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0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适：可。
莫：不可。
君子不议“恶衣恶食”，那么君子应该议些什么，应该将什么放在心中？
一个核心就是“义之与比”。君子行于天下，没有可与不可，一切依“义”而行，与“义”比肩。义者，宜也，尊贤为大。贤者，无可无不可。不在于形式，在于本心，有一颗仁心，这是仁者的情怀。
4.11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这份仁者的情怀使得君子将对美德的追求奉持于心。这份美德上有极限，下有底限，内心有着一定的标准，就是“君子怀德，君子怀刑”。“刑”者，侀也，就是有型。意味着有上有下，有左有右，心存慎终之规，口吐训格之言，择贤以托身，力行以自定。如此有模样、有标准，才能成为榜样。
小人没有这样的标准。若是一定要有一个指导方向，就是“土”“惠”。土意味着财，惠寓示着利。为达成此，小人无所不用其极，且追求到也不知应该有何作为。
4.12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放：依也，多解释为依据、放纵。《说文》：“放，逐也。”追逐。
本章承接上章的话题接着讲。当一个人为了求利而无所不用其极，那么，在追求的过程中就会不择手段，追求到利，也不知应该有何作为。就会出现孔子说的结果“放于利而行，多怨”，害人害己。
《孟子·梁惠王》开篇就讲义与利。
孟子晋见梁惠王，惠王说：“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将给我国带来利益吗？”孟子答道：“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有仁义就好。大王一说：‘怎么做可使我国获利？’大夫就说：‘怎么做可使我家获利？’士和庶人就说：‘怎么做可使我自身获利？’上上下下交相牟利，国家就危险了。拥有万乘兵车的国家，谋害它君主的必定是拥有千乘兵车的家族；拥有千乘兵车的国家，谋害它君主的必定是拥有百乘兵车的家族；万中取千，千中取百，这个概率已经不能算小了。如果重利而不顾义，那么不夺走全部是不会满足的。重仁的人从来不会遗弃他的亲族，重义的人也从来不会不顾他的君主。所以大王只谈论仁义吧，又何必说利呢？”
菩萨畏因，众生畏果。愿人多做仁义之人，唯利是图只会将人引入一条死胡同。
4.13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不将追逐利益作为人生的意义，这需要有一颗辞让之心，需要自觉的价值认同。孟子说：辞让之心，也是礼之源起，礼之端。
关于以礼让为国，《孔子家语》中有这样的故事，大到国家间的争伐，小到田间地头的争执，难行的是礼让之法如一。
虞、芮两国争田而讼，连年不决。听说西伯侯（即后来的周文王）仁德昭著，两国就前去请他主持公道。于是，虞、芮两国之君进入西伯侯的封地。他们看到了奇怪的事情：耕田的人将田界让出来，行人让路，来到朝廷中，士将功劳让于大夫，大夫将功劳让于卿。虞、芮之君曰：“看来，我辈为小人也，怎配登君子朝堂。”随后，就各自共同退让，纠纷自解。孔子认为，以此看来，文王之道无以复加，尽善尽美，不令而从，不教而听，已到了极致。这个极致，就是“让”住心间。
周文王的祖父大王亶甫，敦崇德让，树根置本，预备远矣。一开始的时候，大王亶甫定都豳，狄人前来侵扰。赠之以毛皮、布帛，不能解决问题；赠之以珠宝、金玉，不能解决问题。看来，狄人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拿下江山。可是江山到底是谁的呢？真的属于某个人吗？亶甫看得很是清楚，于是召集年长德高之人而告之：“狄人对毛皮、布帛、珠宝、金玉都不屑，看来是觊觎我们的土地。土地是用来养育人的，如果因此而害了人，君子是不做这样的事情的。大家何患没有君主呢？”于是，亶甫就携着夫人大姜远行，越过梁山，建都于岐山之下。豳地百姓们这样想：“这才是真正的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归从的人像赶集那样踊跃。孔子认为能做到这般还不能君临天下，是不可能的。
4.14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德要配位。孔子认为不需忧虑没有位置，需要忧虑的是自己有没有立足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系统而全面的，是德行上的认知，是心中的自觉，是行动上的敏而有功。自觉，源于自修，自修方可自立。如此便不需忧虑别人不了解自己，而应忧虑有没有足以让人主动了解自己的德行与才能。正如《荀子·非十二子》所云：
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
荀子认为，能够做到品德高尚被人尊重，但不能要求别人一定、必须尊敬自己；能够做到诚信而被人信任，但不能要求所有人一定相信自己；能够做到有能力而可以被人任用，但不能保证别人一定任用自己。君子不被荣誉、夸赞所诱惑，飘飘然忘乎所以，也不被诽谤所吓退，遵循道义做事，端然正己，不被外界事物迷得神魂颠倒，这才是真正的君子。其中意蕴，亦与本章相合。
4.15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
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本章借曾子的理解来表述孔子思想的精髓。一个“唯”字，意味着曾参快速回答，不假思索。确实如此，老师的“道”的确是一以贯之，这反映出师徒之间的心神相通。等孔子出门后，门人就不明白了，于是发问，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子《中庸章句》注解为：“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
纵观孔子的学问，不就是“修己尽忠”，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推己及人”之道吗？孔子之道即为忠恕之道，儒家的学说即为修己安人之学。
4.16子
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上章言孔子的道即为忠恕之道，儒家的学说即为修己安人之学，这就是义的内容了，是天理之当然。义是义务，是情义，还是正义，一身浩然正气。何为喻？喻意为明白、懂得、感悟、体认，并把它展现出来。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
仓库充实了，才能懂得礼节；衣食丰富了，才知道荣耀与耻辱。礼义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但是，君子富有了，喜欢行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会随心所欲地干他想干的事。所以有德有位的君子更容易明白、懂得、感悟、体认“义”，而与君子相对的市井凡夫，更容易明白、懂得利。
