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多枝,事表两头。周彪悍的插播日记暂停不表,重新回到“我”被保卫科的人带走后所发生的事情上来)
保卫科是什么概念?到部队我没有更多新的了解。我对保卫科的了解仅停留在影视剧中红军时期的肃反,发现保卫科的人不是一般的牛叉,他说带走首长就带走首长,他说你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整个一阎王老子、天下第一。
当保卫科来了一个军吉普,下来两人将我带走,弄到警备司令部正准备办手续时,大概是请示领导看将我羁押三天还是一个月的时候,我分明听到一个首长粗声大气地说:“胡闹,武警要你们去人,你们就去人,他们要你们羁押你们就羁押,不看看多大个事嘛!李霖,二等功,打了看守,打了自己的指导员,还在入伍前有调戏妇女的嫌疑,什么乱七八糟!打看守是什么伤情?轻微伤算个啥事嘛!调戏妇女,什么程度?还没调查清楚嘛!这些就给一个好端端的战士羁押,做刑事案件处理?真他妈操蛋!”过一会儿,又听那个声音说:“殴打上司,目无领导,这个倒是要惩处。但也只够关个禁闭!回去,将他送回去,让他们自己处理,行政看管七天还是半个月,让他们自己决定!”
首长碰巧碰上我的事,便即兴作了个定人生死和前程的指示。
我简直不敢相信,领导的一句话,竟然如此一言九鼎。
当然,此时,我喜欢这样的领导。
我无意中听到首长这样的一段话后,心中无比兴奋,立刻,对首长抱着十二分的感恩之心,对保卫科竟也有了好感,一路上的恐惧倏然间消失殆尽。
但这种心情仅仅保留不到一个小时,我就意识到:不行——还是不行!对我问题的轻描淡写处理,就意味着对李毅问题的从重从快。
我必须阻止!
我于是在隔壁大喊大叫起来,还狂叫:我要见首长,我要见首长,我李霖死也要见首长。
负责看管我的保卫科人员发怒了,两拳打过来,让我闭嘴,但又不敢重打,毕竟我不是那种可以随便打的人。如果单挑,他们保卫科养尊处优,哪是我们“特警”的对手。
让我欣慰的是,这一闹,效果就出来了。当然也许是我运气好,或者是首长今天心情不错。我清楚地听到他对身边的人说,叫那个李霖的马上闭嘴,我去看他,看他到底要搞什么鬼名堂。
我之所以在闹的过程中还能听到隔壁说话,那是因为我闹喊几句,就停下来静听一会。再加上,我算得上是耳聪目明之人啊。
我知道,首长并不是担心我现在死,也知道我现在死不了,而有可能觉得我这个“小鬼”胆子不小,居然能在保卫科大喊大叫,于是也就身子拐个弯,走过一间房,真的见我来了。
首长若50多岁的样子,保卫科的人说,这是政委。我便叫他政委,还像模像样敬了个军礼,毕竟自己还是个军人嘛,虽然几个小时前被指导员的通讯员打得浑身疼痛,但再怎么疼痛,军人的军姿不能丢。
而且,我知道,政委就是管保卫工作的。
政委笑眯眯地看着我,似乎带着一种嘲讽,然后又走近我,用拳头在我肩头锤了一下,说了句“结实”,然后转身,一屁股坐到离我五步远的椅子上,不再笑,严肃地看着我说:“李霖,你是个战士,殴打自己的上司不对哦!在这里大喊大叫更不对!”
我真见到了首长,胆子倒立刻小了,几分紧张加几分害怕地说:“报告政委,是不对,我错了!”
政委“嗯”了一声,然后问:“那为什么?死也要见我?为什么?”突然咧嘴笑起来,自己掏出烟,叼在嘴上,接着将烟盒给旁边的保卫科人员,示意送给我一支,然后才说:“你又没有烟我抽,又没有东西我吃,为什么要见我,死也要见我?”
