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蛇传》是我特别喜欢的文学故事。古今中外，美丽的，婉约的，缠绵于爱，为爱敢恨敢舍生忘死拔剑以拼的巨蛇只有一条，那就是白娘子白素贞。她为爱所受之苦难，使是中学生的我那么那么地心疼她。我不怎么喜欢许仙。我觉得爱有时是值得越乎理性的。白娘子对许仙的爱便值得他越乎理性地守住。既可超乎理性，又怎忍歧视她为异类？当年我常想，我长大了，倘有一女子那般爱我，则不管她是蛇，是狮虎，是狼甚至是鬼怪，我都定当以同样程度同样质量的爱回报她。哪怕她哪一天恶性大发吃了我，我也并不后悔。正如今天流行歌曲唱的“何必天长地久，只求此际拥有”。
但是《白蛇传》又从另一方面影响了我的情爱观，那就是——我从少年时期起便本能地惧怕轰轰烈烈的、不顾生不顾死的那一种爱。我觉得我的生命肯定不能承受爱得如此之重。向往之，亦畏之。少年的我，对家庭已有了责任意识，而且是必须担当的责任意识，故常胡思乱想——设若将来果真被一个女子以白蛇那一种不顾生不顾死的方式爱着了，我可究竟该怎么办才好呢？我是明明不可以相陪着不顾生不顾死地爱的啊！倘我为爱陪死了，谁来孝敬母亲呢？谁来照顾患精神病的哥哥呢？进而又想，我若一孤儿，或干脆像孙悟空似的，是从石头里“生”出来的，那多好。那不是就可以无牵无挂地爱了吗？这么想，又立刻意识到对父母对家庭很罪过，于是内疚，自责……
《梁祝》的浪漫也是我极为欣赏的。
我认为这一则文学故事的风格是完美的。以浪漫主义的“欢乐颂”式的喜悦情节开篇；以现实主义的正剧转悲剧的起承跌宕推进人物命运；又以更高境界的浪漫主义情调扫荡悲剧的压抑，达到想象力的至臻至美。它绮丽幽雅，飘逸隽永，“稼纤得衷，修短合度”。
我认为就一则爱情故事而言，其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出神入化，古今中外，无其上者。
据说，在某些大学中文系的课堂，《白蛇传》和《梁祝》的地位只不过列在“民间故事”的等级。而在我的欣赏视野内，它们是经典的，绝对一流的，正宗的雅文学作品。
梁斌的《红旗谱》以及下部《播火记》给我的阅读印象也很深。
《红旗谱》中有一贫苦农民是严志和，严志和有二子，长子运涛，次子江涛。江涛虽农家子，却仪表斯文，且考上了保定师专。师专有一位严教授，严教授有一独生女严萍，秀丽，聪慧，善良，具叛逆性格。她与江涛相爱。
中学时期的我，常想象自己是江涛，梦想班里似乎像严萍的女生注意我的存在，并喜欢我。
这一种从未告人的想象延续不灭，至青年，至中年，至于今。往往忘了年龄，觉得自己又是学生。相陪着一名叫严萍的女生逛集市。而那集市的时代背景，当然是《红旗谱》的年代。似乎只有在那样的年代，一串糖葫芦俩人你咬下一颗我咬下一颗地吃，才更能体会少年之恋的甜。在我这儿，一枝红玫瑰的感觉太正儿八经了；倘相陪着逛大商场，买了金项链什么的再去吃肥牛火锅，非我所愿，也不会觉得内心里多么的美气……
当然我还读了高尔基的“三部曲”；读了《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斯巴达克》等。
蒲松龄笔下那些美且善的花精狐魅，仙姬鬼女，皆我所爱。松龄先生的文采，是我百读不厌的。于今，偶游刹寺庙庵，每作如是遐想——倘年代复古，愿寄宿院中，深夜秉烛静读，一边留心侧耳，若闻有女子低吟“玄夜凄风却倒吹，流萤惹草复沾帏”，必答“幽情苦绪何人见，翠袖单寒月上时”，并敞门礼纳……
另有几篇小说不但对我的文学观，而且对我的心灵成长，对我的道德观和人生观发生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
这是一个短篇。内容：一个美丽的少女与外祖母相依为命。外祖母视其为珠宝，唯恐被“盗”。于是做了一件连体双人衫。自己踏缝纫机时，与少女共同穿上，这样少女就离不开她了，只有端端地坐在她旁边看书。但要爱的心是管不住的。少女爱上了家中房客，一位一无所有的青年求学者，每夜与他幽会。后来他去彼得堡应考，似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少女感到被弃了，常以泪洗面。在记忆中，此小说是以“我”讲述的。“我”租住在少女家阁楼上。“我”渐渐爱上了少女。少女的心在被弃的情况下是多么地需要抚慰啊！就在“我”似乎以同情赢得少女的心，就在“我”双手捧住少女的脸颊欲吻她时，少女猛地推开了“我”跑向前去——她爱的青年正在那时回来了……于是他们久久地拥抱在一起，久久地吻着……而“我”又失落又感动，心境亦苦亦甜，眼中不禁盈泪，缓缓转身离去。那一个夜晚月光如水。那是“我”记忆中最明亮的夜……
