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罢德术的“作业”，如获至宝，非常激动，在课堂上以大加赞赏的话语点评了它，并由之谈到大学校园文学之情调和我所再三讲解的文学情怀和区别……
而德术，竟显得那么的不知所措。分明地，那太出乎他的意料了。
接着，他又写出了一篇两万八千余字的《父亲》，与我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父亲》的字数几乎相等。只不过他写的是一位农民父亲，而我写的是一位工人父亲。
我评价他的《父亲》同样是一篇“力作”。
颓败的农家的房屋；被贫穷压迫得几乎根本没有欢乐时光可言的日子；脾气越来越坏的父亲；父母间无休止的争吵；受了委屈而赌气出走的弟弟，几次面临辍学的无奈的妹妹；自己一度的轻生念头……一切一切，德术这一个来自大山深处的农家学子全都如实写来，毫无隐讳。他写得冷静又克制。然而，那真的是一篇情怀深郁的小说。
记得我曾在课堂上这么说：“当某些来自于穷困之境的学子千方百计企图掖掩住自己的穷困的家庭背景时，德术的《父亲》是需要大勇气的写作，这一份勇气是极其可敬的！”
于是同学们鼓掌了。我清楚，掌声并非因我的话而起，同学们是因了德术的勇气才情不自禁的。
我“指示”他的两篇小说要同时发在下一期的《文音》上。
下课后，他真诚地对我说：“老师，我是社长，不要一期发我两篇，那多不好！”
我说：“好。”
我回到家里，他又往我家里打了一次电话，重申他的态度。
而我专断地说：“那是我的决定。”
那一期《文音》特厚，主编吴弘毅写了《父亲的天空》；男生孙同江写了农村题材的小说《天良》；方伟嘉写了《雨夜》；班上的诗人裴春来写了小镇组诗，后来有两首重发在《人民文学》上……
我开始经常请男生们吃饭了。每次主要由德术点菜，并替我结账。他专拣便宜的菜点，一心为我省钱。自然，我每次免不了亲自点几道菜，以使餐桌上荤素兼备。对于我，那是一些快乐的日子，我的学生们给予我的。
有次我当着几名男生的面问德术有女朋友没有，他微微一笑，垂下头，竟没回答一句话。几天后，我在学校的信箱里有了德术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老师，我认为我现在还没资格谈情说爱。我已决定不考研了。我要争取在毕业前多增长一点儿中文的从业能力，毕业后尽快找到工作，挣一份工资，帮我弟弟成家，供我妹妹上学，为我家里盖起一幢像样的房子……”我于是联想到女同学说他懂事的话。有弟弟有妹妹的学子，和独生子女学子的不一样，正体现在这些方面。其懂事，也体现在这些方面。德术毕业前，我曾替他联系过一个文化单位，他也去实习过三四个月，给那单位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最终，我和他共同的愿望还是落空了。
目前，德术是北京一家晚报社的记者，负责报道影视和文化娱乐新闻。他爱他的工作，也胜任愉快。但，每天的工作量是很大的。我最近几次见到的他，比当学子时瘦多了。然而他确乎的更加乐观和自信了。因为，他那一份工资是比较令他满意的。毕竟，对于他，为生存而谋的人生，应该摆在首位。
二
杨燕群是俞德术下一届的女生。她是侗家女儿，是从一个离县城二百多里的小小的侗寨考入北京语言大学的。她的第一志愿便是中文系，她是冲着中文考大学的。她崇拜沈从文。沈从文的家乡凤凰城是她们那个县的邻县。
到了她这一届，我教的选修课已有五十来名学生了。我舍不得占用上课的时间点名，所以大多数同学我都叫不上名字来。对于她，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不曾注意过。她是一名纤小而沉静的女生，说话像我一样，语速缓慢。
我从人文学院的院刊《来园》上，读到了一篇人物散文《阿婆谣》，又是一番惊喜。事实上我认为，写人物的散文与写人物的小说，有时有些区别，有时并无大的区别。比如鲁迅笔下的闰土，倘写时情节细节再丰富些，未尝不会是一篇《祝福》那样的小说。所以我在点评《阿婆谣》时指出，视其为小说或散文，已根本不重要。在这一类文学作品中，人物本身即主题，即意义，即所谓文学的价值所在。重要的倒是，写某一个具体的人物这一种写作初衷是否有特别的意义？以及是怎样的意义？
燕群写的是自己的阿婆——一位侗家老人，一位对生活和生命抱着极其达观的态度，韧性极强的，一辈子辛劳不止而又从不叹怨命运，从不以辛劳为不幸为苦楚的老人。她身上闪耀着一种最底层的民众身上所具有的浑朴的本能的人生诗性。连我们若同情她的辛劳不止，都会显得我们自己太不知人性的况味。一只仿佛长在阿婆背上的竹篓，将燕群从小背到大，后来又背她的弟弟……
我对同学们说：“《阿婆谣》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写什么、为什么写和怎样写三者的关系，在中文的教学中是不能颠倒了来谈论的。文学作品的优劣首先并不是由怎样写来决定的。一个尊重文学的人，他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在反复地决定写什么，是在反复地叩问为什么写。《阿婆谣》意味着，在大学校园内学子们的写作几乎千篇一律的现象中，与众不同才具个性。别人写什么我也写什么，别人怎样写我也怎样写，于是被同化。”
