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历史上的文字狱，至今仍让读书人胆战心惊，历史上曾有过不少文字狱，满清时期的文字狱是空前绝后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至乾隆时期，以是无以附加的强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曲变形，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奴才”文化！当时人称《明史》案清朝第一文字狱。
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以后，激起了汉民族读书人的愤怒反抗。为了镇压这些反抗，清统治者凶残地制造文字狱，企图以儒士的血腥来洗涤汉民族读书人的反清意识。顺治十八年(1661)的庄廷钱《明史》案就是清初文字狱之一。清廷对这一文字狱处理凶残而株连极广。但对于这场文字狱究竟冤死了多少人，出现了种种不同的说法。
这场文字狱的具体情况是，明朝丞相乌程人朱文恪(朱国祯)曾经编写过一部《明史》，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全书记载了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到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共277年的明朝历史。书中列举了有关明朝的大经大法。此书已经发行并在世间流传，没有发行的叫《列朝诸臣传》。
清军入关后，朱家家业已经败落，于是就把这本书的稿子抵押给庄廷钱，换了一千两黄金。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富户，他是个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出钱从朱国祯后人处买了史稿，并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 “尚贼”、 “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 “夷寇”等等，这些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
癸卯年(1663)归安知县吴之荣被罢官，为了重新被起用，他策划并告发庄廷钱，将功赎罪，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将军松魁，松魁又用文书转告给巡抚朱昌祚，朱昌祚又告诉了督学胡尚衡，庄廷拢以巨额钱财贿赂这三人，保住了性命，为了安全起见，庄廷钱把指责清朝的语句稍作修改后重新发行。吴之荣见这个计划失败，就专门买了这本书的第一版，告上了法司。朝廷派鳌拜等4位顾命大臣到杭州严办，大肆搜捕与《明史辑略》有关的人员。康熙二年五月，清廷以谋反大逆案判决。
在此案中究竟有多少人受牵连含冤而死，说法不一，各有所据，不论其真假如何，清朝这第一文字狱留给后世读书人的是永远的痛。
16吴三桂降清有疑点
史学界一直瞩目吴三桂引清军入关镇压农民起义这一事件，人们一直认为吴三桂此举便是投降了清朝。但近年有人认为，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并不是表明他投降了清朝，并提出了种种证据。这一说法使似乎让本已盖棺定论的问题重又成为历史谜团。
至少还有两点理由可以说明吴三桂投降了清朝：
第一，吴三桂入关后的所作所为也表明了已真心降清，吴三桂打着为明王朝复仇的旗号引清入关，但是在南明政权的福王多次派人拉拢吴三桂时，吴三桂却断然拒绝。除了福王之外，还有几任南明王，吴三桂都不曾表示要协同反清复明，与此相反，他竟然亲自出兵缅甸追杀南明永历王。
第二，清朝最高统治者视吴三桂为降将，如清摄政王多尔衮就把吴三桂作为部下来驱使，“命三桂兵各白布系肩为号”，“命三桂军先锋”，又“命吴三桂以步骑二万前驱追贼”。清廷为了奖励吴三桂在战争中的功劳，还“授三桂平西王勒印”。
否认吴三桂“降清”的人则认为，北京失守后，形成了三股较强的政治势力并存的局面，即吴三桂、农民军、清王朝。而夹在这两股势力中间的吴三桂势力最弱，因此他能走的路只有两条：要么抗清，要么镇压农民军，考虑到其父亲被农民军扣押、爱妾受辱，为报此仇，吴三桂选择了联合清朝的道路，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投降清朝。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吴三桂一贯抗清的态度决定了他不会轻易降清。在任辽东宁远总兵期间，吴三桂曾多次参加抗清斗争，甚至在明清松锦战役后，明军明显处于下风的情况下，他的态度仍很坚决。吴三桂对明朝降清的劝降函都“答书不从”。
第二，多尔衮在山海关战后加强了对吴三桂的控制可以证明吴三桂未降。史载，多尔衮在山海关之战胜利的当天，玩弄权术，封吴三桂为平西王，此时，吴三桂已别无选择。若明日单独与大顺军交锋，必将不敌，身家性命必毁于一旦。于是只得依多尔衮所示，亲往清营，剃发跪拜。
第三，在山海关一役后，在攻陷北京前后吴三桂欲立朱明太子的行动证明其未降。吴三桂在极端困难的状况下招抚流亡，重振军旅。不久又组织起一支数万人的军队，坚守山海关和关外宁远等城。在原辽东战将或亡或降的情况下，吴三桂成了硕果仅存的抗清名将。次年皇太极又发动壬午之役。派遣阿巴泰、图尔格率兵避开由吴三桂防守的山海关，由黄崖口一线入边。只有吴三桂仍敢率兵入关邀击清军，并屡有斩获。再到1643年，如前所述，吴三桂的坚决抵抗使所向披靡的清军在宁远城下第三次苦尝败绩。
第四，山海关战后发表的檄文证明其未降。清军与吴三桂乘胜追击，吴三桂提出了“周命未改，汉德可恩”、“试看赤县之归心，仍是朱家之正统”的口号，如吴三桂已降，也不会发布这样的檄文，清廷也不会允许他这样做。
第五，暗中积蓄实力以反清复明为目的也可证明其未降。吴三桂一边广招贤才，暗布党羽，“阴养天下骁健，收忍荆楚奇才”，一边厉兵秣马，为将来的战争“殖货财”。他之所以没有实现反清复明的愿望，是因为清政治统治的日渐强大使“反清复明”的思潮成为历史的逆流。而吴三桂是否降清这一历史问题已不能用后来的历史进程说明了。
17李秀成投降书是真是假
忠王李秀成在被清军被俘后一改往日之英勇，竟然在曾国藩的囚笼里写下了长达五六万字的《亲供》，即后人所说的《李秀成自述》。