陀氏以第一人称写的小说极少。甚至，也许仅此一篇吧？此篇一反他一向作品的阴郁冷漠的风格，温馨圣洁。它告诉中学时期的我：爱不总是自私的。爱的失落也不必总是“心口永远的痛”……
马卡连柯的《教育诗》。
内容：职任苏维埃共和国初期的孤儿院长马卡连柯，在孤儿院粮食短缺的情况下，将一笔巨款和一支枪、一匹马交给了孤儿中一个“劣迹”分明的青年，并言明自己交托的巨大信任，对孤儿院的全体孩子们意味着什么。那青年几乎什么也没表示便接钱、接枪上马走了。半个月过去，人们都开始谴责马卡连柯。但某天深夜，那青年终于疲惫不堪地引领着押粮队回来了，他路上还遇到了土匪，生命险些不保。
他问马卡连柯：“院长，您是为了考验我吗？”马卡连柯诚实地回答：“是的。”“如果我利用了您的考验呢？”“当时的情况不允许我这样想。你知道的，只有你一个人能完成任务。”“那么，您胜利了。”“不，孩子，是你自己胜利了。”高尔基看了《教育诗》大为感动，邀见了马卡连柯院长，促膝长谈。它使中学时期的我相信：给似乎不值得信任的人一次值得信任的机会，未尝不是必要的。人心渴望被信任，正如植物不能长期缺水。但是后来我的种种经历亦从反面教育我——那确乎等于是在冒险。
托尔斯泰的《复活》。
这部小说使中学时期的我害怕：倘一个人导致了另一个人的悲剧，而自己不论以怎样的方式忏悔都不能获得原谅，那么他将拿自己怎么办？
法朗士的《衬衫》。
内容：国王生病，病症是倍感自己的不幸福。于是名医开方——找到一件幸福的人穿过的衬衫让国王穿，幸福的微粒就会被国王的皮肤吸收。于是到处寻找幸福的人。举国上下找了个遍，竟无人幸福。那些因权力、地位、财富、名望、容貌而被别人羡慕的人，其实都有种种的不幸福。最令人不禁苦笑的是：有人因自己的妻子是国王的情妇而不幸福；有人也因自己的妻子不能是国王的情妇而不幸福。最后找到了一个在田间小憩的农夫，赤裸上身快乐吹笛。问其幸福否？答正幸福着。于是许以城池，仅求一衫。农夫叹曰：我穷得连一件衬衫都没有……
它使中学时期的我对大人们的人生极为困惑：难道幸福仅仅是一个词罢了？后来我的人生经历渐渐教育我明白：幸福只不过是人一事一时，或一个时期的体会。一生幸福的人，大约真的是没有的……
“文革”中我获得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半个月内，昼夜看管学校图书室。那是我以“红卫兵”的名义强烈要求到的责任。有的夜晚我枕书睡在图书室。虽然只不过是一所中学的图书室，却也有两千多册图书。于是我如饥似渴地读雨果、霍桑、司汤达、狄更斯、哈代、卢梭、梅里美、莫泊桑、大仲马、小仲马、罗曼·罗兰等。
于是我的文学视野，由苏俄文学，而拓宽向18世纪19世纪西方大师们的作品。
拜伦的激情、雪莱的抒情、雨果的浪漫与恣肆磅礴、托尔斯泰的从容大气、哈代的忧郁、罗曼·罗兰的蕴藉深远以及契诃夫的敏感、巴尔扎克的笔触广泛，至今使我钦佩。
莎士比亚没怎么影响过我，《红楼梦》我也不是太爱看，却对安徒生和格林兄弟的童话至今情有独钟。
西方名著中有一种营养对我是重要的。那就是善待和关怀人性的传统以及弘扬人道精神。
今天的某些评者讽我写作中的“道义担当”之可笑。
而我想说：其实最高的道德非他，乃人道。我从中学时代渐悟此点。我感激使我明白这一道理的那些书。因而，在“文革”中，我才是一个善良的红卫兵。因而，大约在一九八四年，我有幸参加过一次《政府工作报告草案》的党外讨论，力陈有必要写入“对青少年一代加强人性和人道教育”。后来，“报告”中写入了。但修饰为“社会主义的人性和革命的人道主义教育”。我甚至在一九七九年就写了一篇辩文是《浅谈“共同人性”和“超阶级的人性”》。以上，大致勾勒出了我这样一个作家的文学观形成的背景。我是在中外“古典”文学的影响之下决定写作人生的。这与受现代派文学影响的作家们是颇为不同的。我不想太现代，但也不会一味崇尚“古典”。因为中外“古典”文学中的许多人事，今天又重新在中国上演为现实。现实有时也大批“复制”文学人物及情节和事件。真正的现代的意义，在中国，依我想来，似应从这一种现实对文学的“复制”中窥见深刻。但这非是我有能力做到的。在中国古典白话长篇小说中，我喜欢的名著依次如下：《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红楼梦》《老残游记》《聊斋志异》……我喜欢《三国演义》的气势磅礴、场面恢宏、塑造人物独具匠心的情节和细节。
