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鄂尔泰的重用，可以看出雍正用人的不拘一格，因为在那个重“出身”的年代，举人的学历大概仅相当于现在的大专。但鄂尔泰很争气，他用自己的勤奋和能力证明了能力比学历更重要。
鄂尔泰，字毅庵，姓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生。先人投归努尔哈赤，为世管佐领。祖父图彦突官至户部郎中，父亲鄂拜为国子祭酒。鄂尔泰6岁入学，攻读四书五经，8岁开始作文，练习书法，16岁应童子试，次年中秀才，19岁补廪膳生，次年中举，即进入仕途。
鄂尔泰官运的转机是在雍正帝即位之时。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正月，他被任命为云南乡试副主考，五月，被越级提升为江苏布政使，成为地方大员。雍正三年又晋升为广西巡抚。在赴任途中，雍正帝觉得他仍可大用，改封为云南巡抚，管理云贵总督事，而名义上的云贵总督杨名时却只管理云南巡抚事。所以，鄂尔泰在西南开始官职虽为巡抚，而实际上行使着总督的职权。
鄂尔泰历任封疆大吏和宰辅，对农田水利一贯比较重视。在江苏布政使任上，察太湖水利，议修吴淞、白茆，因迅速离任而未得实现。雍正后期督巡陕甘时，规划屯田事宜，乾隆初年，巡视直隶河道，条奏开治之法。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阅视运河河道。鄂尔泰还在地方上推行耗羡归公等项政策，注意荒政、漕运。但是这些方面都没有做出明显成绩。他一生最有意义的政绩是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
鄂尔泰作为封疆大吏和雍正帝的宠臣，还向朝廷贡献用人的意见。他对于才与德、能力与职务等关系以及如何识别人的贤佞等问题上，提出他的见解与建议。有时，他就雍正帝的提问和观点而展开讨论，他们君臣之间的议论，虽然是从那个时代的现实出发的，但在今天看来，还是饶有趣味的，因为他们的对话很精彩，时时流露出真知灼见。
雍正四年八月，鄂尔泰在论用人的奏折中写道：
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亦难以自效，虽贤者亦或致误公；用当其可，即中人亦可以有为，即小人亦每能济事。因材、因地、因事、因时，必为官无弃人，斯政无废事。
他强调，用人一定要得当，什么职务、什么差事，用什么样的人，人职相当，就能发挥人的才能，该办的事情就能办好。人尽其才了，职务就没有虚设。一个人是有才能的，又是有操守的，可就是不适合担任那种职务，而非要派他去做，他的才德不但不能发挥出来，反倒会把事情耽误了，这样既毁了人，又坏了事。他认为任用官员要人才与职务相适合，最终目的是要把事情办好——“政无废事”，就能把国家治理好。这是他考虑用人问题的出发点。
鄂尔泰的奏议引起雍正帝的极大兴趣，随即在他的奏折上写出一篇议论：凡有才具之员，当惜之、教之。朕意虽魑魅魍魉，亦不能逃我范围，何惧之有？及至教而不听，有真凭实据时，处之以法，乃伊自取也，何碍乎？卿等封疆大臣，只以留神用力为要。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唯恐误事。但用才情之人，要费心力，方可操纵。若无能大员，转不如用忠厚老诚人，然亦不过得中医之法耳，究非尽人力听天之道也。