这篇《自述》使李秀成成了一个晚节不保的叛徒，给自己从前十余年无所畏惧的征战历程抹了很大的污点。毛主席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批了几行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
长期以来，很多人对李秀成进行口诛笔伐。但是很多学者对李秀成投降书的真伪问题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个由清政府宣布的投降书是非常有争议的，而以此书来断言李秀成是晚节不保的叛徒，这显然有失公允。
李秀成真的是叛徒吗？李秀成的投降书是真的吗？
有人从根本上否认了这个投降书的真实性。如呤喇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文说：“1852年，在太平军占领南京以前，满清官方即已捏造一篇他们名为《天德供状》的文件，伪托是叛军领袖的供状，谎称他们俘获了这个领袖。《忠王自述》很可能也是同样靠不住的。
传言曾曾经想劝降他或他向曾乞降，这一点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曾没有劝降的必要即使曾想留也不敢留，其次，仅此万言书不足为乞降之证据，万言书的内容是李秀成历经太平天国的兴衰的思考，留下太平天国的遗书，他想招降太平军残部，只愿他们不要做无畏的牺牲，不要再做虚幻的天国梦了，因为现实和太平天国的治国思想不允许。
广西通志馆的吕集义来到湖南湘乡曾国藩的老家中阅读到了投降书的原稿，抄补了5000多字，还拍摄了14幅照片，之后根据这些文字和原来“九如堂本”的2．7万多字出版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校补本》。
罗尔纲先生根据吕氏的校补本和照片进行研究，写出了著名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该书指出曾国藩后人出示的李秀成《自述》的确是忠王的亲笔。罗尔纲的这一观点曾一度成为定论，但是，随着曾氏后人所存的“原稿”的出版，更多人看到了李秀成《自述》的全貌。
但荣孟源曾经两次撰文断定这份“原稿”并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修改后重抄的冒牌货”。根据其他史料记载，李秀成的自述一共写了9天，每一天若干页。按照常理，全文应该有8个间隔，但是今天所见的《李秀成自述》“原稿”的影印本文字相连，每天都写到最后一页纸的最后一行字，看不出每天的间隔。何况，既然是每天各交一些，真迹就应该是散页或分装成9本，但是今本却是一本装订好的本子。其次，根据很多材料的记载，李秀成当时写了5万多字，然而今天的“原稿”影印本却只有3．6万多字。
不仅国内学术界对《李秀成自述》的真伪争论不已，国际上也有很多人予以关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认为此自叙是一个为曾国藩达到目的的手段。还有一些国外学者持与此相反的看法，认为今天所见到的《李秀成自述》确实是李秀成亲手写的，等等。
李秀成生前在战场上英勇善战，对后期的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被后世争论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李秀成自述》的真伪，也许是论断他功过的最好证据吧。世人希望这个谜能赶快解开。
18 “戊戌变法”的失败与袁世凯告密有关系吗
关于戊戌变法最终的失败，历史教科书几乎有着众口一词、千篇一律的说法：因为先有袁世凯告密于前，所以才有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于后。于是乎袁世凯的告密自然就成为了“戊戌政变”的直接导火线，而袁本人也就成为戊戌变法失败的罪魁祸首。这已经是大多数国人的共识了。可是，当我们试图抛开原有的思维定势，透过历史的烟尘，深入地分析史料的时候，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袁世凯告密导致戊戌政变的说法遇到了多方面的质疑。
当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事”诏书，宣布变法之时，掌握实际大权的慈禧太后，迫于社会的压力，对变法暂时采取了容忍的态度，但内心对变法极端仇视。她下三道上谕来孤立光绪皇帝并将用兵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与此同时，慈禧还加强了颐和园和北京内外的警戒，并在宫内部署爪牙，密切监视着光绪帝。光绪帝失去自由，这意味着政变的发生，21日宣布“训政”，仅仅是形式而已。也就是说慈禧的政变是预定好了的，告密与否政变都会发生。
与此同时，光绪皇帝对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也进行了有限的回击。这些措施使顽固派极为震惊，纷纷到慈禧面前哭诉，请求她废掉光绪，重新训政。慈禧不能容忍光绪排斥她的亲信，培植自己的党羽，更加不能容忍她至高无上的权威受到任何的挑战和威胁，她下决心要扑灭新政。
慈禧不断派人与荣禄密商，命荣禄调集军队进驻天津和长辛店等要地，可以说，在袁世凯告密——9月20日晚之前，慈禧、荣禄之辈发动政变的图谋早就预定好了，剩下的只是一个具体时间或时机问题而已。
另一种说法认为：戊戌政变发生的时间虽然确实为9月21日早晨，但是政变在荣禄还没有把袁世凯的密告递到慈禧那里的时候就发生了。而此时，袁世凯的密告尚未递到慈禧那里。根据这种说法得出的结论也是认为戊戌政变的失败的原因并不是袁世凯的告密。
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并未讳言自己告密，并且标榜说他告密是积极的、主动的。自我表白有着明显的破绽。包围颐和园禁锢、废掉慈禧太后，杀荣禄，这是何等重大而紧急的事件！袁世凯的告密如果是积极的、主动的，那么他为什么不在谭嗣同“夜访法华寺”的当天晚上或最迟在第二天清早在北京直接告密？后党庆亲王王奕劻、刚毅都是慈禧的心腹，也是袁世凯的朋友。袁完全可以找到在北京的这些大臣告密，何必一定要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呢？
毕竟事实的真相现在已经难以辨明，然而无论如何，袁世凯所负上的千古骂名很难因为这个未解之谜而被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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