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主义是存在主义。一谈到存在主义，有人就联想到了那样一句话——“凡存在的，即合理的”。在这一句话中，“合理”是什么意思呢？非是指合乎人性情理，也非是指伦理学方面的道理，而是指逻辑学上的因果之理。即其因在焉，其果必存。某些“评”或“论”，不究其因，只鞭其果，不是有思想有见识的“评”和“论”。所以我希望同学们，发表否定之声的时候，当先自问——那原因我看到了没有？倘看到了，又不敢说，那就干脆缄口，什么都别说了。当老师的人，每顾左右而言其他，圆滑也。圆滑非是“评”和“论”的学问或经验，是大忌也，莫学为好。存在主义是评论具有社会批判性的文学和文艺的不可或缺的一种尺度。
现在我们该谈谈那一种方法了。非他，比较之法而已。所谓“比较文学”，即应用比较之法认识文学品质的一种方法。不比较，难鉴别。这是常识。老百姓买东西，还往往货比三家呢。
这一种方法，自评论之事产生，其实一贯为人用也。但那是一种本能性的方法之应用，并未被上升为理论。由经验而理论，只不过是上一个世纪才有的事。一切之人，面对文学或文艺，忽觉有话要说，头脑中那第一反应是什么反应呢？最初的资讯反应而已。民间夸邻家的女孩儿漂亮，怎么说？——呀，这丫头，俊得像……于是夸者联想到了嫦娥；而你们今天，会联想到某某明星、模特。一个人头脑里所储存的资讯越丰富，评起来论起来就越自信。而自信的“评”和“论”，与不自信的“评”和“论”的区别乃在于——前者之言举一反三，后者却每每只能一味地说：“我觉得……”因为除了自己的“觉得”，几乎再就说不出别的什么。所以同学们要多读，多看，使自己关于文学和文艺的资讯背景渐渐厚实起来，以备将来从事与“评”和“论”的能力有联系的职业……
最后我要说的是——或言我要作一番解释：我虽仅只大略地归纳了六条尺度，其实它们包含着互相贯通的内在结构。比如在我这儿，想象力的魅力，也是一种类。故《西游记》依我之眼来看，首先是美的文学。《白蛇传》更是古今中外极美之例也。而牺牲精神、正义行为，尤其是美的。故在我这儿，连《赵氏孤儿》都是美的。爱的情怀，当然也不仅仅指男女之爱。《汤姆叔叔的小屋》，大爱之作品也。《拯救大兵瑞恩》的主题是什么呢？可不可以说是枪林弹雨之中的人类爱的大情怀的诠释呢？而在批判之精神的感召下，近二百年来，古今中外曾产生了多少优秀的文学和文艺啊！
我的结束语是：将解构主义当成棍棒横扫一切的“评”和“论”的现象，是对解构主义不得要领的“二百五”的现象。以“存在的，即合理的”为盾牌，专门做某些显而易见的文化垃圾的卫士的人，犯的乃是理解力方面的低级错误。如果我们正确领会了以上两种主义，再加上善于运用比较之法，则定会在“评”和“论”这两件事中，提高自己，有益他人。归根结底，“评”和“论”的尺度即不但有，而且是需郑重对待的。
19 让我们的头脑聪明起来
“聪明”一词是对我们人类头脑的称赞。特别聪明，便叫做“智慧”；比智慧还智慧的头脑，那就是天才的头脑了。天才的头脑带给我们人类许多利益，或者科技发明；或者社会思想；或者，仅仅代表人类想象力的高级水平。比如爱迪生，比如卢梭，比如爱因斯坦、霍金。
那些聪明、智慧和天才的头脑，是怎样变得聪明、智慧和天才的呢？
有一种看法认为那差不多是天生的。主要根据是某些人的头颅特别大，因而大脑体积也比我们寻常人大，比我们寻常人的脑沟回深而紧密。确乎，爱因斯坦、马克思、列宁，都是大头颅的人。
但是，我们从历史照片上看得出——爱迪生的头颅一点儿也不比我们寻常人大，牛顿的头颅也不大，霍金更不；鲁迅也不，胡适也不。以上基本是一个事实。
指证这样一个事实，对于我们寻常人不但是必要的，简直还应该是喜悦的。因为那事实告诉我们寻常人——聪明的、智慧的、天才的头脑，肯定并不绝对是天生的。正常的人在大脑方面的基因差异，我以为不见得会大于猴子和猩猩，狼狗与猎狗之间的差异。
我以为我们人类的头脑也像我们的双手一样，越用，其表现才越高级。手越用越灵巧，头脑越用越“灵光”。有脑不好好用，我们对不起自己的脑。因此，如果我们够坦率的话，就不得不承认，寻常人之所以寻常，恰恰寻常在——我们用脑用得并不十分好。
