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初以来，“太后下嫁多尔衮”这一传说就已见诸文人的记述，而后野史稗官更是广为流传。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至今天，仍既有肯定者，也有存疑者、否定者。可见，它已成为清初至今300多年来聚讼纷争不止的历史疑案。
清初，“太后下嫁多尔衮”一事，被后来人称为几大“清宫疑案”之首。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传奇故事，而成了至今争论不休的历史疑案。顺治朝有两个太后，一个是皇太极的中宫皇后博尔济吉特氏，世祖继位，尊为皇太后。该太后一生无子，只有二女，视福临为己生，她又是福临生母的亲姑，同出于科尔沁蒙古，不论是从科尔沁蒙古的利益还是大清国的利益，她对幼小的顺治都是百般呵护爱怜。多尔衮摄政时尽管一手遮天，但一直未敢对福临采取篡权夺位的举措，不能不说有这个太后的一份功劳。该太后死于顺治六年（1649）四月，年51岁，谥孝端，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孝端文皇后。另一个太后即福临之生母永福宫庄妃，福临继位，尊为皇太后，史称孝庄文皇后。孝庄文皇后聪慧漂亮，传说在崇德年，她曾凭其美丽的姿容和伶牙利齿劝降了顽固的明蓟辽总督洪承畴。对福临在权贵们虎视眈眈于龙位的形势下能继承皇位，她是又喜又忧。喜的是儿为天子，为天下万民之主，不枉自己清宫10多年的苦熬。忧的是福临太小，实权被掌握在睿亲王多尔衮的手中，稍有不慎，她们孤儿寡母的命运不堪设想。因此她一方面教育福临凡事忍耐，国事全权委之于多尔衮，从不过问，以释其疑，一方面自已有意亲近多尔衮，以笼其情。多尔衮，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乃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是个精明强干、文韬武略的全才。他从少年的时候起就随皇太极东征西讨，征察哈尔、朝鲜，攻明围锦州，立下赫赫战功。因此，封贝勒、封和硕睿亲王、封大将军，其地位在诸王之上。皇太极死后，他率清军大举入关，击败李自成，打击南明各政权，为大清朝打下了半壁江山，可谓功勋卓著。因此，封叔王摄政王、封皇叔父摄政王、封皇父摄政王，爵位日高，声望日隆。
只是他居功自傲，威福自专，持权窥位的气势咄咄逼人。顺治曾说：“睿王摄政，朕唯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向朕详陈者。”眼见多尔衮恃功自傲，想到渐渐长大的儿子福临可能会成为睿王下一个打击的目标，孝庄后怎能不胆战心惊！为了太宗的基业，为了亲子福临的皇位和生命，她决定委身事贼，下嫁多尔衮！亦有说太后下嫁系在多尔衮王妃博尔济吉特氏殡世之后，为范文程所穿针引线。多尔衮王妃死于顺治六年（1649）十二月，死后封为敬孝忠恭正宫之妃。若如此，则多尔衮晋封皇父摄政王之舆论在前，纳太后为妻在后。但也有野史称，是前明降臣钱谦益向多尔衮提出此主意的。当时多尔衮元妃去世，多尔衮郁郁寡欢。钱谦益就此向多尔衮说，“无非再娶，以慰悼亡”。就此即请皇太后下嫁多尔衮，使传言变现实，实至名归。这一提议很快就得到了多数大臣的支持，而福临也碍于多尔衮的权势勉强同意。
就这样，太后正式下嫁多尔衮为妻。以上是关于孝庄下嫁多尔衮故事的大致脉络。事实上从清初以来，关于这一传说就已见诸文人的记述，而后野史稗官更是广为流传，且绘声绘色，十分具体。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著名清史专家孟森就曾撰写过《清初三大疑案考实》，对此予以否定。直到目前，在清史学界仍既有肯定者，也有存疑者、否定者。可见，它已成为清初至今300多年来聚讼纷争不止的历史疑案。这件事关系道清初最高层的政治权力之争，又是一个涉及如何分析辨别有关史料的复杂的学术问题，因此，且慢将其视为奇闻轶事。此事最早引起史家注意的文字是张煌言曾做的《建夷宫词》，其中有：“上寿饬为合卺婚，慈宁宫里喜迎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躬逢太后婚。”还有记载说，福临当时曾有恩诏颁布天下，其中说：“太后盛年寡居，春花秋月，悄然不怡。朕贵为天子，以天下养，乃独能养口体而不能养心志，使圣母之丧偶之故，日在愁烦抑郁之中，其何以教天下之孝？皇叔摄政王现方鳏居，其身份容貌，皆为中国第一人，太后颇愿行尊下嫁。朕仰体慈怀，敬谨遵行，一应典礼，着所司予办。”另外有人说曾见故宫所藏清礼部旧档中有顺治问关于太后下嫁礼仪的请示报告。
持太后下嫁说的学者还提出其他的一些论据：（1）在顺治朝多尔衮公开以皇上的父亲自居，称号就叫“皇父摄政王”，而只有皇帝的母亲下嫁了，多尔衮才有可能被称为“皇父”。而多尔衮称谓变化的过程，恰恰反映了太后与多尔衮的婚姻由隐秘到公开的过程。（2）据《东华录》记载，诏告多尔衮罪状中有“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这实际上暗指多尔衮迫使太后与之为婚。（3）按清朝早期丧葬制度，皇后、嫔妃最终都要与皇帝合葬。可是，孝庄竟葬在了遵化的清东陵风水墙外，而未与清太宗皇太极合葬于沈阳的昭陵。有人认为，这是孝庄因改嫁而无脸到阴间见皇太极的刻意安排。（4）满族作为北方少数民族，素有兄终弟及、弟娶兄妇的旧俗，即使有下嫁之事，也不足为奇。针对持“下嫁”说所提出的证据，孟森撰写了《太后下嫁考实》对此予以一一驳斥。孟森认为张煌言是前明故臣，对清朝素怀敌意，所作诗句多有诽谤诋毁之辞。而顺治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可以取古代国君称老臣为“仲父”、“尚父”之意。而孝庄不愿与皇太极合葬，乃因昭陵已葬有皇太极的孝端皇后。著名的清史学家郑天挺与孟森的看法亦大致相同。在其《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一文中，他提出“多尔衮以亲王摄政称皇父……
疑皇父之称与‘叔王摄政王’、‘叔王’同为清初亲贵之爵秩，而非伦常之通称”，因此这与下嫁无关。但是，孟森之说遭到了胡适先生的诘难。胡指出，孟文“未能完全解释皇父之称的理由”，“终嫌皇父之称似不能视为仲父、尚父一例”。此后，仍不断有人肯定“太后下嫁”之说，作为清史专家的商鸿奎就曾在《清孝庄文皇后小议》中说“即使有此事，也只能把它当作是一种政治手段来看，值此明清争夺天下之际，能息止满洲内部矛盾斗争”，将其视作“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1946年10月，近代学者刘文兴撰文《清初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起居注跋》，其中写道，宣统元年（1909），他的父亲刘启瑞任内阁侍读学士，奉命收拾内阁大库档案，“得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诏”。世上若果真有这一诏书，无疑是太后下嫁最具权威的铁证。遗憾的是直到目前，并未发现和公布这一“太后下嫁摄政王诏”，因此，至今“太后下嫁”仍然是一个历史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