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利西斯》对于我来说更是只有刮目相看的一部书。我也得老老实实地承认我并不喜欢这一部大名鼎鼎的书。它完全不符合我的阅读胃口。我之所以硬是耐心地将它读完了，乃因国外评论它是一部“登峰造极”的优秀小说。而我读完了还是怎么也喜欢不起来，也没读出它优秀在哪儿，足见我的浅薄和没出息。甚至也可以说，我挺排斥它的。但对残雪和钱钟书的书，我却是亲和的。
王小波是至今为止第四位令我刮目相看的同行。他的作品我也是根本无法模仿的。这是指他的小说。他的小说之所以给我“具有特殊写作才华”的印象，乃因我也同样从中看出了属于先天禀赋而非后天实践经验的东西。
那么，王小波的写作才华到底特殊在哪几方面呢？
我认为，如下：
第一，逻辑学对小说写作思维和小说文体的介入。在我看来这是王小波小说最主要的特别之点。逻辑是古典哲学的筋脉。逻辑学在基础的水平上是研学古典哲学的入门之学；而在高级水平上是提升哲学认知价值的辅助学问。王小波小说中的逻辑学现象，非是多么高级的那一类，而是很基础的，ＡＢＣ的，“三段论”那一类的。即假设Ａ＝Ｂ或Ａ≠Ｂ那么Ａ将与Ｃ关系怎样怎样的那一类，在代数中即为“推导”。我一向认为，基础逻辑常识是很枯燥乏味的。但王小波信手拈来地将其写进小说中，读来竟饶有趣味。有时甚至妙趣横生。他或者以此分析“自己”即小说中“我”的心理；或者以此分析笔下人物，于是“我”和笔下人物命运的两难之境跃然纸上。心理分析是小说家写人物的常规方式。但是直接地将逻辑学的ＡＢＣ常识引入了分析人物，仿佛使作者和读者顿时都变成了孩子。而作者本人尤其像一个大儿童，天真、郑重其事，对读者有很大的亲和吸引力，使小说之字面呈现较高的可笑性。而这就是“趣”。“趣”是当代小说读者读小说的一种越来越显然的要求。王小波深谙此点，尽量给读者以满足。他的父亲是逻辑学教授。分明地，他对逻辑学的兴趣乃受其父影响。大概是基因里带来的，也可以说是一种先天禀赋。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从王小波的小说中第一次读到逻辑学意味，是此前从没有的一种阅读感觉。
第二，哲学对小说思维和小说文体的介入。王小波是在国外留过学的。他既然对逻辑学感兴趣，对哲学感兴趣便顺理成章了。将自己的小说本能地注入哲学意味，也就成了他小说的另一特点。20世纪80年代晚期，国内的某些小说家也有刻意追求小说之哲学意味的。那样写往往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深刻，但其深刻却每给我以故作的印象。王小波并不。哲学意味在他的小说里，其实也首先体现于一个“趣”字。中国特色的人生现象或社会现象，一经由他信手拈来，借西方哲学的光来照射，呈现出比就人论人就事论事更大的荒唐性。
逻辑学也罢，哲学也罢，对小说家也很可能是陷阱，介入到小说里，弄巧成拙即变为卖弄。王小波在那陷阱边上跃来跃去，显得较为自如。每当我就要以为他在卖弄了，他便适可而止，明智地将笔触转向正常的，也就是我们习惯了的叙述方面去了。逻辑学也罢，哲学也罢，在他的小说里是点到为止之事。与其说是为了表现什么深刻，还莫如说是为了逗读者开心。在这一点上，他有点儿像周星驰。周星驰在“周氏”电影中，往往也正儿八经地作深刻状，很哲学的一副样子。比如《大话西游》中他演的孙悟空就很哲学。但周星驰迷们看他演的电影，不是去看深刻，而是去看周星驰式的“深刻”所呈现的那一种好玩状态。喜欢看“周氏”电影的，想必也较喜欢读王小波的书。反言之，谁如果喜欢读王小波的书，那么对周星驰的电影大约也是情有独钟的吧？如果谁喜欢“周氏”电影竟不喜欢王小波的书，那么其人一定……我再写下去，便近乎王小波那种游戏逻辑学了。但我难得其趣。因为他天生似乎是乐观的，而我天生是悲观的；他天生是幽默的，我天生是忧郁的……