首先是我们大多数中年人用脑用得并不十分好。中年人是社会的中坚群体。时代发展的速度太快，使得中年人很倦怠。倦怠之人，其脑迟钝。因而我们对自己头脑的要求已降得很低，仅仅要求我们自己的头脑成为前人的、别人的，又尤其是外国的别人的思想、经验、发明和创造的认可者。
我们的头脑，往往会很自然地便成了所谓“知识”的接收器、储存器。这当然也是衡量头脑聪明与否的一种标准，但绝不是很能动的标准，于是便存在着一个对“知识”二字的理解问题。
我个人认为，“知识”二字虽为一词，但其实包含着双重词性，乃是由知性和识性组合成的一个具有行动意味的词。知就是知道，识就是不但知道，而且善于变为自己的头脑再生聪明的基础。仅仅知道，不再生自己的聪明，知道了又如何呢？有不寻常的再生聪明，才有不寻常的思维，从而才有不寻常的行动。那行动，最初即是创新的冲动。而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冲动，决定人后来能否具有发明的能力。
我认为，同学们的问题很可能和我这样的中年人所经历的问题是一样的。同学们都有着年轻的、崭新的、质地饱满的大脑。这是诸位宝贵的个人资本。倘它运用得好，产生思想力、想象力，最终产生发明和创造，那么便也是国家的宝贵资本了。
我希望同学们切记，你们的头脑，不仅属于你们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民族，属于国家。将来之中国，与别国相比，最终比的是你们这一代中国人，与别国同代人的头脑的质量。因而我希望同学们万勿像我这样一个中年人似的，仅仅满足于自己头脑的记忆能力超强。超强的记忆能力，当然也是好头脑的衡量标准，但还够不上是真正聪明的标准。
我的悲哀是，连记忆也无可奈何地减退了。但倘若同学们在拥有年轻的、崭新的头脑时，却仅仅将它当记忆器来用，那么委实也是一种悲哀。
我以我的眼忧虑地看到，你们的某些同代人，对于学习这一件事，其实是又刻苦又懒惰的。几乎一概刻苦，都体现为两个字——背与记。在背与记方面，每对自己的头脑运用到接近虐待的地步。而被虐待所伤害的头脑，那在思想和创想方面，是没法不懒惰的。
懒惰了的头脑中，是不太容易产生有价值的发明和创造的。但公正地、实事求是地说，这从根本上并非人们的错，而折射出了我们的教育模式的弊端。值得欣慰的是，各界人士的眼已经看到了这一弊端，并且正在通力为着你们而扭转。
同学们，彼人也，吾亦人也；彼能是，吾何不能是？
愿你们以这样一种志气激励自己，使你们的头脑聪明起来，为了我们中国繁荣昌盛的明天，争做具有创新才智的一代新人！
20 听《秋雨时分》有感
《秋雨时分》，自然是余秋雨先生在凤凰电视台讲解中华文化的节目。
我与余秋雨先生只见过一面，屈指算来，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那似乎是在一次全国性的“作代会”或“文代会”期间，而我们共同挤在电梯里。在我记忆中，又似乎是王安忆为我们互相做了介绍；我们也就相互握了握手而已，都没说什么。
那时的余秋雨，因了几篇散文产生影响，声名鹊起。后来的他，迅速地名声大噪，书也出得很多，印数也很多，一时成为评论和报道的焦点。不论什么人，一出名，总是要付出些代价的。尤其文人，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方式无非便是著文和说话。文人相轻，言多必失，引来歧义，招到臧否，委实所难免，也很正常。
我家里是有着他的几本书的，或是自己买的，或是出版社赠送的。并且，我还大抵是读过的。据我所知，他的书当年颇受大学学子们青睐，因为书中有知识的成分。以学为主的学子们，每认为谁知道得多，便是学问家了。
我如今也在大学里教书了，一再对我的学生们强调，对“知识”二字，务须拆开来理解。知道是一回事；知道而后有见解，且见解比较独到，比较正确，有益于提升别人的认识水平，乃另一回事。两回事加在一起，无论对于教者还是学者，才是“知识”的全部。
我读余秋雨先生的书的体会是——他的书中既有其知，也有其识，而我更看重的是其识。我并不认为他的散文篇篇皆佳，但在他的每一部书中，好散文总是有几篇的。而对于一部散文类的书来说，那也就不错了。