“用有才能的人”，这对于君主和大臣们来说，并没有异议。问题是有才能的人，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这样的人还可不可以用？用人者往往因此而不敢使用他们。雍正帝不这样认识问题，也不这样来处理对一个人的任免。他深知，有才能的人未免恃才傲物，看不起上司和同僚，从而与那些庸愚听话的人不同，不容易驾驭，但他认为不必惧怕他们，应当用心去掌握他们。在这里，尤需“惜之、教之”的思想，这是说人才难得，对已经涌现出来的干才，尽管他们有缺陷，也要爱惜，不能摧残。爱惜的方法之一，是对他们加强教育，帮助他们改正过失，以利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
鄂尔泰见到朱批后，具折陈述自己的意见：
可信、不可信原俱在人，而能用、不能用则实由己。忠厚老成而略无才具者，可信而不可用；聪明才智而动出范围者，可用而不可信。朝廷设官分职，原以济事，非为众人藏身地，但能济事，俱属可用，虽小人亦当惜之、教之；但不能济事，俱属无用，即善人亦当移之、置之。
他认为，国家设官定职，出发点是为了办好事，不是为用人，尤其不是为养闲人，谁能把事情办好就应当用谁，而不必管他是君子，抑或是小人。在这个前提下，对于有缺陷的能人加强教育，对不能办事的善人，或调换职务，或离职赋闲，让出缺位给有能力的人来干。他进一步说明和发展了雍正帝的使用有才能的人的思想主张，雍正帝看后大为欣赏，称赞他的说理“实可开拓人的胸襟”。
归结起来，鄂尔泰与雍正帝的用人思想，第一个共同点是，以能力为旨归，大胆使用人才，而对有德无才的人，尽管可以信任，但不可重用，以免妨碍政事。在对德和才的要求上，他们把才摆在了第一位。第二个共同点是，对有缺点的人才，不因有才而放纵，而是加强对他的教育与管束，使他的才能发挥出来，防止他品德的缺陷败坏政事。第三，这样的用人原则是为办好国事，有利于国事者即任用，无利者不管他有什么值得重视之处，也不给予官职。国事第一，这个用人原则实有高明之处，处在封建时代的这对君臣，把社稷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首先考虑同个人的关系、个人的好恶，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对于人才“惜之、教之”的方针，是让人才从自身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更好地施展他的才能，只有宽阔胸怀的政治家，才能具有这样了不起的思想和方针。就这一点而言，鄂尔泰可以进入政治家的行列了。
雍正朝被表彰实心办事、认真提参属员的督抚，有豫抚田文镜、晋抚诺岷、鲁抚塞楞额、浙抚李卫、粤抚杨文乾、赣抚迈柱，当然还有云贵总督鄂尔泰。鄂尔泰基于他对属员的了解，提拔了一批人，也参劾了一些人，大体上做到知人善任。雍正帝对鄂尔泰说：“卿之识人，实越常人。”又说：“卿之识人感人，朕实信及。”雍正帝在这方面对鄂尔泰的评价，反映了鄂尔泰善于识别人才的实际。鄂尔泰有着可贵的用人思想，并知人善任，正是这个原因，促成了改土归流事业的成功。
鄂尔泰的发迹，在于巧遇雍正帝，这种君臣际合，又同他的性格、智识密切相关。
鄂尔泰自20岁中举，即被召为侍卫。他的为政行事可以归结为两条，一是信奉和讲求忠孝。雍正二年，他因侄子鄂昌、鄂敏同时中举，训诫他们说：“吾家世德相承，延及后裔，惟忠孝二字，永矢终身，是所望耳。”以忠孝教子侄，亦以此自励。二是讲求实学治国。鄂尔泰在江苏布政使任上，对于士子，总觉着他们只会做八股文，而“实学尚少”，因而在考时文之外，加试古文辞。与士人交游，“辄与论经史，谈经济”。这两条，即忠君作为做人的根本，讲实学作为从政的指导思想。