那一天我才知道，燕群是《来园》的主编。我们的《来园》也一向由同学们自己办。
不久，燕群交给我一篇作业是《秋菊》，她写的是她邻家叫她为“姐”的少女：幼年丧父，母亲生性迟钝，小弟弟还须秋菊整天背着，而秋菊自己也不过才十二三岁。生活是穷得家徒四壁了。母亲能使一家三口每天吃上三顿饭就已不错。连盐也得经常向“姐”家借。而秋菊对人生最大的憧憬，也可以说是野心，则只不过是希望有哪一个好心的村人偷偷将她领到外地去打工。没人给过她希望。因为她还分明的是个小姑娘。在全村人中，“姐”对她最好。所以她有一天鼓起勇气，向“姐”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她满眼含泪，那等于已是哀求。但“姐”只有拒绝她，因为“姐”只不过是到县城里去读书，而不是在打工。因为“姐”自己也没有去过比县城更远的地方。秋菊的绝望可想而知。然而她泪流满面竟还是没有哭出声。但手中的碗掉在地上碎了，向“姐”家借的盐，白花花撒了一地……“姐”上高中时，才十五岁多一点儿的秋菊出嫁了。她的母亲和她同一天又嫁人了，男方是一个瘸老头儿；而娶走她的男人，虽然才三十四岁，但也竟比她大整整十八岁，因为她才十五岁，是隐瞒了年龄才嫁得了人的。人们说她的丈夫除了经常醉酒，再没有什么别的大缺点。母女二人在同一时刻，也在同一阵爆竹声中上了两个不同的男人赶来的马车，各奔东西。弟弟随母亲去了。一家三口就如这般闹着玩儿似的解体了。在“姐”也就是燕群的印象中，那一天的秋菊，第一次穿了一身新，红衣红裤红鞋子，神色是那么的懵懂，那么的凄惶和无助，仿佛不是新嫁娘，仿佛被别人打扮了一番，只不过是要去演一场自己不感兴趣，也不懂，只有别人才懂的乡村“社戏”。当两辆马车各奔东西时，秋菊终于喊了一声“娘”，在马车上哭了。而乡亲们，尤其是阿婆，则都感到那么的欣慰——秋菊一家三口总归可以活下去了。阿婆在整件事中起着无比善良又无比热心的作用，她一会儿望着这边远去的马车，一会儿望着那边远去的马车，祷告般地喃喃着：“这下就好了，这下就好了……”
当燕群作为大学学子回到家乡探家时，听阿婆告诉新闻似的说，秋菊要做母亲了。这个秋菊叫过“姐”的女大学生，忍不住到乡卫生院去看望了秋菊一次，秋菊刚生下孩子，由于体质弱，奶水不足，而且乳头也凹陷着，所以两个乳头被系了线绳，朝上吊着。秋菊居然略微胖了一点儿。秋菊接受那样的“治疗”显然很疼。疼得紧皱双眉的秋菊，不好意思地，以小小的声音又叫了一声“姐”。那一年的秋菊，还是差几个月才满十八岁。待周围没别人时，秋菊说：“姐，我到大城市去打工的心思一直也没死……”
记得我曾在课堂上说：“杨燕群，你交的不仅是作业。如果这还不算是文学作品，那么老师就不知道什么才算是文学作品了。”
我还说：“杨燕群同学的秋菊，比张艺谋拍的电影《秋菊打官司》，对人具有强大得多的震撼力。”
燕群的《秋菊》使我非常感动。《秋菊》也使我看真切了，我教的这一名女生，她有一颗善良的、富有同情的心。从《阿婆谣》到《秋菊》，是她的文学情怀的一次提升，一次从亲情到社会人文情怀的提升。燕群的毕业论文是她那一届学生中最好的。题目是《从儿童视角看乡土小说的家园诗性》，行文清丽练达，不炫词藻，老师们给出了最高分数。
我曾私下里对一位老师说：“杨燕群在文学的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两方面都是一名难得的中文系学生。”而那一位老师说：“能教这样的学生是教师的福气。”
和德术一样，燕群也有一个弟弟。因了家境之难以成全，她也放弃了考研……如今她在北京一家报社工作。那是一份大报，但却不是党报。故名牌大是颇大的，效益却似乎不怎么好。燕群被招为临时的记者，工资微薄。
但是她并未沮丧，像她的外婆一样达观着。
有次她给我打电话，说一家私营企业的老板表示要录用她做文秘，问我她去还是不去。
我的第一反应是：“给多少工资？”
她说比报社给的工资多不少。
我说：“去！不要错过机会。”
她又问：“那，文学呢？”
我说：“生存第一，爱情第二，文学第三！”
她那端沉默片刻，低声道：“我怕以后回不到文学了。”
我说：“人生很长，别这么想。”
自觉等于没有作正面的回答，又说：“倘真回不到文学了，不回到文学也罢。只要你以后人生顺遂，老师们便都替你高兴。”
然而燕群却没去当文秘，至今仍留在那一家报社，至今仍寻找机会与文学发生最亲密的接触……
而我，对于德术和燕群这样的学生，内心每生大的内疚。早知他们迈出校门后的从业方向将注定了是当记者，我又何不在他们是学生时，多给予他们一些采访的经验呢？
现在，我在我的选修课上，几乎方方面面与中文有关的能力都见缝插针地讲讲了。说来好笑，我曾将几大册广告设计图本带到课堂上，煞有介事地侃侃而谈广告创想的现象……
当代之中国大学的中文怎么个教法，我实已困惑。
然有一点我是非常清楚的——社会所普遍需求的非是原态的知识，而是由知识化成为的从业能力。那么，凡与中文学科相关的能力，我通晓几许，就尽我所能给予我的学生们吧！归根结底，在当前的时代，仅靠书本知识居然得以为生的，毕竟只不过是极少数。大多数人都要靠能力来从业。我已是一个不希图什么成就感的人。身为教学工作者，见我的学生们一个个都好好地工作着，生活着，我便得安慰。否则，大沮丧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