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计划生育是根据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再生产应该相适应的原理，结合当时我国国情而制定的决策。上个世纪70年代初以来中国政府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1978年以后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一直备受海内外的关注，也曾经引起并且还在引起激烈的争论。
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11月3日发布的报告显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中国少生4亿多人，使中国“13亿人口日”和世界“60亿人口日”的到来时间都推迟了4年。
在此期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由1980年的22.2%下降到2007年的20.1%，中国人口年增长占世界人口年增长的比例也从1982年的18.4%下降到2007年的10.3%。中国人口增量的下降为世界人口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报告称，人口增量的下降也使每年新成长的劳动力人数明显减少，极大缓解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压力。中国是世界上人口和劳动力最多的国家，目前，城镇每年新成长的劳动力在1000万人以上，劳动力供大于求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面临的矛盾。如果没有有效控制人口的快速增长，中国至少还需要多解决4亿人的就业问题，这不仅会使就业供求矛盾更加尖锐，甚至会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在2007年全国政协会议上，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等29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尽快停止独生子女条例的执行，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也引起了海内外的极大关注。
提案特别强调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并导致下一代没有“叔叔婶婶、舅舅舅母、姨父姨母及堂兄妹、表兄妹”，认为“这是人伦的缺陷，必然导致人性的变异”，可谓一针见血。有些反对计划生育的人常说：计划生育政策让低素质的农民生两个，让高素质的城里人生一个，降低了人口素质。这种看法是非常肤浅的，实际上农村孩子因为不是独生子女，普遍在心理健康、独立生活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爱心、责任感等方面强于城市孩子，他们的弱项无非是文化素质。这一点早就被幼儿及中小学教师发现了，只是到了近年，不时有企业在招聘会上拒绝独生子女，这个问题才引起普遍重视。
另一方面，独生子女又不得不比非独生子女承载更重的负担，小时候是父母望子成龙的重负，中年以后是照顾老人的负担。“叶廷芳提案”既提到了独生子女个人的养老负担，也提到了整个社会的人口老化问题，例如：我国现在60岁以上人口达1.44亿，占总人口的11％，超过了国际公认标准。这似乎印证了近年来许多地方出现的“民工荒”，表明我国的老龄化时代已经到来。不承认人口老化危险的人总说，以后生产力提高了不怕养老难，殊不知，养老院永远无法满足亲情的需要。只要想到，今后一对中年夫妇可能要照顾4位老人，经常要上医院看病人，还得在工作之余照顾自己的孩子，是多么让人不寒而栗。
另一个已经引起政府高度注意的人口问题，是男女比例失调。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7；2003年抽样调查为119……到2020年，20岁至45岁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禁止孕检医师透露胎儿性别，却仍然回避导致人口性别比失调的真正原因。不少地方的农村实行第一胎是男孩则禁止生二胎、第一胎是女孩却允许生第二胎的政策，这恐怕才是性别比失调的最重要原因。无论用什么样的控制措施都是无力的，只有自然生育（至少放开二胎）才能根本（或基本）解决这个问题。
此外，放开二胎还将大大缓解强制计划生育在法治和人权方面的负面影响。强制计划生育导致政府权力侵入家庭，并深入到最隐秘的性和生育领域，即使排除暴力执法，也有损人格尊严和隐私。把法律规定的生育权利变成“不得再生育”的义务，难免会混淆人们的权利观念。
该提案成为新浪网民评出的掌声最多的提案。2007年3月，叶廷芳等29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后，这一新闻很快被各大网站转载并引起热烈讨论。支持“叶廷芳计生提案”的跟帖在各大网站都占压倒优势。根据网上组织的在线投票：截至去年3月15日17时，6433名网友参加了投票，其中赞同“叶廷芳提案”的占69.37%，反对的占27.15%，无所谓的占3.49%。