鄂尔泰与雍正帝的最初接触，是在康熙年间任内务府员外郎时。那时作为雍亲王的雍正要求鄂尔泰为其办理分外之事，鄂尔泰以“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结外臣”，加以拒绝。据记载，有一个暴戾的郡王，强命鄂尔泰替他办事，鄂尔泰不从，郡王将杖责之，他却说“士可杀，不可辱”，迫使郡王向他谢过。鄂尔泰守着一项原则：忠于国君，忠于职守，不趋炎附势，不畏强暴，哪怕危害自己也在所不惜。他有着刚正不阿的性格。雍正虽然碰过他的钉子，但认识到这是忠君的品质，对皇帝的统治有好处，所以即位之后，不但不记他的仇，反而鼓励他、称赞他：“汝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其守法甚坚，今命汝为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请托也”，鄂尔泰以正直守职而得到皇帝的赏识，被越级提拔为江苏布政使。
鄂尔泰受知于雍正帝，后来关系发展，如同家人父子、如同朋友。雍正帝不只是给他加官晋爵，和他讨论政事，斟酌用人，对他的恩赐也是少有的，诸如赐福字，追封三代，还特加优遇，与众不同。比如，雍正帝50大寿，群臣举觞庆祝，雍正帝未见到在昆明的鄂尔泰，心中不悦，特拣果饼四盘，专程送往云南，并说：“朕亲尝食物寄来卿食，此如同君臣面宴会也。”鄂尔泰因而感到“受恩至此，无可名言，天地神明，实鉴实察”。雍正帝在鄂尔泰的奏折上答道，他默祝“上苍厚土、圣祖神明，令我鄂尔泰多福多寿多男子，平安如意”。后来，鄂尔泰奏称，到云南后连得2子，已有5个儿子了，感谢皇上的祝愿和赐福。雍正帝回称，他的祝祷出于至诚，“今多子之愿既应，其他上苍必赐如意也”。鄂尔泰在西南期间，雍正帝对他的赏赐几乎无月无之，《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对此种恩荣详加记叙，触目皆是。更有甚者，雍正帝不顾君臣之体，称鄂尔泰为朋友。雍正五年，鄂尔泰奏称他劝导新任云南巡抚朱纲如何忠诚于皇帝，雍正帝阅后批答道：
朕含泪观之，卿实为朕之知己。卿若见不透，信不及，亦不能如此行，亦不敢如此行也，朕实嘉悦而庆幸焉。
是年有所谓黄河清祥瑞，内外群臣上表称贺，其中鄂尔泰、杨名时的贺表不合规式，通政司照例题参，雍正帝却只让议处杨名时，而不及鄂尔泰，同一时间发生的同一性质的错误，何以有迥然不同的处理？雍正帝的解释是：“鄂尔泰公忠体国”，是“纯臣”，“求之史册亦不多觏”，故不忍以小节而加处分，而杨名时“毫无亲君爱国之心，与鄂尔泰相去霄壤”，不能因宽待鄂尔泰而及于杨名时，所以仍对杨议处。可见，雍正帝偏袒鄂尔泰，已到了强词夺理的程度。
鄂尔泰的亲属亦得到雍正帝的特殊恩惠。鄂尔泰的长子鄂容，雍正帝在他中举后引见时赐名鄂容安，于雍正十一年(公元1734年)庶吉士未散馆时，被破例用为军机章京，“欲造就成材”。鄂尔泰的五弟鄂尔奇康熙间为编修，雍正帝因其兄而垂爱之，用为户部尚书兼步军统领，使之成为亲信大臣。鄂昌是鄂尔泰的长兄之子，雍正六年以举人而为户部主事，数年之间，历道员、布政使，至巡抚，飞黄腾达。然其为官“贪纵”，并非杰出人才。鄂尔泰的三兄鄂临泰之女，经雍正帝指婚，配给怡亲王允祥之子弘皎，日后成为王妃。
鄂尔泰对雍正帝的感恩图报，也出乎常人。雍正五年五月，鄂尔泰得到雍正帝赐物，写奏谢折说他的心情：“自念遭逢，虽义属君臣，实恩同父子，泪从中来，不禁复作儿女态。”同年九月的奏折又讲：“(皇上)爱臣谆笃，臣之慈父；勉臣深切，臣之严师。”一再讲他们君臣的关系如同父子、如同师生，显见君臣关系之深。