中外评家在评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时，总不忘对它的开卷之语溢美有加。正如我们都知道的，那句话是：“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据说，托翁写废了许多页稿纸，苦闷多日才确定了此开卷之语。
于是都知道此语是多么多么的好，此事亦成美谈。然我以为，若与《三国演义》的开卷之语相比，则似乎顿时失色。“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常觉得这是几乎只有创世的上帝才能说出来的话。当然，两部小说的内容根本不同，是不可以强拉硬扯地胡乱相比的。我明知而非要相比，实在是由于钦佩。
我一直认为这是一部关于一个国家的一次形成的伟大小说。它所包含的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以及择才用人的思想，直至现今依然是熠熠闪光的。在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战役的背景之下刻画人物，后来无其上者。
《三国演义》是绝对当得起“高大”二字的小说。我喜欢《西游记》的想象力。我觉得那是一个人的想象天才伴随着愉快所达到的空前绝后的程度。娱乐全球的美国电影《蝙蝠侠》啦、《超人》啦、《星球大战》啦，一比就都被比得“小儿科”了。《西游记》乃天才的写家为我们后人留下的第一“好玩儿”的小说。《封神演义》的想象力不逊于《西游记》。它常使我联想到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雷震子”和“土行孙”二人物形象，证明着人类想象力所能达到的妙境。在全部西方诸神中，模样天真又顽皮的爱神丘比特，也证明着人类想象力所能达到的妙境。东西方人类的想象力在这一点上相映成趣。
《封神演义》乃小说写家将极富娱乐性的小说写得极庄严的一个范本。《西游记》的“气质”是喜剧的；《封神演义》的“精神”却是特别正剧的，而且处处呈现着悲剧的色彩。
我喜欢《水浒传》刻画人物方面的细节。几乎每一个主要人物的出场都是精彩的，而且在文学的意义上是经典的。少年时我对书中的“义”心领神会。青年以后则开始渐渐形成批判的态度了。梁山泊好汉中有我非常反感的二人：一是宋江；一是李逵。我并不从“造反”的不彻底性上反感宋江，因为那一点也可解释成人物心理的矛盾。我是从小说写家塑造人物的“薄弱”方面反感他的。我从书中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当“第一把手”的特别的资格。而李逵，我认为在塑造人物方面是更加的失败了，觉得只不过是一个符号。他一出场，情节就闹腾，破坏我的阅读情绪。李逵这一人物简单得几乎概念化。关于他唯一好的情节，依我看来，便是下山接母。《水浒传》中最煞有介事也最有损“好汉”本色的情节，是石秀助杨雄成功地捉了后者妻子的奸那一回。那一回一箭双雕地使两个酷武男人变得像弄里流氓。杨雄的杀妻与武松的弑嫂是绝不能相提并论的。武松的对头西门庆是与官府过从甚密的势力人物；武松的弑嫂起码还符合着一命抵一命的常理。杨雄杀妻时，从旁幸灾乐祸着的石秀的样子，其实是相当猥琐的。他后来深入虎穴暗探祝家庄的“英雄行为”，洗刷不尽他的污点……
《隋唐演义》自然不如《水浒传》那么著名，但比之《水浒传》，它似乎将“义”的品质提升了层次。瓦岗兄弟的成分，似乎也不像梁山好汉那么芜杂。而且，前者们所反的，直接便是朝廷。他们的目标是明确的而不是暧昧的，他们是比宋江们更众志成城的，所以他们成功了。秦琼这个人物身上所体现的“义”，具有“仁义”的意义，是所有的梁山好汉们身上全都不曾体现出来的……
我不是多么喜欢《红楼梦》这一部小说。
它脂粉气实在是太浓了，不合我阅读欣赏的“兴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