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的开篇，孔子讲到为政要“先之、劳之”，若是这样还不够，就再加两个字“无倦”，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孔子思想往往具有更多我们一眼看不到的智慧。为什么要强调“先之、劳之、无倦”？大概是源于更多的人在观望，在权衡，在比较，在不满，在抱怨，也在沮丧。与其在被动中消极，不如主动出击，这是本分。先之，就定下了为政的调子。
做好政治管理，将以何为先？孔子认为是正名。在政治体系中，名与实的关系就如政治制度与政治精神。要有政治精神，才能实行政治制度。但只有政治制度，才能承载政治精神。正名的本质是正确的角色认知，各司其职，履行职责。当然，正名也不仅是指义务与职责，还是人在公众社会中生存的基本权力。每个人都需要这种权力。
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种菜，孔子都没有讲出具体做法。不知道就不知道了，他还认为樊迟是“小人”。不少人认为这是孔子轻视劳动，进而轻视劳动人民的“铁证”。果真如此吗？
面对现实，有必要进行客观真实的判断，这实在是一种理性与科学的心理气质。在这种心理气质之下，才可产生洞达的认知、明智的行动，进而在社会发展、变化的历程中担负起自己的职责，抓住关键问题（如上好礼、上好敬），解决主要矛盾，使得百姓心悦诚服，背着自己的小孩来投奔。
要做到这一切，实在是需要既仁且智，需要以真正的勇敢和无畏来面对可能出现的不理解，甚至是大部分人的不理解，而不是只会讲些百姓们爱听的口号，或者是对虚妄的安慰寄予廉价的期望。这恰恰是圣贤，或者先知们的使命，有必要运用天命所赋予的最佳的理性、最开朗的思想来思考，开启政治治理的智慧之门。如此，就真的不用自己去种庄稼，因为在种庄稼这件事上，有人会做得更好。
本篇的末章，孔子说不教民战，就意味着对他们的放弃。孔子曾讲到“足食、足兵、百姓的信任”是政治的三大立足点。在“食、兵、信”之间，孔子的价值排序是：信在首位，其次为食，再次为兵。必不得已而去之，先去兵。为何孔子又强调要教民战事？
这实在是与我们文化的思维模式有关。本与末是一对，先与后是一对，心与身是一对，知与行是一对。在这一对又一对之中，一定要务本，一定要先之，本篇的开篇一直在强调关于先之，关于务本之事，但是不意味着要取此去彼，求本丢末，需要做的是统筹兼顾，一以贯之，兼顾、贯之于先后、本末间。
问题索引——
“先之、劳之、无倦”，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孔子思想往往具有更多我们一眼看不到的智慧。为什么要强调“先之、劳之、无倦”？
为政要任用贤才。但怎么才能分辨贤才，并且任用他们呢？
做好政治管理，将以何为先？孔子认为是正名。君子所重视的不应该是关于“实”的话题吗？为何要这般在意“名”呢？
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如何种菜。他不好好答，还认为樊迟是小人。看来，孔子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铁证如山。事实真的如此吗？
关于“正”的话题，仅在本篇就三次谈到，难道孔子真的是“迂”了？
使近处的人心悦诚服，远方的人前来归附，实在是政治治理的至高境界。如何能够做到此？
“父子相隐”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公案，几千年来争论不休。有人则据此认为儒家“亲亲相隐”的血亲伦理原则，是现实生活中徇情枉法、任人唯亲等腐败现象滋生的根源。果真如此吗？
一个人，乡亲们都喜欢他，孔子认为不一定他就是个好人。乡亲们都厌恶他，孔子认为也不一定他就是个坏人。到底如何是好，如何是坏？
本章孔子说“善人教导百姓七年，也就可以叫他们去打仗了”。但是，善人教导百姓是为了让他们去打仗吗？
13.1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本章，子路向孔子请教如何为政。孔子的回答字数不多，分量极重。
先之，就是先行一步。恪尽职守，认真负责，履行职责。
劳之，就是去做。开始去做，坚持去做，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无倦，就是耐力和韧性。一项事业的达成，不是百米短跑，更像是一场马拉松，冲刺能力不是主要的考量标准，在更多的时候，需要耐力和韧性。所以，坚持很重要。但坚持不是硬撑，是在方向明确的前提下，进退有度，满怀深情又无怨无悔。
“先之、劳之、无倦”，本质在讲“去做，且要先行之，还要肯付出，无怨悔”，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孔子思想往往具有更多我们一眼看不到的智慧。为什么要强调“先之、劳之、无倦”？大概是源于更多的人在观望，在权衡，在比较，在不满，在抱怨，也在沮丧。
英文中有个单词“game”，本质就是游戏。中文词意丰富，还可将它翻译成“博弈”，且有了“博弈论”的说法。于是，人和人、人与工作之间的关系多处在博弈之中，像极了毛主席所讲的战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人们总是在比较、权衡、算计中决定自己所要付出的程度。这种“战术”被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及各种社会关系之中。其中，老板与职工、人与工作之间的博弈颇具代表性。老板期望下属干起活来不遗余力，职工希望老板发起奖金来也能不遗余力。其实双方的期望都是人之常情，问题是谁进谁退？于是，展开了一场博弈。