鄂尔泰的趋奉雍正帝，更表现在他违心地助长雍正帝搞祥瑞。雍正帝崇信祥瑞，鄂尔泰则投其所好，每每以报祯祥取悦雍正帝。他频频奏称云贵出现诸如嘉禾、瑞鹤、卿云、醴泉等。雍正六年十二月鄂尔泰奏报：万寿节那一天，云南4府3县地方，出现“五色卿云，光灿捧日”，次日“绚烂倍常”。雍正七年闰七月，鄂尔泰又奏报，贵州思州和古州在一个月内祥云连续7次出现。有的官员不赞成鄂尔泰这样献媚，大理县刘知县说，我怎么看不到卿云啊，莫非是眼里眯了沙子？雍正帝很不满意这些说风凉话的官员，他说像鄂尔泰这样的督抚陈奏祥瑞，是出于强烈的爱君之心。雍正帝为支持鄂尔泰，即以卿云之报而给云贵官员普遍加官晋爵，鄂尔泰由头等轻车都尉授三等男爵，云南提督郝玉麟从云骑尉晋为骑都尉，其他巡抚、提督、总兵各加二级，知县、千总以上俱加一级。
鄂尔泰报“卿云”之前，曾静投书案发生。曾静指责雍正帝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的大逆不孝的人，而古来传说，“卿云”现是天子孝的表现，鄂尔泰特意说是“皇上大孝格天”所致，歌颂雍正帝是大孝子，道德上没有缺陷。曾静投书案是一场政治斗争，鄂尔泰则以报“卿云”支持雍正帝，希望皇帝取得政治上的主动。这实际是一种政治行动。鄂尔泰本人也知道祥瑞之说的荒诞，对奚落他的大理县刘知县不但不记仇，反而嘉许他的公直，向雍正帝推荐他。他不惜毁坏自己的名誉，假造祥瑞，为在政治上支持雍正帝，可见他的忠君之心。
乾隆帝即位后，鄂尔泰仍然高官厚禄，但君臣关系远不如前朝。特别是鄂尔泰与另一大学士张廷玉不和，各自引“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鄂、张本在一室办公，面和心非，往往整天不说一句话，鄂尔泰有过失，张廷玉辄加讥讽，使鄂尔泰无地自容。他们的纷争，为乾隆帝所不能容忍。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鄂尔泰的门生、左副都御史仲永檀向鄂容安泄漏密奏留中事，狱兴，乾隆帝指责他“依附师门，有所论劾，无不豫先商酌，暗结党援，排挤异己”，将之囚禁致死，并革鄂容安职。对鄂尔泰虽无惩处，但下吏部议，以示警戒。
乾隆二十年(公元1756年)，内阁学士胡中藻《坚磨生集》案发，胡诛死，与其唱和的鄂昌被株连自尽。胡中藻亦是鄂尔泰门人，乾隆帝指责鄂尔泰搞朋党，说如“鄂尔泰犹在，当治其植党之罪”。所以鄂尔泰晚年，君臣关系平常，致贻身后之咎。总起来说，鄂尔泰基本上实现了忠君思想，以此为雍正帝所知遇，晚年培植私人势力，“忠”上的缺陷，导致君臣关系大不如前。忠君在封建的道德观念中是最高的原则，是大节，鄂尔泰对于雍正帝是紧紧地把握了这一点，在大节上成了完人，就站住了脚，而且青云直上。注意大是大非，抓大事，鄂尔泰深知其中三昧，他说过：“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致糊涂矣。”他认识得很深刻，乃至同他有门户之见的张廷玉也说：“斯言最有味，宜静思之。”表示佩服。清末钟琦在引述鄂尔泰这段话时，赞扬说：“文端识量渊宏，规画久远，此数语大有阅历。”识大局，顾大体，是鄂尔泰一生的长处，虽然晚节有疵，但不影响他的大节。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鄂尔泰病逝，终年66岁。乾隆帝亲临丧所致祭，谥文端，配享太庙，入祀京师贤良祠。11年之后的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因其侄鄂昌与门生胡中藻之狱，被撤出贤良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