政委这样的态度,让我感觉到自己遇上了生命中的贵人。记得入伍前的欢送仪式那天,县城武装部内敲锣打鼓,我和一批当兵的都被披红戴花,母亲和父亲双双送我,母亲把我喊到一旁郑重地对我说:“细伢子,到部队好好干。算八字的说,在南方上,你会遇到贵人,贵人打个招呼,你的命就是大富大贵。你去岳州,岳州就是南方嘞。”我在家中兄弟中是老二,也是老小,因此母亲喊我细伢子,当然有时候也喊我霖伢子。哥哥李舸就是大伢子。
我当时觉得母亲的话好笑,但又不能剥母亲的面子,敷衍地回答“晓得了”,就跑开和哥哥以及陈江雄、罗伟松他们说话去了。哥哥懂得外面的新鲜事多,我喜欢听他说话,而陈江雄和罗伟松,是从小到大的泥巴玩伴,自然少不得要多讲几句,且我一身军装,和他们土不拉几的中山装比,不知光彩到哪去了。我要在他们面前显摆显摆。
那么,如此说来,这个政委就是我生命中的贵人了!虽然警备司令部的政委不是直接管我们的,但此时,我作为犯罪嫌疑人或者说是受处理的对象,生死大权就捏在这个政委手里了。
重要的,或者说紧急的是,我的生命无虞,但我的兄弟,我那冤枉的堂哥李毅确实随时就会阴阳两别。那么,我为什么不把实情跟政委说清楚呢,让政委这样已经不算小的官去和地方的法院、检察院交涉,救出李毅呢!
我没有接烟,我此时站着,在首长面前,也不方便、不应该吸烟,何况,此时,我要借机求政委帮我、救我。
我于是不厌其烦地又给政委行了个军礼。
政委死盯着我,然后嘴一扭:“你说吧。”
等我说的过程中,政委的视线移开了,盯着远处。
领导不看我,紧张的心情才稍放松些。我说:“政委,我一直很尊敬和崇拜我的上司方进,我打他是迫于无奈;我打看守所的武警兄弟也是无奈。因为,因为我要救我的堂哥李毅。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感情比亲兄弟还亲。他人老实,一直在读书,参加高考落榜,只差三分。他有文化,有理想,一直是我的榜样。但因为和我们县一个当官的子女谈恋爱,女方家庭反对,他便带着女方私奔到岳州,追求他们自由的爱情。不巧,晚上约会被巡逻的警察抓了。后来,女方的家里知道了,就借此告发我的堂兄。我的堂兄被判了死刑......”说到最后一句,我因想起李毅生死不明,激动之中声音哽咽了。
我用手背揩去眼泪继续说:“我一清早去提死刑犯,无意中发现了我的堂兄。我当时懵了,人快疯癫了,打了看守员,后来又打了指导员。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怎样救李毅。是看守员告诉我,只有犯人禀报重大案情,或者揭露他人的犯罪事实,才可能有一点点希望。我抓住这个希望,要李毅揭发我,因为李毅的犯罪事实中,有调戏妇女耍流氓这一条。而这个犯罪事实,不是李毅,是我,这是千真万确的。是因为当时我要当兵,有这个不良记录怕政审不过关,便让李毅顶替我去参加村上的违法违纪人员学习班。这个是我求李毅帮我的,我们村里的支书可以作证,那天晚上一起去看电影的罗伟松、陈江雄也可以作证。和女青年强行接吻、耍流氓的是我,不是李毅。是我,真的——是我!”
政委的视线又早已移到我的身上了。我不敢看政委。我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弱。
我咽下一大口唾沫,等着政委发怒或者表态。我抬起头,鼓足勇气和政委对视,感觉到他凶悍目光中的柔软后,便又继续诉说:“我是预备党员,我以对党的热爱发誓。我说的都是真的,我的堂哥李毅是冤枉的。如果真的罪以致死的话,该死的是我,不是他。小时候,他连邻居的桃子、黄瓜都不偷一个,连生产队的红薯都不偷挖一只,而我,经常做这样的事。我现在恳求政委批准羁押我,开除我的军籍,调查我,判我的刑......”
“而只愿不杀你的兄弟?”政委将手上的烟头弹掉,突然站起来,又冷冷地看着我,接着我的话说。
我点头,我此时又开始恢复我的勇气,无所畏惧地看着政委。
政委在将目光收回去的时候,脚步也同时往外移动,边走边对身边保卫科的人说:“张科长,调查李霖的事你负责。李毅的案子牵涉到军人,向法院和检察院发出函件,提出我们的意见。至于李霖,还是送回他们武警总队,我们这里没地方关,军人监狱在汉州,离我们这里太远。”
政委说着,停下脚步,大概想看我一眼,但还是没有回头,大步地走了。不过,后面的警卫员,却朝我眨眨眼,还顺手给我扬了个大拇指。
我这时,心里安慰了,便对瞪眼看我的张科长说:“张科长,谢谢您!出去后,我请您喝酒。真的,不管什么时候,我都履行我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