当职工对待遇不满意的时候，可能会选择另谋高就，笔者认为这是积极的做法。还有职工直接表明态度，“给我多少钱，就干多少钱的活”！这态度乍一听挺有道理，看似客观、中正。问题是，这般负气的话明显带有不满意。当职工对待遇不满意，认为老板付的薪水不抵自己的付出时，很自然的表现就是降低工作标准。当老板看到这降低标准后的工作质量时，心中甚是“庆幸”没加工资。把活干成这样，现在给的待遇都感觉吃亏。于是，两败俱伤，仿佛又各有道理。孔子的观点是：
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君子行事，就如同拿起弯弓射大雕，没有射中，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能怪雕没有飞好，没有飞到自己瞄准的点上。任何博弈的双方都需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尽到自己的本分与本职。
在劝谏君主、卿大夫们为政时，孔子说：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他还讲：
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
他殷切地期望国君、领导们能够厚爱下属，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领导们的职责就是引领方向，树立标杆，明教化，定政策，定机制，明示一条使人与人之间相敬如宾，各尽本分，通往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当然，他并不能保证把每个人都引上这条康庄大道。
在如何对待工作，如何对待领导，如何侍君方面，孔子又有另外一番说法。孔子曰：
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与其在被动中消极，不如主动出击，这是本分。先之，就定下了为政的调子。
13.2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上章言为政要“先之”，等于是定调子，本章来谈为政的整体框架。仲弓出任季氏家的总管，向孔子请教这个问题。孔子讲了三个方面：
一是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搭起架子来；二是以一颗宽容的心不计较小过错；三是任人唯贤。
仲弓有疑：“我怎么能够做到分辨贤才，并且任用他们呢？”孔子说：“当然是举荐你所知道的。你不知道的，即便是你不用，别人会舍弃他们吗？”
能近取譬，是仁之方。任贤，首要知贤。若是不知贤，错不在贤者，而要考虑考虑自己的问题：视野是否开阔？心胸是否豁达？
13.3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做好政治管理，将以何为先？孔子认为是正名。一名君子所重视的不应该是关于“实”的话题吗？最好讲些具体的为政措施，为何要这般在意“名”呢？子路认为自己的老师有点迂腐。
孔子知道自己这个学生没有理解自己的意思，要好好给他讲一番。按照孔子的套路，首先要说一说态度问题，关于为学的态度，不仅是就正名这一事而论事。孔子认为，君子对于所不知道的事情，应该采取的态度是存疑，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而不是如子路这般贸然地下结论，自己无知还认为别人是错的。接着就奔往主题，为何政治要以正名为先？
名分不正，说起话来就不顺当、不合理；说话不顺当、不合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制度就不能兴盛；礼乐不能兴盛，没有了标准，刑罚的执行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一切都乱了套，百姓就不知怎么办好。所以，一定要定下一个名分，能够理解透彻，说得明白，说出来一定能够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行，是从不马马虎虎对待的。
在政治体系中，名与实的关系就如政治制度与政治精神。要有政治精神，才能实行政治制度；也只有政治制度，才能承载政治精神。正名的本质是正确的角色认知，知道自己是谁，他人是谁，大家是谁。每一种角色均有其职能所在，选择具有胜任能力的人，履行职责，即为政治之道。在认知角色的基础上，在其位，谋其政，遵循各自的行为规范，履行应有的责任和义务。所以，应该像君那样去为君，像臣那样去为臣，像父那样去为父，像子那样去为子。这一正名理念应用到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就是在什么位置说什么话，居于某个名位，都要尽其职分、尽其义务，以使名实相符。由此推而广之，稳定的社会关系就建立起来。
正名对于参与政治管理的各种角色来讲，不仅意味着以文件的形式任命某某人员担任某一职位，更意味着为政者、领导们要审视自己的角色定位。重视的是言传身教。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
当然，正名也不仅是指义务与职责，还是人在公众社会中生存的基本权力，每个人都需要这种权力。
13.4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
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圃：种菜的地方。
襁负其子：用宽布带背着自己的孩子。
对于本章，不少人认为这是孔子轻视劳动，进而轻视劳动人民的“铁证”。事实是，如何种庄稼，当然是要问老农。如何种菜，最应该问菜农。织布当然是要请教妇女，读书当然是要请教先生。
面对现实，有必要进行客观真实的判断，这实在是一种理性与科学的心理气质。在这种心理气质之下，才可产生洞达的认知、明智的行动。进而在社会发展、变化的历程中担负起自己的职责，抓住关键问题（如上好礼、上好敬），解决主要矛盾，使得百姓心悦诚服，背着自己的小孩来投奔。
