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的《阿Q正传》里，擅用精神胜利法的阿Q总被别人欺负，他打不过别人，就在心里愤愤地想：“呸，你有什么了不起，我的祖上比你阔多了！”
鲁迅讽刺的是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潮。那时有的中国人见到西方文明非常强大，他们不去反省自己的不足，而是大谈中国古代的文明曾经多么发达，“我的祖上比你阔多了”。借用祖上的功绩来证明自己也很了不起，因此沾沾自喜。
这种思潮一直没有消失。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但有些成就尚有争议。
先说造纸术。
我们都听说过“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之所以这四个发明最有名，是因为它们都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果没有它们，世界历史会大不一样。
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降低了知识传播的成本，提高了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西方的民主和科学都依赖于此。指南针的发明促进了欧洲的“地理大发现”，为欧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打下了基础。火药的重要性更不用说，是军事进入火器时代的关键发明。
然而，“四大发明”中除了造纸术外，其余三个都有一些争议。争议的不是中国人有没有发明它们，而是中国的发明对世界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有些学者认为，除造纸术外的其余三大发明即便没有中国，其他文明也能自己发展出来。这三大发明我们后面再说，这里只说造纸术。在“四大发明”中，造纸术是唯一没有争议的。中国的造纸术的确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在我们一提到蔡伦，都知道他和造纸有关。其实他有一个更厉害的身份：他是一位把持朝政的大宦官。
熟悉三国故事的朋友们知道，东汉末年有个宦官集团“十常侍”，指的是十位身份为“中常侍”的宦官，他们把持朝政，特别的坏。这个蔡伦，他的官职就是“中常侍”，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和另一位“中常侍”一起处置国家大事。东汉宦官专政，风气是从蔡伦开始的。
蔡伦是位善于舞弄权术的人，他很会见风使舵，攀交权贵，经历了多次宫廷政变皆不减权势，甚至还把无辜的嫔妃陷害致死。
蔡伦是在邓太后逐渐掌权时研究的造纸术。史书又说，这位邓太后特别喜欢笔墨，再考虑到蔡伦圆滑的政治性格，不难推测，蔡伦研究造纸术的目的是为了讨邓太后的欢心，换自己的前程而已。
这就是历史书很有意思的地方。假如按照阶级史观来分析，那蔡伦肯定是个大坏蛋：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陷害无辜的政治流氓、把持朝政的卑鄙宦官啊！可是另一方面，蔡伦又是发明造纸技术的重要角色，别说对中国历史了，对世界历史都有很大的贡献。所以他在大多史书上成了正面角色。但我不是要批评作为发明家的蔡伦，虽然他研究造纸术的动机是攀交权贵，但并不会让他的研究成果失色。其实历史上有相当多的科学家、发明家和艺术家，他们创作的动机都是为了功名利禄。正是这强大的自私自利之心，才激励了无数天才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投入到人类文明的福祉中。假如不允许发明家们有私心，我们也就不会有今天如此灿烂的文化。
蔡伦不是纸张的发明者，而是改良者。在蔡伦之前，中国人已经会制造纸张了，但是技术还不成熟。蔡伦对造纸技术进行了重要的改进，提高了纸张的品质。蔡伦还研制出了用楮（chǔ）树皮制造纸张的技术。这种纸叫作“楮皮纸”，楮皮纸的质量更高，后来非常流行。宋代发行的纸币，就是用楮皮纸制造的。
其实，蔡伦改进后的纸张仍旧不够实用。在汉代，人们主要的书写材料还是绢帛和简牍。在蔡伦之后，造纸技术继续发展，性价比不断提高，到了东晋末年纸张才彻底代替了简牍。从此以后，除非是特殊的仪式需要，中国人书写文字都采用纸张，读书写字的成本大大降低了。
在前面讲文字的出现的时候我们说过，信息的传播成本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每一次信息传播成本的降低，都对应着一次人类文明的飞跃。
纸张出现的意义就在于大规模地降低了信息的记录、传播成本。前面说过，因为简牍的出现，大规模的读书写字才成为现实，才会有春秋战国时候的百家争鸣，才允许秦帝国建立庞大的官僚系统。但是对于贫民百姓来说，简牍还是不够便宜。不仅制作成本高，而且太重，储存、运输都很麻烦。比如你现在读的这本书，拿在手里不算沉，如果写在简牍上的话就恐怖了，大概要有几十公斤的重量。这是什么概念呢？你不妨去厨房一趟，中等大小的米袋子是五公斤，你拎一拎，再想象一下四五个米袋子的重量是什么感觉。仅仅是这么一本小书，一个人搬都搬不动，何况还要摆满一个书架。再看一眼你的书包，是不是也有“学富五车”的感觉呢？
