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想来，一个时代如果矛盾纷呈，甚至民不聊生，文学的一部分，必然是会承担起社会责任感的。好比耗子大白天率领子孙在马路上散步，蹲在窗台上的家猫发现了，必然会很有责任感或使命感地蹿到街上去，当然有的猫仍会处事不惊，依旧蜷在窗台上晒太阳，或者跃到宠养者的膝上去喵喵叫着讨乖。谁也没有权力，而且也没有办法，没有什么必要将一切猫都撵到街上去。但是在谈责任感或使命感时，前一种猫的自我感觉必然会好些。在那样的时代，有些小说家，自然而然的，可能由隐士或半隐士，而狷士而斗士。有些诗人，可能由吟花咏月，而爆发出诗人的呐喊。怎样的文学现象，更是由怎样的时代而决定的。忧患重重的时代，不必世人翘首期待和引颈呼唤，自会产生出忧患型的小说家和诗人。以任何手段压制他们的出现都是煞费苦心徒劳无益的。倘一个时代，矛盾得以大面积地化解，国泰民安，老百姓心满意足，喜滋乐滋，文学的社会责任感，也就会像嫁入了阔家的劳作妇的手一样，开始褪茧了。好比现如今人们养猫只是为了予宠，并不在乎它们逮不逮耗子。偶尔有谁家的娇猫不知从哪个土祠旮旯逮住一只耗子，叼在嘴里喵喵叫着去向主人证明自己的责任感或使命感，主人心里一定是甭提多么腻歪的了。在耗子太多的时代，能逮耗子的才是好猫。人家里需要猫是因为不需要耗子。人评价猫的时候，也往往首先评价它有没有逮耗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耗子不多了的时代，不逮耗子的猫才是好猫。人家里需要猫已并不是因为家里还有耗子。逮过耗子的猫再凑向饭桌或跃上主人的双膝，主人很可能正是由于它逮住耗子而呵唬它。嗅觉敏感的主人甚至会觉得它嘴里呼出一股死耗子味儿。在这样的时代，人们评价一只猫的时候，往往首先评价它的外观和皮毛。猫只不过是被宠爱和玩赏的活物，与养花养鱼已没了多大区别。狗的价值的嬗变也是这样。今天城里人养狗，不再是为了守门护院。狗市的繁荣，也和盗贼的多起来无关。何况对付耗子，今天有了杀伤力更强的鼠药。防患于失窃，也生产出了更保险的防盗门和防盗锁。
时代变了，猫变了，狗变了，文学也变了，小说家和诗人，不变也得变。原先是斗士，或一心想成为斗士以成为斗士为荣的，只能退而求其次变成狷士，或者干脆由狷士变成隐士。做一个现代的隐士并不那么简单，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虽然“隐”而“士”也总归潇洒不起来。所以旁操他业或使自己的手稿与“市场需求接轨”，细思忖也是那么的情有可谅。非但情有谅，简直就合情合理啊！鲁迅先生即便活到现在，并且继续活将下去的话，在当代青年对徐志摩的诗和梁实秋的散文很热衷了一阵子之后，还要坚持他的《论资本家的乏走狗》的风骨吗？他是不是也会面对各方约稿应酬不暇，用电脑打出一篇篇闲适得不能再闲适的文章寄出去期待着稿费养家糊口呢？
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究竟是忧患更多了矛盾更普遍更尖锐了，还是忧患和矛盾已被大面积地化解，接近于国泰民安，老百姓只要好好过日子就莺歌燕舞了？
任何一个人几乎都有一百条理由仍做一个忧患之士，比如信仰失落，道德沦丧，民心不古，情感沙化，官僚腐败，歹徒横行，吸毒卖淫，黑社会形成，贫富两极悬殊，大款穷奢极欲一掷万金，穷山沟里的孩子上不起学，男人娶不起老婆，拐卖妇女儿童案层出不穷……
这些足令某些人身不由己地变成忧患之士。如果他不幸同时还是小说家或诗人（今天诗人已经被时代消化得所剩无几了），那么他的小说里他的诗里，满溢着责任感使命感什么的，他大声疾呼文学要回归责任感使命感呀什么的，当他是个偏执狂，并不多么的公道，也难以证明自己才更是小说家或诗人。在他之前古今中外有过许许多多他这样的小说家和诗人，并不都是疯子，起码并不比尼采疯多少。比如杜甫和白居易的诗，直到今天仍在被世人经常引用，一点儿也不比被自作聪明的后人贴上“纯诗”之标签的李清照和“超现实主义”之标签的李白缺少价值……
任何一个人几乎又都有一百条理由做一个闲适之士。如果他刚好同时还是小说家或诗人，便几乎又都有一百条理由认为，文学的责任感已变得那么的多余，已成一种病入膏肓的呓语。改革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业绩，市场繁荣生活提高，“海”里很热闹岸上很消停，老百姓人人都一门心思挣钱奔小康，朗朗乾坤光明宇宙，文学远离现实的时代明明的已经到来了，还遑论什么责任感使命感喋喋不休地干什么哇？烦人不烦人呀？在他之前古今中外有过许许多多他这样的小说家和诗人。他们的小说和诗正被一批又一批地重新发现重新评价重新出版掀起过一阵阵的什么什么热，似乎证明了没什么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的远比有责任感有使命感的小说或诗文学之生命力更长久……