在从前，文、史、哲知识之整合是对文科学子素质的综合要求，更是对文化知识分子素质的综合要求。余秋雨先生是在上海戏剧学院主讲过戏剧史的，戏剧和文学是关系密切的，文学和哲学是互为影响渗透的。故依我想来，他在上海戏剧学院主讲戏剧史那几年，一定是一位文、史、哲书籍通览之人，也一定受益匪浅。他的某些散文，立足于当今，那思考，却是穿透了历史的。这是余秋雨笔下好散文的特征，也是一概论史中人事的好散文的特征。
如果说我对余秋雨散文也有文人之间的一点儿不以为然，那便是他的文字。不是批评他的文字不好，而是每替他遗憾，觉得文字更好一些，他笔下那些好散文也就更好了。即使他的那些好散文，在我读来，也总还是觉得更像是大学课堂讲稿，相对于大学课堂讲稿，都称得上是好散文；而相对于好散文，稍欠文采也。
再后来，他不知怎么一来竟成了众矢之的——有指出他散文中知识性错误的“硬伤”的；有挑出他书中错别字的（说来羞愧，我也在这两方面被痛斥过，而且令我哑口无声）；有指责他不甘寂寞喜欢上电视的；有怀疑他积极配合对自己的炒作的；还有人揪住他“文革”中曾是上海市委大批判写作班子的旧事不放……
那一时期，在不少场合、不少情况下，我被当众问及对他的看法。仔细回忆起来，我对他的评价，一直不低于这样的一种始终如一的“口径”——我们中国当代一位很有独立思想的优秀的散文家。
人无完人啊！我们谁是完人呢？就连他“文革”中的那件事，在我这儿，也是完全可以原谅的。虽然我仅见过他一面，而且是在拥挤的电梯里；但依我读他的书所获得的间接的印象，觉得他本质上肯定是一个比较良好的人。也许他有恃才自傲的时候吧？但比他更傲的大小文人多了。何况，即使他真的曾傲过，也还总有傲一下的资本。
坦率讲，在他成为众矢之的那一时期，我是有些相怜的。
想我们中国，文化思想力至今仍属稀缺成果。靠一个有文化思想的人，不能形成那么一种力；靠十个，其力依然微弱；靠百个，举目四顾，分明又没那么多。余秋雨先生毕竟是一个有文化思想的人，其文化思想有时候毕竟是足以引起共鸣，促使更多人思考的。像他这样的人，对于中国之当代，不是多了，而是还少。既少，相煎何急？
像他那么聪明的人，我相信，善意的批评他肯定是愿意心悦诚服地接受的。我一向认为，文艺的、文学的、文化的批评，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气象的风标，也可以说是旌旗。自认为有秉持文化批评之责的人士，在当下，似更应以庄性和理性为风范。批评娱乐化，那也就只有你娱我娱，一块儿娱乐至死算了。我之相怜于当时的余秋雨，既怜他几乎被某些批评娱乐化了，其实也怜他所做出的某些反应的不太虚心和太过娇气。确乎，比之于我曾经历的，他当时未免表现得娇气了点儿……
大约两年前吧，余秋雨先生开始在凤凰卫视主持他的《秋雨时分》了。我偶尔看了几次，觉得每讲总是或多或少都有些思想含量。文化中自然是有故事的，某些讲文化的人，善于将文化中的故事从文化中剔出来，眉飞色舞，侃侃而谈。故事来自文化，于是沾有文化的气息；但讲文化和讲文化中的故事并不同，对于文化而言，其中的故事是需要用人类文明的思想去化的。
我觉得，秋雨先生是深谙此点的，所以我能看出，他不愿在宝贵的电视时段中仅仅充当21世纪的孙敬修老爷爷。他总是有意将文化进程中必会涉及的故事概括了，话锋一转，于是阐述他的文化观点。我认为，那些得以在现场聆听他讲解的大学学子，幸哉！今天，能够不持别人的讲义而在大学课堂上比较宏观地讲文化现象的人，也不是很多的。
《秋雨时分》的余秋雨先生，比之于数年前我在电视中见过的他，表情很是持重了。他的脸上，他的言语中，竟体现着几分“无猖狂以自彰，当阴沉以自深”的意味了。
他近来所讲元以降文化思想现象，我就从始至终像一名“小朋友”，坐在电视机前聚精会神地听完。对于比较之法，他运用自如。在谈到近代史中那多乎哉不多也的文化成果和思想者们时，他既肯定了那些成果的意义和思想者的先驱作用，同时也措辞温和而深刻地指出了——比较于西方，我们在文化上已显而易见地落后了。尤其是，他没有讳言文化专制对中国文化苑林的严重危害。这也就等于指出了这样一种事实——正因为文化上落后了，社会思想也落后了，于是一切都落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