叶廷芳的提案中提到，已经实行近30年的城市独生子女政策虽然有效控制了人口数量，但其负面影响也日益凸显，比如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亲情伦理的伤害、养老问题等等。叶的提案建议：我国应尽快恢复原先的“一个不少，两个正好”的方针。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2008年“两会”中共界别的小组发言上对有关调整人口政策的说法进行澄清，表示我国计生政策不会调整。
他说，我国有些地方发展不平衡，不可能采取简单的一刀切的做法，只能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在整体稳定的条件下，适度微调，平稳过渡，避免出现大的波动。
张维庆在发言中重申，中国的生育政策并不是西方媒体所说的“一胎政策”。他说，在城市里，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如果双方是独生子女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农村里，有19个省是实行“1个半”的政策，即生育一个女孩的家庭，允许再生一个孩子，6个省是2个政策，新疆是2、3、4政策，而西藏则没有生育数量限制。
他明确表示，计划生育是中国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不能动摇，只能稳定。对此，国家人口计生委对这一建议表达了反方意见，但牵头这一提案的叶廷芳委员却没有遗憾：“我搞这个提案就是让他们有所震动，尽一个政协委员应尽的义务。”
叶廷芳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家人口计生委给我的反馈看上去是比较认真的，很有礼貌，用车把我接到计生委，虽然不是主任接待，但是由政策法规司的司长和有关的处长与我沟通。后来给我一份答复初稿，我拿过来一看，这初稿还不短，有五六千字呢，但是里面的内容我都不能同意，我也写了四五千字反驳，希望他们再给一个满意的答复。
回复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人口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劳动力在“十一五”、“十二五”期间都是供大于求，人口还处于不能松动的时候，不能接受我的意见放开二胎。这个我很快就给他驳了，我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去年“两会”后不久发布了一个白皮书，说我国的劳动力到2009年将发生短缺。我最近看到了一条消息说我们的劳动力已经发生了短缺，农村进城打工的人已经没有再增加了。
叶廷芳表示，从制定独生子女政策一开始我思想上就没接受，就对这个人口政策有疑问，世界上比我们人口密度大的国家有的是，他们为什么都不实行这样极端的政策？从二十多年的实践中我更看到了，人口危机并没有像我们过去忧虑的那样，人口多了吃饭就不够吃。事实上人口多可以挣别人的饭吃，一个城市的人多会到外地去挣饭，一个国家人多可以到国外去挣饭吃，日本、新加坡不都是这样做的吗？这些人口多的国家这二三十年都发展很快。拿内地来讲，浙江人口密度最大，但经济形势在全国最好，秘诀就是到别的地方去，浙江人全国都在跑，甚至到全世界去。另外社会发展随着人们文化程度提高，多子女的要求越来越少了，甚至丁克家庭、不婚的男女越来越多，放开政策并不会造成生育泛滥。将来人际间的关系很单调，小孩连姑姑舅舅都没有了，连兄弟姐妹都没有，这是一种反自然的状态。
根据2008年人大代表列举的数据，2005年抽样调查表明，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经从1982年的4.9%上升到2005年的7.63%。如果继续维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未来60年内，老年人口比例将持续迅速上升，2015年将达到18.4%，高于世界上老年人口比例最高国家的15％～18%。本世纪中叶以后，我国将有50%以上的老年妇女只有一个孩子。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发展战略处处长高辉清曾用数据表达了他的担忧——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而同样的过程，法国用了115年，美国用了60年。
但是有一位美籍华裔学者走得更远：他认为，仅仅允许每对中国夫妇生育两胎远远不够，他主张中国彻底放开生育控制，用他的说法，叫“无条件恢复人口生育常态”。此人便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的华裔科学家易富贤。
易富贤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说，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鼓励生育是主流，只有在最近两三百年时间里，控制人口的呼声才占主流。在《大国空巢》一书中他提出，大自然对于人类的繁衍，有着“两手”控制机制。在古代，大自然通过“左手”调控人口：方法包括瘟疫、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猛兽、疾病等激烈手段。在古代那种生存条件下，如果不鼓励生育，一个民族很容易萎缩，甚至灭绝，而历史上的确有很多曾经辉煌的民族都已灭绝。
