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惟一的皇家陵区——著名的宋六陵的准确位置已经得到勘定，而在此之前，宋六陵长期以来被认为徒有虚名。
宋六陵是南宋宋高宗赵构等六个皇帝的陵区，坐落在绍兴县皋埠镇上蒋乡牌口村（原为上皇村）宝山下，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
1131年，隆佑太后病故，选址筑陵就被提上了议程，这着实让大臣们费了一番脑筋。因为北宋的陵墓在中原一带，而当时中原又被金兵占领。有一位大臣上奏，先把太后暂葬在江南，等收复中原以后再回迁。
北宋皇陵位于河南巩县，它的东南面有一座山叫青龙山，而绍兴县皋埠镇牌口村的东南面也有一座青龙山。为了承袭先朝遗风，南宋皇陵选址就确定在这里，宋六陵因此而建。
1278年，南宋灭亡。被元世祖忽必烈任命为“江南释教总统”的西域僧人杨琏真珈就盯上了宋六陵。他暗中勾结了一批恶僧奸徒，率领大队人马开进陵区。这帮利欲熏心的恶徒用铁钎、铁铲等工具，先后砸开永茂陵、永穆陵、永绍陵和宁宗仁烈皇后的地宫，劈开帝王棺椁，哄抢墓中数目惊人的奇珍异宝。他们甚至把宋理宗赵昀的尸体从永穆陵中挖出，倒挂在树上三天三夜，并割下其头颅，做成饮食工具。杨琏真珈为了能招福祛灾，天天用它来饮酒取乐。这次疯狂的盗墓共挖掘了宋六陵中的101座墓。当时，历代帝后、皇亲国戚和百余名朝廷大臣的骨骸被随意乱抛，一片狼藉。不久，这些骨骸就神秘失踪了。
时光流逝，以后的宋六陵依然多灾多难，清代和汪伪政权时又有一些利欲熏心的人对之多次盗掘，再经过“文革”时期的浩劫，宋六陵的地面建筑已不复存在。
当年绍兴师范学校刚刚从宋陵遗址搬出的时候，每一丛松树下面的皇陵都有一个小土堆坟包，并且有个标志。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皇陵遭殃了，所有的土堆都被扒平了。当时，学校曾挖过两口井，挖井的时候曾挖到地下皇陵墓道，用青砖交错砌建而成，保存还相当完整。现在，看到这两口井依然存在，井旁杂草丛生，井水清澈。
在历史上，宋六陵曾有过多次重建。明初朱元璋曾下诏令重新修复宋六陵，并将每座陵都重新立碑，派专人守陵，划出近四千亩山地作为禁区。这是历史上对宋六陵最大规模的重建。当时，这里是一片茂林。我们看到的松群就是当时所植。
明孝帝弘治年间及清朝雍正时期都曾派专人修缮过陵园。
绍兴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古城，浙江也是一个集文化、旅游、经济等方面于一体的江南大省，而南宋皇陵恰恰是江南惟一的大型帝王陵墓群。所以，有关专家认为重建宋六陵意义重大。
宋六陵由于遭到多次劫难，一切都变得那样零乱不全，这无疑为重建宋六陵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一幅宋六陵古图。这是一幅康熙年间遗留下来的明代重建宋六陵的古图，为重建南宋皇陵提供了最翔实、最可靠的历史资料。该图详细、清楚地标出了南宋六个帝王陵墓的具体位置和形状，还标明整个陵园其他主要建筑的情况。
成吉思汗陵
成吉思汗的陵园建筑在美丽的鄂尔多斯高原上，在蓝天、白云、黄沙之间，三座蒙古包式的宫殿肃然伫立，明黄的墙壁，朱红的门窗。再加上璀璨夺目的金黄色的琉璃宝顶，使这座永恒的王者之居分外的雍容、典雅、静穆、庄严。
