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大国，国力比起那些弹丸之地的国家，两者绝对是不在一个层级，论GDP，论国防实力，论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表决权和威力，那些国家与我们绝不可同日而语。
北欧的丹麦，实行的是义务教育，他们的义务教育搞得比我们彻底、扎实得多，公立学校从小学到大学学费全免，12岁以下的孩子，连成绩单都没有，也不评选模范学生。学校的学习是快乐的学习，因为“学习，是丹麦人快乐的秘密之一”。老师与家长主张孩子发展天赋，不鼓励比较。曾获得过诺贝尔科技奖的十几位丹麦学者就主张人人平等，丹麦人的标准是：最有权力的人和最没有权力的人距离很小，几乎相当于数学中的“≈”。丹麦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但皇室家族却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不搞特殊化。现任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去教堂祈祷，身边仅有两个随从，她甚至自己上超市买东西。在丹麦，要是不交换名片，根本分不出谁是领导谁是部属，因为所有的老板、领导都是自己伺候自己。我们的领导干部，号称“人民的公仆”，要从心里到行动，与普通老百姓打成一片。下来视察时，别前呼后拥，戒备森严，下属往往是一脸妩媚，胁肩谄笑，全程陪同，服务周全得过了头。具体到一个单位里，上下等级太分明，待遇差别太大。
丹麦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农夫也好，工匠也好，部长也罢，都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丹麦现任副总理是农校出身，部长中不乏高中毕业者，但通过不断学习，同样可以担当治国安邦的大任。我们也可以像丹麦人那样，不要干什么都看文凭，好像研究生的本事肯定比本科生高，本科生比专科生厉害。使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挖空心思地去弄假文凭、水文凭。而这样的文凭只能做升官发财的跳板和敲门砖。
根据英国科学家的最新研究表明，丹麦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
据国内媒体报道，芬兰地处北欧，全国人口只有520万，大体上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大城市。但就是这个小国寡民的芬兰，多年来在全世界的评比中，拿下了多项世界第一：世界经济论坛认为芬兰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国家；芬兰有世界最好的学校系统，中小学生的阅读能力、科学素养在全世界名列第一，数学排名第二，问题解决能力排在第三；芬兰人热爱大自然，全国67%的国土覆盖了森林，平均每25个人就拥有一个湖泊，在绿色排名中，芬兰是全球环境质量最好、最具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国家；芬兰人热爱自然，也能拥抱科技，它的互联网普及率世界第一、移动电话普及率世界第一，它甚至能够抢在信息产业超强的美国前面，率先迈入信息化社会……
芬兰的廉洁排名一直排在世界的前几名，多年来还连续获得第一名。2001年美国《读者文摘》杂志曾在全世界范围内作了一项拾金不昧的试验。结果发现，最诚实的5个国家是挪威、丹麦、新加坡、新西兰和芬兰。其中挪威和丹麦的钱包归还率竟然达到100%，芬兰也高达80%！
很多芬兰人都说，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听说过有什么腐败的事情了。2002年5月芬兰《晚报》披露，文化部部长苏维·林登批准向一家高尔夫公司提供17万欧元的政府资助，而她和她的丈夫及数位亲属都拥有该公司股份。政府司法总监闻讯立即展开调查。事件见报一周之内，林登便旋风般被迫下台。这种在我们看来小儿科的案子，已经算得上是芬兰几十年间唯一的一个大案。据统计，1985年至1992年间，芬兰只有25起贿赂罪。现在在芬兰，全国的法院每年受理的行贿受贿案件加起来也不足10起，而且几乎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案。芬兰政府干净得已经快要让人们忘记还有腐败这回事了。
芬兰就曾有中央银行行长级别的高官，在公务接待中一不小心上了一道鹅肝，传媒上网查阅菜单后曝了光，行长为了这道鹅肝而下台！
在芬兰，不仅接受金钱和实物算作受贿，就算是接受低于市场利息的低息贷款，甚至是接受不花人家一分钱的荣誉头衔，也可能被视为受贿。
芬兰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公车腐败。除总统外，芬兰整个公务员系统中，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4个人享有固定的专用公车待遇。而且他们也只能在上班时使用。据说虽然贵为一国元首，但是芬兰的总统常常骑自行车出去。