第三，王小波式的语言是我所少见的。其语言的特殊风格在他自己视为“宠儿”的《黄金时代》中，并没给我这个读者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我斗胆说一句——我觉得那一本书里所呈现的也只不过是很一般的语言水平，内容也很一般，我这一代作家笔下常见的内容而已。但是到了《青铜时代》，在我看来不一般了。也不是全书章章节节的语言都不一般，而是某些片断的语言特点不一般。一行行、一页页的短句，简练又急促地扑面而来。那情形给我这么一种感觉——仿佛作者非是在写小说，像是坐在辩论席上的主辩者。他要在规定之时间内进行决定胜负的陈述和驳辩；他必得在规定之时间内最大程度地说明自己一方的立论根据，最大程度地援引有利于自己一方的信息量，并且一举驳倒对方。仿佛那又是在对抗驳论的时刻，只要他稍一停顿，便会给对方打断自己的机会，结果话语主动权被对方抢去了似的。正是这么一种行文风格，如同磁石般吸引住读者的眼，深受作者影响地急促地读下去。当然地，我们又看出，那急促体现于作者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实际上他从容得很。叙述的间或，绝不忘得幽默时便幽一默，能调侃时则调侃，为的是缓解一下我们的阅读神经。这一种语言风格，到了《白银时代》，更趋成熟，自然，也显得细致优雅了。如果说《青铜时代》的王小波给人以某类评书艺人似的印象，那么到了《白银时代》，尤其他的前十几页，则给人以唯美古典主义小说家的印象了。那十几页的描写真是好，我喜欢得不得了。其间不乏精妙比喻，使我联想到《围城》。而《围城》是不怎么写景物的，王小波却有一流的写景写物的能力……
第四，王小波是学历史的。他善于将历史和现实编织在一起。时空交错的写法在他显然是一种愉快的写法，仿佛天生善于此道，轻车熟路一般。而《青铜时代》，却是他第一次以那样的写法完成的书。
第五，他的知识结构是多方面的。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了解颇丰，信手拈来，而且用得恰到好处。比如《白银时代》中形容“我”为蛇颈龙和响尾蛇。我对动物也感兴趣，但响尾蛇在夜间用脸“看”周围，则是从他的小说中获得的知识……
第六，关于比喻。前边提到了一下，这里还要格外提到。他真是格外的善于比喻。有些比喻之精妙，依我看不在钱钟书之下……
诸位，关于王小波的写作才华，大致归结如上。一位如此有才华的作家，他的早逝，是令人扼腕叹息的，也是令人心疼的。倘说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种损失，算不得肉麻的奉承。奉承他并不能抬高我。
但我所感觉到的一种遗憾乃是——王小波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究竟有多大？
我为什么要提这样的问题呢？
因为据我想来，一位作家的才华是一回事，他的作品的文学价值也许是另一回事。
举个不怎么恰当的例子——好比一个人天生一副能成为大歌唱家的好嗓子，却并不意味着从他口中不管唱出一首什么歌都是经典歌曲。天生有好嗓子的人，除非禁止他唱歌；而只要他一开口唱歌，别人便会听出他嗓子好，听出他的音域、音质的一流特点。即使他唱的是“文革”时期的“语录歌”，或新中国成立前的“提起那王老三，两口子卖大烟”之类，也还是不能埋没他的好嗓子。一位作家也是如此，除非禁止他写，否则，哪怕他写的只不过是一封致贺信，或犯罪交代书，都能看出他的写作才能和才华来。有才华的作家，你只要让他写五千字以上，不管写的是什么，只要不是抄菜单，他的写作才华都必有所呈现。哪怕他自己一遍一遍告诫自己千万别流露才华都不行。但我们看出他的才华的同时，并不意味着他所写的一概都具有了与他的写作才华相一致的重要价值。
我对于写作这一件事所持的观念骨子里是比较传统的。我认为一部好书一定是这样的书——有意义而且有意思。意义是传统观念上的社会认识价值、审美价值和弘扬人文精神的价值等，意思就是那种时下常说的可读性。可读性是一个包含多方面成分的概念。王小波的小说具有较大的可读性，这一点不容置疑。但王小波小说的意义何在呢？而这就是我说不清楚的了。真的难以像对他的才华那么说得自信而且比较周到。关于他的写作才华，其实由于时间关系，我并没有展开来细说。世上有没有虽然有意义但没意思的小说呢？我以为是有的。比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在我看来就是那么一类书。在当时，它的意义真是很大，通过三角爱情关系探讨人性所能达到的“利他主义”的道德高度，这样的书能说意义小吗？但那真是一部叙述和描写都极为沉闷的小说，比《追忆似水年华》还需要阅读的耐性。