倘偏说他们逃避现实也当然值得商榷。因为他们的为文的选择是不无现实根据的。
孰是孰非？
我想因人而异。甚至，更是因人的血质而异的吧？
当然，也由人的所处经济的、政治的、自幼生活环境和家庭影响背景所决定的吧？南方老百姓对现实所持的态度，与北方老百姓相比就大有区别。
南方知识分子谈起改革来，与北方知识分子也难折一中。
南方的官员与北方的官员同样有很多观点说不到一块儿去。
南方的作家和北方的作家，呈现出了近乎分道扬镳的观念态势，则丝毫也不足怪了。这就好比从前的猫与现在的猫，都想找到猫的那点子最佳的感觉，都以为自己找到的最佳亦最准确，其实作为猫，都仍是猫也不是猫了。于南方而言，并不意味着什么进化。于北方而言并不意味着什么退化。只不过是同一个物种的嬗变罢了。何况，不论在南方和北方，作家还剩一小撮，快被时代干净、彻底地消化掉了。
所以现在是一个最不必讨论文学的时代。讨论也讨论不出个结果。恰符合“存在的即合理的”之哲学。
至于有几个西方人对中国文坛的评评点点，那是极肤浅极卖弄的。对于他们我是很知道一些底细的。他们来中国走了几遭，待了些日子，学会了说些中国话，你总得允许他们寻找到卖弄的机会。权当那是吃猫罐头长大的洋猫对中国的猫们——由逮耗子的猫变成家庭宠物的猫，以及甘心变成家庭宠物、仍想逮耗子的猫们的喵喵叫罢。从种的意义上而谈，它们的嬗变先于我们。过来人总要说过来话，过来猫也如此。本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一位美国黑人女作家，而她又是以反映黑人生活而无愧受之的，这本身就是对美国当代文学的一种含蓄的讽刺。
而我自己，如今似乎越来越悟明白了——小说本质上应该是很普通、很平凡、很寻常的。连哲学都开始变得普及的时代，小说的所谓高深，若不是作家的作秀，便是吃“评论”这碗饭的人的无聊而鄙俗的吹捧。我倒是看透了这么一种假象——所谓为文学而文学的作家，在今天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以为自己是大众的启蒙者或肩负时代使命的斗士，自然很一厢情愿，很堂·吉诃德。但以为自己高超地脱离了这个时代，肩膀上业已长出了一双仿佛上帝赋予的翅膀，在一片没有尘世污染的澄澈的文学天空上自由自在地飞翔，那也不过是一种可笑的感觉。全没了半点儿文学的责任感的负担，并不能吊在自己吹大的“正宗”文学的气球飞上天堂，刚巧就落在缪斯女神在奥林匹斯山为他准备好的一把椅子上……
但我有一天在北京电台的播音室里做热线嘉宾时，却没有说这么许多。归根结底，这是一些没意思的话。正如一切关于文学的话题今天都很没意思。所以还浪费笔墨写出来，乃是因为信马由缰地收不住笔了……
10 关于《又是中秋》
我写《又是中秋》，心里相当矛盾。此篇中的“老隋”，是一位二十多年前，也就是我当知青时有恩于我的、兄长般的朋友。没他在二十多年前对我的爱护、帮助，我今天不可能成为作家。我一点儿也不认为作家的社会身份是值得别人羡慕的身份。不，我现在越来越不这么认为了。但写作却是我喜欢的职业。我为我能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而经常感到庆幸。终生不悔。
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不能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甚至终生求之若渴而又终生与自己喜欢的职业无缘。
只要这么想一想，我就不能不由衷地感激“老隋”。
他改变了我的人生。没有他，我的人生将会是另一种样子。但可以肯定地说，将比现在沉重得多。
进一步说，我是作家，对我的弟弟妹妹们也很重要。稿费收入尽管是很辛苦的一种收入，尽管不能使我成为“大款”，却毕竟使我有些经济能力周济我的弟弟妹妹。有些经济能力帮助我想要帮助的别人们。我通过此种方式一一报答曾帮助过我的人。除了这一种方式我没有别的方式可选择。受人之恩而不图报，对我是心灵不安的事。这是一种象征性的报答方式。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一种很世俗的方式。但我乃世俗中人。许多时候，许多事情上，我们以世俗的思想方法为准则。能以世俗的方式报答应该报答的人们，对我就够欣慰的了。