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坡的内陆国不丹，虽然近在咫尺，但恐怕国人很少记得它，也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小国。他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重视保护环境和生态资源，每年只允许6000名外国游客入境旅游，而且他们的行程还必须经不丹政府的仔细审核。为表彰不丹国王和人民在环保领域的突出贡献，联合国将首届“地球卫士奖”授予了旺楚克和不丹人民。
GDP增长一直是中国发展的核心目标，也一直是20世纪西方主流发展模式的中心。在金融海啸的摧毁之下，这个中心受到了震撼，虽然西方抗海啸的主旋律仍然以GDP为主调，但是一股另类的潜流却在呼唤“超越GDP”。
2008年11月，几十位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官员到喜马拉雅崇山峻岭中的小国不丹去寻求“另类”答案。他们意识到，主宰20世纪的、以GNP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有着潜在的问题，世界需要寻找新的发展思路。一位欧洲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官员说：“几十年来我们都是在追求GNP，现在需要超越GNP了。”
不丹方法的核心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应该是提高国民幸福总值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而不是提高国民生产总值GNP。它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另类发展思路，是因为不丹看到了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发展模式中有一个悖论结果：物质丰富了，收入提高了，人却没有感到更加幸福。伴随GNP高增长而来的环境污染、工作压力、犯罪增多、失业威胁、社会冲突、人际疏离……，使许多GNP很高的国家的人民深感痛苦。三十多年前，不丹的决策者就看到了这个悖论，GNP不等于幸福，而幸福才应该是社会发展的真正目标。
不丹经济发展亮点是选在再生性能源——水力发电的建设上。而在修建水力发电站的时候，它也充分考虑环境保护。它的水电站都是修在地下的，没有对地面上的生态造成破坏。修地下水电站要比修地上水电站费时费钱，如果急功近利追求GNP增长，肯定会选择修地上水电站。但是，在追求国民幸福总值的发展战略指导下，为了保护环境，为了可持续性，不丹选择了地下水电站。当然，这样的选择结果，前期GNP的增长肯定会慢一些，但是后期的、长远的“幸福”则能让全社会受惠。目前，地下水电站已经给社会带来了幸福，电站收入使政府可以向全民提供免费的医疗福利和教育福利。美国的人均GDP是不丹的三十多倍，但美国却不能给公民提供免费的医疗福利，连半免费的全民医疗福利也没有。中国的人均GDP也高于不丹，但中国人也没有享受到全民免费医疗福利。美国人和中国人大概都比不丹人有更多的消费品，但是他们却未必比不丹人有更多的幸福。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曾针对以色列回忆说，有一年我到福建做个调查，福建省政府的高官，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几年前，耶路撒冷发生了一起公交车爆炸的恐怖袭击，炸死了十来个人，其中包括两名中国人，这两名中国人都是福建人，是去打工的。以色列政府立刻与中国方面联系协商赔偿事宜，但经过中国领事馆的核实，此二人系偷渡客，属于非法入境，于是使馆方面不再配合。
后来，以色列政府专门开了一个会，会议认为，在以色列国土上无辜死亡的人，政府都有责任对其负责，至于这个人偷渡与否，那是另外一回事。会议最后决定，对两名死难的中国人一视同仁地按照国民待遇善后。
会后，以色列政府派专人到福建找到两位农民工的家人，抚恤金标准如下：
死者健在的父母按照每月1100美金的标准发放直到老人去世；未成年子女按每月1100美金的标准发放直到成年；有妻子的按照每月1700美金发放直到去世。死者家属要求一次性支付，以色列政府也同意了，最后支付的金额是每位死者赔偿70万美金。所有相关的调查费用全部由以色列政府负担。
消息传开，在福建掀起了去以色列打工的狂潮。福建省政府的官员说，怎么挡也挡不住。以色列政府就是这样对待偷渡打工者的：没发现，你就在那儿打工；发现了，政府出钱购买机票送你回国；死了，按照以色列国民标准抚恤。
2001年，云南丽江发生了以色列游客不慎在虎跳峡落水的事故，经中国方面寻找无果，为此，以色列政府派专机来丽江，带着专业的搜救设备和一个专业搜救队，并高薪雇用中国人沿江几百里进行拉网似的搜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时间持续一个多月。
犹太人受尽苦难，但坚忍不拔，没有倒下，这个仅有一千多万人口的民族，涌现出了一大批伟大人物：爱因斯坦、弗洛伊德、海涅、拉斐尔、季诺维耶夫、卓别林、洛克菲勒、索罗斯……这个民族和这些伟人为世界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
一般人只知道犹太民族善于经商，殊不知犹太民族特别重视教育，他们把学习作为终生的使命，重智慧胜于重金钱。有一项调查显示，全世界人均读书最多的、藏书最多的都是以色列人。犹太民族还特别重视儿童教育，他们在儿童教育方面研发的教具、教材、课程模式等被许多国家所采用。
以色列真的让人感动，也非常让人钦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