在简牍时代，除非是大富大贵之家，否则家中很少能藏书。穷苦一点儿的百姓根本读不到书。虽然秦朝以后政治上的贵族被消灭了，但是因为经济原因，读书仍旧是豪门的特权。因此在汉代到隋初的这段时期里，当官的基本都出身于豪门望族。
只有等纸张慢慢普及，读书成本大幅度降低以后，普通人读书才成为可能。后面我们会讲到，到了隋朝的时候，中国开始采取科举制度，允许普通百姓通过考试成为官员。科举制度打破了大家族垄断的政治权力，让中国进入了读书人执掌朝政的新时代。
科举制度得以实现，和纸张的普及是分不开的。
前面还说过，庞大的官僚系统需要大量的文件往来，有很多文字要远距离运输。轻便的纸张降低了文件往来的成本，使得之后的政权能够建立更为复杂、高效的官僚系统，为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稳定的大帝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另外，纸张的普及也改变了书法和绘画艺术。在简牍时代，文字经常写在窄窄的竹条或者木条上，受到面积的限制，书写者没有发挥的空间。使用纸张后，各种字体都可以随意书写，因此出现了书法艺术。绘画更得益于纸张，只有使用廉价的纸张，画家才能大量练习绘画，中国的绘画艺术因为纸张的普及才得以繁荣。
相比造纸术，数学著作《九章算术》的影响力要小一些。数学对于我们的生活大致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数学是生活离不开的工具。我们存点钱、买些东西，都离不开数学。商人计算价格，匠人规划设计，也离不开数学。
更深的一层意义是，数学是哲学思辨中重要的一部分。数学涉及到一些最基本的哲学问题。比如，数学规则每一个人都接受，可是这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并不存在于大自然的某个具体的物体上。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数学是超越客观世界的一种本质存在？古希腊学者毕达哥拉斯就认为，万物的本质是数字。再比如，数学非常重视逻辑思维，一个重视数学的社会也会尊重逻辑，企图用逻辑和理性来解释世界。这是产生科学的先决条件之一。
可惜的是，中国古人对数学的理解基本上只限于第一层意义，古人只把数学当作日常生活的工具，所以才叫《九章算术》。与“术”对应的是“道”。“道”在古汉语中指的是哲学级别的大道理，比如“大道”“道理”和《道德经》。“术”的级别就低了一些，指的是一种具体的本领，比如“技术”“法术”“医术”等。《九章算术》中的“术”的意思是说，这本书讲的不是什么定国安邦的大道理，也不是深不可测的哲学思辨，仅仅是一本实用的技术指导书，定位就相当于今天的《拖拉机维修指南》。《九章算术》里没有什么“道可道，非常道”之类玄乎又玄的大道理，收录的都是源自于实际生活的数学应用题。比如田地怎么丈量啊，赋税怎么计算啊之类的。
我们今天重视科学、重视数学，所以《九章算术》才从那么多的古书中被单单拎出来，被我们得知。但是在古代，中国人不重视数学，不重视“术”，数学被当成一种低级的本领，商人、工匠和小吏为了日常工作需要学一学，大学者是不屑于埋头其中的。
对理科的歧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落后，这是中华文明的一大遗憾。
二
现在再说说两个有争议的成就。先说中医，后说地动仪。因为中医比地动仪靠谱一些。
对于中医，今天有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医是一种落后的巫术，早该被现代医学淘汰掉。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医是中国哲学的伟大成就，不能用西方科学的思路要求中医，中医甚至比西医还了不起。
这两种看法都有点偏颇。
一方面，中医并不是巫术，它不是古人臆想的结果，而是古代医学家在治疗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因为有几千年的经验积累，因此中医得出了很多有用的结论，有很多病中医都可以治好。
另一方面，中医确实不够科学。科学研究讲究证据，讲究统计，类似“古书上说什么什么”“名医说什么什么”这样的论据，现代科学都不会采信。现代医学只相信经过大规模严格试验得出的证据。用这个办法，科学家才能把谣言、谎话和个人偏见从知识的宝库中剔除出去。中医因为没有这一步检验，因此在正确的经验里还掺杂了很多错误的结论。
比如有些病，不管吃什么药物都有一定的疗效，这种现象叫作“安慰剂效应”。古人不知道这个道理，生病之后吃了某种药物，一看病好了，就以为是药物的功劳，因此把一些无效的药物也记录在了药典中。如果这种药物还有一定的副作用，吃了反倒还有害呢！要想检查出哪些药物真正有效，要靠现代化的统计试验，古代医学家没有这个观念，所以得出了不少错误的结论。