在现代世界，大自然又通过“右手”来调控人口：
一、不将人口再生产当生产，“造物”有报酬，“造人”无补贴。
二、养老逐步社会化，不是多子多福，而是多子少福。
三、养孩子成本增高，教育周期延长。
四、避孕率增加，结婚率降低，离婚率升高，单身、丁克、同性恋比例提升。
五、生活压力大，节奏快，“就业替代”频繁。
六、婚龄、育龄延迟。
七、生育能力下降（中国近二十多年不孕不育率增加10倍，1/8夫妇不育）。
八、“有效”（生孩子）性生活减少，“无效”（婚外）性生活却泛滥。
在现在这个“右手”时代，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鼓励生育的措施，人口也很容易萎缩。俄罗斯人口从1992年开始减少，预计到2050年俄国人口将从1992年的1.48亿降低到0.8亿～1亿。据联合国预测，到2100年，日本和欧洲的人口将减少一半。
对于如果中国大张旗鼓地宣布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就会引发新一轮生育高峰的担心，易富贤表示不要怕。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人口增长从来就不是平稳的，人口出生高峰往往导致此后综合国力的提升。日本战后的出生高峰“团块世代”是日本后来经济腾飞的主力，三年的出生高峰奠定了几十年的繁荣。欧洲战后婴儿潮也导致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现在一霸独强，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战后两次出生高峰。80年代之后，欧洲和日本由于生育率持续下降，出生人口不断减少，所以其综合国力与美国的差距不断拉大。中国1962年到1980年的出生高峰期，共出生了4.4亿人口，但没有这4.4亿青壮劳动力和旺盛的消费能力，中国的改革开放还谈什么成就？现在的中国还谈什么崛起？
其次，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不会有大的生育高峰。在中国，从1950年直到1991年，除了大跃进几年以外，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或者以上，而中国每年死亡人口将长期保持在2000万以上。因此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需要每年出生2000万以上才能有效改善人口结构和缓解老年化问题，才能防止人口锐减，但是2005年中国对1%人口的抽样调查显示，中国近来每年只出生1300万左右。
有人担心停止计划生育会出现大的出生堆积高峰。其实60年代出生的妇女基本上已没有生育意愿或能力，补偿性生育得指望70年代出生的妇女。中国国家计生委的数据显示，中国育龄妇女中有36%左右接受了输卵管结扎手术，永久绝育（毕竟输卵管复通手术愿意做的人很少，即使做了成功率也不高。已经生育二胎或二胎以上，本来就不大可能准备再生育。1970年～1979年这10年共出生11059万女孩，以每年死亡0.22%计算，到2008年的时候还剩下10235万。先扣除这36％的妇女，剩余64％中又有30%不孕（女性从27岁开始生殖力就明显下降，70年代出生的女孩都已经算是高龄育龄妇女了），算下来，1970年～1979年出生的女孩只有45％（4600万）尚有生育能力。而目前生育意愿只有1.73，她们中的大多数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
现在年青一代普遍晚育。2008年～2012年间以1970年～1974年内出生的妇女为抢生主力，2013年～2017年以1975年～1979年出生的妇女为抢生主力，平均每年抢生336万人，这已经是较高的估计了。十年之中，可能前几年偏多一点，达到五百万左右，后几年偏少一点，可能只有一二百万。
目前平均初育年龄为25岁，80年代出生的一代还只是生育第一个孩子，80年代平均每年出生女孩1009万左右，生育之前死亡大约55万，再扣去15%左右单身、不孕等人口之后，估计生育妇女在810万左右，80年代初出生的有少数才开始生二胎，每年总出生孩子最多不过1200万左右。那么即便在“补偿性生育高峰”期间，每年最多只出生1700万左右孩子。
韩国的教训特别值得中国借鉴。韩国在60年代开始提倡控制人口（不像中国是强制一胎化），生育率在80年代中期低于世代更替水平，韩国政府于1996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以防止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照理说，韩国应该会出现出生高峰，但是该国生育率却不升反降，生育率从1995年的1.65降低到1996年的1.58、1997年的1.54，2005年又降低到1.08的极度危险水平。
韩国学者称：与过去的人口控制政策相关的文化仍然在深层次起作用，计划生育基础太牢，拉不回来了。韩国生育率之所以不升反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政策调整太静悄悄了，不能借人口政策调整有效地逆转生育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