如此说来，“老隋”既不但是我的恩人，又何尝不是我全家的恩人呢？
我至今很难报答，也几乎根本不曾报答过的，便是“老隋”。
他如今身陷圄囹，我是更难报答于他了。
在我的小说《溃疡》中，在我的自白性文学《从复旦到北影》，《我与文学》以及其他多篇文章中，我都怀着真挚的感情提到过“老隋”……
许多别人忘了他也意味着是忘恩。也意味着是一种经历上的背叛。
我对他的报答，也许仅体现于这么一点——我曾竭尽全力企图扭转他后来的人生轨迹，希望能像他当年改变了我一样改变他……当年他成功了。现在我失败了。当年他的对手是时代。现在我的对手也是时代。当年时代杀伤人的武器是“左”，现在时代杀伤人的武器是“钱”。我觉得钱比“左”更其厉害，不可抵挡似的。
我认为“老隋”主要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追求另一番事业，另一种人生价值。这种追求是一种成本很大的追求，那成本便是钱。没钱那追求便万难实现。而他恰恰没钱。结果他连自己也变成了白白耗费性的成本……
我为“老隋”时常大动伤感。不管法律判他什么罪名，而我想说——他不可能不永远是我必须感激的一个人……
11 关于《表弟》
《表弟》实在应该说是一篇旧作了，因它发表在几年前。而我把它寄往《钟山》的时间，大约是一九九○年的七八月……
那一年，似乎是普遍的大学生们挺恓惶的一年——为毕业分配的去向问题而牺惶，而烦恼，而忧愁。那一年我收到了相当多的大学生们的来信，希望我所在的儿童电影制片厂收纳他们。哪怕暂时也好。还有毛遂自荐，找到厂里或我家里的。更有托了关系求助于我的。我却一个也没能真正帮上他们的忙。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儿童电影制片厂已是超编单位。北影也是……
《表弟》寄托了我对他们的种种体恤、理解和同情。还有我因自己帮不上他们的忙，对自己感到的沮丧和无奈。《表弟》中有那些仿佛“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在毕业分配时的尴尬，也有我自己幻想做“及时雨”宋江式的人物，而终归做不成的尴尬。《表弟》实在是一篇尴尬之作。从尴尬中解脱的通常办法便是虚与委蛇。我在那一时期对自己变得虚与委蛇尤其沮丧……
近年到我家来找我的大学生少了。偶尔有来的，也并不再以试探的口吻谈他们的分配问题。原因极其简单——电影行业半死不活，大学生们不情愿往电影制片厂这火坑里跳了。童影也罢，北影也罢，作为单位，大概只有在他们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才是下策的选择。并且，最主要的，“劳务市场”、“人才交流中心”运行机制日趋完善，据说大学生们的毕业去向问题，已不再那么是个问题了。当然，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仍是个问题。究竟是不是个问题，我也不甚了了。总之他们不再找我，自忖是我的好情况……
《表弟》发表后一个时期，我的“表弟”多了倒是真的。间或也多了“表妹”。常常会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问对方是谁，对方自报家门，我一时竟仍想不起。对方再说是“表弟”，进而说是某某大学的“表弟”，才依稀地忆起一个形象来。好在我的“表弟”们都是宽宏大量的，对我的健忘，都不甚介意……
几个月前，某天上午，我生病，正在床上躺着，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当然又是陌生人。
问找谁？
言道找梁晓声。
问有什么事。
言道没什么事，只不过读了《表弟》，一时动念，就找“表哥”来聊聊……双方的心态，竟与《表弟》开篇的情形差不了太多。结果呢，自然的，是吃一个大苹果，喝了一杯咖啡，一递一句地聊了一个多小时的闲话……
事后却犯了疑惑——来客究竟是不是大学生？为什么没主动让我看看学生证？而自己又为什么没要求看看学生证？一个多小时内，对方已差不多将我家里的情况了解了个一清二楚。联想起某大学的一对老教授夫妇，因轻信而罹祸惨亡，悔之不及。何况，就在那一天的前几天，与我家仅隔一个门洞的电影导演冯小宁的家被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