在社会的治理体系中，君子、领导对于百姓的义，就是充分考虑百姓的利。百姓对单位、国家最大的义，就是履行义务，有情有义。
义和利是本末的关系。义是本，利是末，行义，得到利的概率才会比较高。如果本末倒置，在工作中偷懒耍奸、出工不出力、小偷小摸之人怎么会有前途呢？所以不义本身就不会得利，即使一时得到，也是短期利益、小利，既不能长久，也不能成大事。为人做事皆以利去衡量，最终会导致因利而害义。
4.17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上章言义与利的关系，此章为其延续。《中庸》云：“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尊贤，意味着要知贤，需要自我的觉知，确认风向标，向其靠近，这就是见贤思齐。
分出了贤，自然就辨出了不贤。面对不贤，需要向内觉知，自知、自省、自悟、自察。自省的内容可以细化，就是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人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做事尽到忠心，交往讲求诚信，学业精进，知行合一，就是“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具体举措了。
4.18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本章回到仁的起点，回到人性自觉的起点，就是“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若一个人连对父母都不孝，恐怕就不是个人了。孝是仁的起点，是根基，根基不牢，地动山摇。
夯实孝的根基，是对人性最为基本的检验。孔子提出要“事父母几谏”。孔子赞扬诤子、诤臣、诤友，认为为人君、为人父、为人友的人在思想与行为出现偏差时，要予以规劝、修正。但对于父母，劝谏要有诚心和耐心，还要讲求方法。几谏，就是委婉地劝谏父母。若父母没有听从自己的意见，自己仍然恭敬而不触怒父母，虽然忧心但不怨恨，等待时机，再进行劝谏。这便是子女对父母的一份义务与深情了。
4.19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本章承上章，继续讨论如何侍奉父母。为人子者不远游，其原因一是不使父母担忧自己，二是当父母需要侍奉时，儿女能够及时出现在父母身边。如《礼记·曲礼》记载：“夫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意思是为人子女，出门禀告父母，回来也必须面告父母，出游的地方必须有固定性。可与本章互相参证。
一定要远游，则游必有方，要有确定的去处，为的是让父母放心。当然，这里的“远”是相对的。如今，时代不同了，交通、通信便利，即使空间上远一点，也可随时来去，子女可随时问候、照料、关怀父母，免却了父母的牵挂。
4.20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本章继“游必有方”，接着谈论孝的话题。好男儿继承父之道，不违于父之志，这也是孝，这是事业的传承，是继人之志，述人之事。
4.21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无论是不远游，还是远在四方，对父母的牵挂之情都是不变的。为人子女，不可不知道父母的年龄和健康状况。对此，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继承父之志，有新的生发，同时父母长寿，自然是喜。惧的是，老之衰亡，父母年岁大了，更要好好孝养，还惧自己是否能担得起事业的重担，能否实现父母的期许。
4.22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逮：赶上，及。
传承事业，需要培植根基的功夫，需要温故知新，需要以古观今。孔子崇尚古之道，有他的道理。孔子认为古人不轻易许诺，是因为他们以行动不能兑现许诺为耻。因而，孔子告诫人们，不应以多言为能事，而应注重切实的行动。
子曰：“言寡尤，行寡悔。”“敏于行，讷于言。”“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实在是一以贯之。这是对仁者的基本要求，反之，“巧言令色，鲜矣仁”，“轻诺寡信”不可取。
4.23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约：束。内束其心，外束其身，谨言慎行，审密周详，谦卑自牧，皆谓约；也有简约之意。
鲜：少的意思，同“巧言令色，鲜矣仁”之“鲜”。
仁是一种人性的自觉。讲得通俗些，就是自己能够管得了自己。“苟志于仁，无恶矣”，这样的人谨言慎行，举止有度。谨言慎行，过失就少，容易得到别人的信任。
仁者自觉，觉他，随心所欲不逾矩。反之，若是自己管不住自己，心猿意马，行动飘忽，多会伤人害物。
当然，能够管得了自己，收束自身。失之者少，不代表无失。还是贵在觉知，觉知到偏，然后纠正归位。
4.24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讷：说话迟钝。《说文》云：“讷，言难也。”《广雅·释诂》云：“讷，迟也。”这里比喻说话严谨。
本篇第二十二章言“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学而》篇第十四章论“敏于事而慎于言”，意实相同。儒家的方法论就是行胜于言，不要听一个人怎样说，而要看一个人如何做。君子说话严谨，看起来迟钝，但做起事来雷厉风行，力说力行。
4.25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自己有魅力，才有吸引力，吸引到应该吸引之人。
何德不孤？就是里仁为美。心依于仁，行止于仁，此为美。心里美，环境美，则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天下大同，即为孔子的理想了，也是天下人的向往。
4.26
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数：繁琐。这里有与“约”相对的意义。
子游认为侍奉君主过于烦琐，会招致侮辱；对待朋友过于烦琐，反会被疏远。君子依于仁，止于仁，靠的是内在的自觉，自觉是最为强大和根本的力量。如果一个人不想去改变自己的思维态度，已经养成一种僵化的行为习惯，怀疑许多应该坚信的事物，固执己见，那么，任别人怎么劝说，都不会有什么作用。所以，劝谏是法，但是末。使用方法，驾御末节，都要有度，否则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自取其辱。由此可见，事君、事友与事父母之不同。
本篇到此，首尾呼应，本末兼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