世上有没有挺有意思但没什么太大意义的书呢？从前留下的这样的小说极少，因为可能被时间筛掉了，也可能还有我这样一类人的罪过，由于强调意义，或由于对意义心存偏解，一旦有机会梳理文学的史，就给埋没了。但据我所知，现在只在乎有意思没意思，忽视甚至轻蔑意义的写作倾向多起来了，甚至在大学里也是。现在我也是大学里的一分子了，对此现象多少有点儿发言权了。大学学子中盛行自娱写作，认为自娱就是一种意义，有意思本身就是一种意义，一旦出版，由自娱而娱人，便等于有了社会的广泛的意义。这么看待写作这件事对不对呢？有一定的逻辑上的道理，绝不能说全然不对。在当今时代，普遍人的心理压力都很大，电影娱人，电视剧及电视节目娱人，小说娱人，当然是一种意义。王小波是从大学里出来的“自由作家”，我以为，他对写作这件事的观点，是很受大学里盛行的那一种写作观点的影响的。他在他的《黄金时代》的“后记”中强调，他之写小说不是为了教诲不良青年的，也拒绝接受好小说必得有一个“积极向上”的主题的观点。
而我要解释的是，我所强调优秀小说的“意义”，当然不是指什么教诲不良青年的功能；也当然不是指什么“积极向上”的主题，而是指我如上所谈的那些传统小说观念方面的意义元素。
其实，我认为王小波是很在乎“意义”的，而绝非那类只一味追求可读性的作家。否则，他的第一部小说就不会是《黄金时代》，而会直接是《青铜时代》了。《黄金时代》的内容是有意义的。正因为有意义，许多作家在王小波之前写过了同样的内容，王小波就同一内容写在其后，情节上有些自己的考虑，但思想性并未突破前人们，才华也没得以充分展现。
王小波的写作才华在《青铜时代》中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展现，但其内容，比如历史上殉葬的红拂、被酷刑处死的无双、鱼玄机等女性的命运，究竟意味着些什么，我还没想清楚。我对《青铜时代》的一种思想是清楚的，那就是古代男权的邪恶。这其实也是一种世界史上的丑陋现象。王小波将此点写得很明白。但我以为，凭他的才华、他思想的睿智、他的历史知识，是应该为我们提供多一些的“东西”的。
我的总体的感觉是：
王小波写《黄金时代》，本能地意识到了一种意义，但写得有意思的水平还不是特别高明。
王小波写《青铜时代》，写得“有意思”的才华一下子变得很高明，但是对意义却并没有提炼得相应的“高明”，给我的印象是陷在“有意思”的泥潭里了。而且，我再斗胆说一句，恰恰是在一些不值得大费笔墨细写的方面……
王小波写《白银时代》，写作的才华已令我钦佩之至，但我实在是不太喜欢那个“师生恋”的故事，这与“道德”二字毫无关系。我看过几部外国的“师生恋”内容的电影，很喜欢。要以传统的小说方式讲好一个故事不容易，以现代的方式更不容易。王小波选择的是后一种方式，我想，大约他自己比我更能体会其中的不容易吧？
而我的切身感受是——但凡是个作家，总在想着的关于写作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怎么写？写什么？经验不够丰富的作家想怎样写多一些。
像王小波那么有才华的作家想写什么则必然多一些，大抵如此。而且，越是有才华的作家，越是生活积累和人性感受充分的作家，越是对写什么掂量来掂量去的。因为他明白，他的才华只有体现于或曰载于特别有价值的内容，他的才华才更令人钦佩。
我听到过不少关于盛赞王小波的“三部曲”的话语。而我却从他的“三部曲”中似乎看到另一种真相，即——作家对他所写的那些内容并不感到极其欣慰。他所写的只不过是他的灵感仓促情况之下紧紧抓住的一种内容，而不是他掂量来掂量去之后的决定。
当然，也许完全错了的是我。也许王小波认为，写作这一件事，本该是很随意的事，根本犯不着掂量。我前边已声明过，我对写作这一件事的观念是很传统的，也可以说是很守旧的、落伍的。所以即使对一位有才华的作家，也难免凭主观臆断，妄作评价。
而我所了解的一点点情况是——王小波自己说他的《黄金时代》是他的“宠儿”；某些读者津津乐道的却是他的《青铜时代》。《青铜时代》里塞入了太满的关于性和专施于小女子们的酷刑。那也许“有意思”，但在我看来，则恰恰是抵消王小波写作才华的“杂质”。而这一点，是否也是王小波不愿说《青铜时代》是他的“宠儿”的原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