成吉思汗名叫铁木真，虽然后来被誉为“一代天骄”，但命运给他安排的却是一条坎坷而曲折的道路。他的父亲被世仇塔塔尔人毒死，他九岁就成了孤儿。饥饿和危险始终追踪着他，他逃亡、潜伏、被捕、示众，人世间最大屈辱和痛苦，把他锤炼成一个钢铁战土。他耐心地收拾父亲的残部，小心翼翼地积累力量。七年之中，连续击灭了塔塔尔部、克烈部和乃蛮，使他一跃而为蒙古各部中最强大的首领。1206年，蒙古各部在鄂嫩河畔召开叫做“忽烈而台”的贵族会议，推举铁木真做全蒙古的大汗，命名为“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蒙语的意思是“海洋”。也许，命运已经注定，他将有海洋一样宽阔的疆土，他战无不胜的铁蹄将在一片无水的海洋上任意驰骋。
他首先向南扩张，降服了西夏。接着攻陷了金国的中都（今北京市），迫使金王朝迁都开封。然后旌麾西指，兵锋席卷中亚，进逼东欧，把中亚古国花剌子模的国君赶到了里海的荒岛；再回戈东进，击溃俄罗斯军队的无效抵抗，把国土和势力推进到顿河流域。
1226年，成吉思汗再次进攻西夏，在西夏首都即将攻陷的最后时刻，他于1627年旧历7月12日，在清水县行营去世。
他的一生是在马背上度过的。他给他的孙子忽必烈留下了最终统一中国、建立元朝的基础，他震撼世界的旋风般的铁蹄，给欧亚两洲的王公贵族，留下了胆战心惊的记忆。
但是，他却没有留下真正意义上的陵墓。
根据遗俗，蒙古君主无论死在哪里，他的遗骨都得送回漠北的老家，他们的祖先生息发祥的地方。
然而这座陵寝已消失在茫茫草原之上，早就不辨踪迹了。坐落在内蒙伊金霍洛旗甘德尔敖包上的成吉思汗园陵，建成于1954年，是我国所有帝王陵墓中最年轻的一座。墓中当然没有成吉思汗的遗骨。
据《元史》记载：“成吉思汗葬起辇谷”。所谓起辇谷，大略是肯特山脉中一条山谷。“辇”是古时帝王乘坐的车，成吉思汗从这里起步，先统一蒙古各部，进而建立了地跨欧亚的蒙古汗国。然而，由于时间的推移，地名的变更，以及译音的讹杂，这个极具纪念意义的“起辇”之地，早已湮没无闻了。
另据《多桑蒙古史》记载，墓地在“斡难、怯绿连、秃剌三水发源之不儿罕合勒敦诸山之一山中。”《马可·波罗游记》也说：“成吉思汗葬一山中，山名阿勒台。”这个“阿勒台”，也许就是《多桑蒙古史》中的“……合勒敦”，但它既然只是诸山中之一山，既没封树，又没有标志，群山莽莽，四顾茫然，也就无从寻觅了。
蒙古人是真正的游牧民族，他们把墓地掩藏起来之后，又为成吉思汗建立了一座马背上的陵园，以供祭祀，这就是“八白室”。
所谓“八白室”，就是八座白色毡帐。也许就是成吉思汗生前所习用的毡帐吧，内中供奉着成吉思汗的遗物，象征着墓地，祭祀活动也就在“八白室”里进行。这是一座典型的蒙古式的活动陵园。便于迁移，符合游牧民族生活和战斗的特点。最初，“八白室”建立在今阿尔泰山和肯特山一带的蒙古高原上，明朝初年，安置在河套一带，天顺年间，守护陵寝的鄂尔多斯部进入鄂尔多斯高原，“八白室”也随之而来。清初在鄂尔多斯高原设立伊金霍洛旗。
伊金霍洛，蒙语的意思就是“主人的陵寝”。
抗日战争时期，这座“主人的陵寝”还被转移至甘肃、青海等地。直到解放后，“八白室”重返伊金霍洛，新建了陵园，才结束了七百多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
至于他真正的墓地，早就享受着永恒的静谧，可遇而不可求了。
成吉思汗的真正墓地之所以难以寻求，有传统上的原因，也有现实中的原因。