要做到这一切，实在是需要既仁且智，需要以真正的勇敢和无畏来面对可能出现的不理解，甚至是大部分人的不理解，而不是只会讲些百姓们爱听的口号，或者是对虚妄的安慰寄予廉价的期望。这恰恰是圣贤，或者先知们的使命，有必要运用天命所赋予的最佳的理性、最开朗的思想来思考，开启政治治理的智慧之门。如此，就真的不用自己去种庄稼，因为在种庄稼这件事上，有人会做得更好。
13.5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本章继续谈论关于“本”的话题。进行诗教，为的是“政能够达于四方”。通过诗教，熏陶一个人温柔敦厚的心性，培养出有德的为政者，从而“为政以德”。反之，若是偏离了这个根本，只是能诵诗，处理政事不会灵活应用，出使四方不能独立解决问题，即便是诗三百首全部背了下来，如此之多，又有何用呢？
说到底，这样的人没有将诗教转为己用，是自己被诗牵着鼻子走。对于纸上谈兵者，孔子不欣赏。
13.6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上章言诗教，其实任何一种教化都是法门、是方法、是路径，却不是目的地。但无论通过何种法门，目标、宗旨都是一样的。希望培养出身正，并且可以为政的君子。“正”是君子的根本，“正”本身就是影响力。上行下效，自身正，不令而行；自身不正，虽令不从。
本篇第三章谈正名，本章谈正身。正名与正身就如同是知与行，不可分。
13.7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上下关系之间有影响力，但影响力的产生不仅存在于上下关系之间，还存在于兄弟关系、朋友关系之中。鲁国和卫国之间，就如同兄弟关系。这种关系可追溯到周初之时。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卫国是康叔的封地，周公旦和康叔同为文王之子。兄弟之间，贵在兄友弟恭，团结和睦，友好相处。
13.8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卫公子荆：卫国大夫，字南楚，卫献公的儿子。
善居室：善于居家理财。
苟：差不多。
合：足。
孔子夸赞卫公子荆善于居家理财。在刚开始有一点财富的时候，他就认为“差不多足够了”；再稍多一点的时候，他说“差不多完备了”；更多一点时，他认为“差不多完美了”。
这样看，对于财产的从无到有，卫公子荆的心态是始终如一的，总是认为是足够、完备又完美的。这种心境源于知足。老子曰“知足者富”，真正的富有是知足，知足才会知止，知足才有常乐。
13.9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适：往，去。
仆：驾车。
本章体现了孔子的政治理想。庶，即人口众多；富，即生活富裕；教，即教化。这是孔子传承王道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富强的必备条件。三者是依次递进的关系，人口和物质财富是基础，而最终还是要教化人民，修养人心。
13.10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月：一周年。
对于自己清晰的政治理想，孔子当然是希望“学而时习之”，自己的学说能够为时代所接受，学有所用。他说“如果有国君肯任用他，一年就可以做出成绩，三年就可以成功”，实现前章所说的“富之”“教之”。
这是一份自信，自信源于自知。孔子以他的行动实现过自己的目标。在《孔子家语·相鲁》篇中有这样的记载，孔子在今天汶上西的一个小镇中都，出任地方长官一年，使得民风淳朴，百姓安居乐业，四方诸侯前来学习。孔子认为此法不仅可以治鲁，还可以治理天下。第二年升为司空，使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后由司空为鲁大司寇，“设法而不用，无奸民”。可以看出此言不虚。
但细读本章，再结合上章他所讲到的“庶矣、富之、教之”，这些完备的政治理想，孔子所言除了自信，还有种复杂的情感。如此有才，终是不遇，亦有几分对时世的无奈与感伤。
13.11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无论是自信的践行，还是怀才不遇的无奈与感伤，孔子的坚定，对于王道精神的阐发与力行，从未改变。孔子说：“‘任用善人治理国家，经过一百年，也就可以消除残暴，废除刑罚杀戮。’这话说得真对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为政者只关心政绩，关心GDP，关心所谓的“硬指标”。关于大治，关于善政，关于民风的朴实，关于民心的纯正，这样的追求能打动他们吗？
13.12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不管能不能打动这些所谓的“政治家”，孔子还是要讲，“如果有王者兴起，也一定要在三十年之后才能实现仁政”。也就是讲实施王道政治，追求民风的朴实，关注民心的纯正，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业。实现移风易俗需要时间，需要足够的耐心。
13.13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关于“正”的话题，仅在本篇就是第三次谈到，难道孔子真的是“迂”了？庄子说得好，“以重言为真”。凡是重复出现的，多次强调的就是真知，是重点。
在《孔子家语·大婚解》篇中，孔子表白得更为直接，他说：
夫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君不为正，百姓何所从乎？
可与本章对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