年时间。这种局面造成了不合格的人不仅没有被淘汰，而且往往滋生庸才把持大权，排斥优秀人才的怪圈，使优秀人才不能脱颖而出，甚至同化一大批优秀人才。人才的合理流动机制远未形成。
四、人才老龄化。中国目前的优秀人才中，年轻的实在太少。青年才俊往往不能崭露头角、英雄无用武之地。官场上，人事大权几乎完全在上级，而且竞争机制也很不充分，这使得优秀的年轻人才根本没有空间施展，而老龄人才由于精力、知识和时代的局限性又很难有所作为，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界的生机。
五、流失与输入的失衡。改革开放以来，人才流动频繁，出入机会增多。在全球化的今天，是一种正常的世界性趋势。但对中国而言，从80年代到今天，中国出国留学人员很大一部分人才没有回国效力。人才不仅流失国外，而且随着跨国企业纷纷登陆中国，人才本土化也开始日渐明显，外资企业和研发机构争夺高层次人才咄咄逼人。近几年人才回流比较多，也比较快，但同时也有隐患，流失的基本上是精英，而回来的则良莠不齐，并且相对数量也在减少。特别是一些掌握关键技术和机密的人才流失，更是损失巨大。
六、腐败是人才的天敌。官场腐败直接导致很多优秀人才不满社会现实纷纷出走他国或者不愿与其同流合污而甘愿流落民间，或者即使挤入官场也往往不得志而难有作为，或者久居官场而被逐渐同化，沦为同类。用人上的腐败，更是直接将优秀人才排斥在制度之外，使他们投国无门。腐败使真正之人才被边缘化和民间化，
七、人才选用中的向上与排外。有些干部人选多由上级提名，名为提名，实为走过场，或由上级决定。干部中共产党员人选多、民主党派少，但是2007年后无党派人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陈竺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万钢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局面明显改观。
八、分配机制不合理。上海市事业单位将收入分配与个人的岗位职责、业绩贡献紧密结合，与职称、学历、资历脱钩，实行收入跟着岗位走、贡献走，是对人才贡献与价值的科学评价。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以后三者作为分配依据的做法仍然占了绝大多数，这种做法既不利于优秀人才摆脱论资排辈的弊端，也不利于实现以追求能力目标的人才发展模式。
九、选人标准过于模式化和单一化。数年前，著名画家陈丹青愤然从清华辞职。原因很简单，作为研究生导师，他没有招到自己想要的学生。他想要的有潜力的学生都因为英语差几分而爱莫能助。当年，陈丹青可是以英语0分的成绩考上大学的。英语0分，丝毫没有阻止他成为著名的画家，也丝毫没有阻止他在国外开花。他曾遇到一个很有天赋的学生，因为英语差分，这位学生不得不最终放弃。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是这个学生却因为在油画方面的天赋被英国一个大学录取。如今，这个学生已经小有成就，这也成了陈丹青辞职的原因之一。如果不改变这种机制，像梁漱溟、苏步青、沈从文、陈寅恪、钱钟书、吴晗这样的偏才和怪才，就很难涌现出来，也很难作出重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