但我们也不能苛求中国古代的医学家。现代科学思想是在16世纪的欧洲才出现的，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快到明朝后期了。“安慰剂效应”的发现是在1955年，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成立好多年了呢！
所以，虽然在今天看来中医的确有很多问题，但古代的中国医学家是非常了不起的。
华佗、张仲景都是东汉末年有名的医学家。相比之下，张仲景在医学史上的地位更重要，因为张仲景留下了影响深远的理论著作《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那时兵荒马乱，《伤寒杂病论》写完后没能流传下来，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后人重新整理出来的版本。
《伤寒杂病论》之所以有“伤寒”两个字，是因为张仲景认为人体有很多疾病是“外感伤寒”导致的。我们今天感冒发烧，常会说“哎呀，着凉了”，这个“着凉”就类似于中医的“外感伤寒”。张仲景了不起的是，他不单单收集了大量的病例和药方，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理论。
所以张仲景可以称得上是医学“家”，而不是一般的医生。
关于华佗的历史资料，可靠性要差一些。史书上关于华佗的文字很少，他撰写的医学著作也没有流传下来，据说是他发明的“麻沸散”也失传了。关键是，假如华佗真的影响力巨大，那么在当时以及稍晚一点的时代，应该有很多医学家提到他、研究他。就像虽然《伤寒杂病论》遗失了，但很快就有晋代的医学家把它重新收集整理出来。可是除了《后汉书》和《三国志》的记录外，古代很少有人提到过华佗。甚至据大学者陈寅恪先生考证，华佗的一些事迹其实改编自印度传说，连“华佗”这个名字都是印度“药神”一词的音译。
总之，华佗在历史中未必真实存在，就算存在也只是水平很高的一位医生，并没有各种神话般的医术。
三
最后说争议最大的“地动仪”。
我们今天关于“地动仪”的全部信息，只来自于《后汉书》等史料上的二百多个字。这一段文字大概的内容描述了地动仪的外观是什么样的，说它周围有八个龙头能往下掉铜丸，能让铜丸落到下面的蟾蜍嘴里。哪边有地震，哪边的铜丸就会落下来。有一次，铜丸落下来了。几天以后，大家一打听，那边果然出现了地震。
基本的史料只有这么点。地动仪在中国历史上只存在了几十年，随后就完全消失了，再没有人记录或尝试复制过它。
然而，这个地动仪的实物今天就摆在某些历史博物馆里。其实这个地动仪的外形是20世纪50年代某博物馆的一位处长，为了“配合中华古代灿烂文化的宣传”，根据上面那一小段话的描写——而不是任何的实物、图案——加上自己的想象制作出来的。实际上，近年来有学者同样根据上述文字，制造了外观、铜丸掉落原理完全不同的地动仪复制品，也摆在博物馆和大学里了。
更关键的是，没有人能知晓地动仪测量地震的原理是什么。
按照《后汉书》的记录，地动仪发动的时候，地动仪所在的长安地区没有任何感觉，直到几天以后才得知在很远的地方出现了地震。
如果铜丸果然是被这次地震引发的，那么就会产生几个难以解释的技术问题：按照历史学者考证的震级和距离，那场地震的地震波传到长安，震动就已经非常微弱了，地动仪是靠什么技术来侦测如此细微的震动呢？如果地动仪非常敏感，那它又是通过什么技术，把附近人类脚步引起的震动和地震波区分开呢？
实际上，张衡把自己的地动仪称为“风候地动仪”，他认为地动仪的原理是感应远处地震产生的风，这就更不靠谱了。
地震活动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频繁。根据史书记载，在地动仪建好之后到那次灵验的地震之前，长安地区有震感的地震有八次左右，但是地动仪都没有检测出来，直到一次几百里外的地区出现地震，地震仪才有反应。而且仅此一次，之后长安地区又出现了很多次地震，但再也没有地动仪发动的记录。我们能不能说，那次发动只是一个巧合呢？
按照史学“孤证不立”的原则，地动仪是否真实存在过，要打一个问号。所以说地动仪是“世界公认最早的地震仪器”，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不过，我们也不必以现代的科学技术去苛求张衡。在当时的科技环境下，张衡能够想到用仪器的方式测量地震，并且还能亲手实验，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科学尝试了。除了地动仪外，张衡还正确地解释了月蚀的原理，绘制了较为精确的星图，推算出圆周率为3.1622。在当时的环境下，张衡能做出这些成绩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足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科学的先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