从传统上看：蒙古人是典型的游牧民族，生产力低下，迁徙频繁，瀚海无垠，黄尘涨天，即使留下高大陵寝，转瞬也会变成不可辨认的沙丘。所以他们的民族习俗是薄于墓葬，完全没有汉族的那种讲究死后哀荣的墓葬观。
平民一般奉行“天葬”和“野葬”。所谓“天葬”，就是将死者遗体，放置于山顶或山谷，并不掩埋。所谓“野葬”，就是将死者遗体，放置在木轮车上，然后驱车在荒野奔驰，任遗体在起伏颠簸中掉下为止。三日之后再去查看，如果遗体已被鸟兽食尽，即被认为是死者升天，值得庆贺；如果鸟兽不食，则被认为是死者罪孽深重，另须举行宗教仪式和“超度”了。
贵族们虽然认为比平民高贵，但也只是“墓而不坟”。“墓“和“坟”，在古代是有明确界限的，深埋于地下的叫“墓”，隆起于地上的叫“坟”。古代的华夏诸族，也是“墓而不坟”的。坟，毕竟是生活安定后的奢侈品，与游牧生活是不相适应的。即使成吉思汗的陵墓，也毫不例外地遵循着“墓而不坟”的古训。
从现实上看：当时是战争时期，西夏都城指日可破，任何有关君主去世的传闻都会动摇军心，给强敌以可趁之机。所以，成吉思汗曾留下遗嘱，为了骗取西夏早日投降，“死后秘不发丧”，待西夏投降后，才由一支骑兵奉着灵柩，秘密地向预定的墓地急驰。
为了做到真正保守秘密，他们还采取了一系列的严酷的措施。在运行的长途中，倘或碰到行人，尽数杀死，决不留一个可能泄露秘密的活口。
到了预定的墓地，先把地面的草、木、石、杂一一移开，再把挖出的泥土有层次的排列，灵柩进入泥土之后，再逐一把泥土等物还原。倘有多余的泥土，也要运到远远的地方抛弃，决不留下一点可疑的痕迹。
《草木子》一书说：安葬完毕，先骑着马乃至于动用万马在墓地上任意践踏，使它平整，再在上面当着母骆驼的面杀只小骆驼。然后，派一支部队远远地守护着它，待第二年青草长起，同周围的大草原青碧青碧连成一片，无法分辨了，才拔营撤走。
这真是万无一失的安全。
为什么要杀一只小骆驼呢？据说，骆驼有辨识自己血亲的天性。如果将来还要寻找墓地，就以那只失去亲子的母骆驼为先导，走到它儿子死去的地方，它就放声悲鸣，不肯离去。下面当然就是要寻找的墓地了。
他的秘密，只有骆驼知道。
等这只骆驼，或者以后再杀的骆驼终于死去的时候，墓地的秘密也就永恒了。
清昭西陵
清东陵坐落在京东遵化市马兰峪，距北京250华里。这座大清国皇陵始建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共有帝、后、妃陵寝14座，其中皇帝陵5座，为顺治的孝陵，康熙的景陵，乾隆的裕陵，咸丰的定陵，同治的惠陵；还有孝庄、东惠、孝贞（慈安）、孝钦（慈禧）4座皇后陵；以及景妃、景双妃、裕妃、定妃、惠妃5座妃嫔园寝。从康熙二年（1663年）葬入清朝入关后第一帝顺治起，于1935年同治皇帝的最后一位遗眷皇贵妃入葬惠妃园寝止，历时272年，比清朝统治中国的时间长四年。
清王朝封建统治者将此处皇家陵寝视为“万年龙虎抱，每夜鬼来朝”的“风水宝地”，修砌了一圈长达四十华里的“风水墙”，把帝后妃嫔大小不等、形式各异的二百多座单体建筑围托起来，称之为“前圈”，与长城之北百多平方公里的“后龙”风水禁地共同构成整个陵区。然而，清东陵所有的帝后“寿宫”均在风水墙圈内，唯独有一座皇后陵寝——昭西陵——建在陵墙之外，是那么不协调，非常引人注目。
昭西陵是清世祖顺治帝的亲生母亲孝庄文皇后的陵墓。“皇后”之谓是依随顺治帝生父清太宗崇德帝皇太极而称的，顺治帝应称“皇太后”，康熙帝则应称“太皇太后”。此人是清东陵所有入葬者中辈份最高的一位。她的身份极其尊贵，对清王朝的贡献亦非常重大，可以说劳逾半百，功勋三朝，堪称巾帼雄杰，彪炳史册。然而，清王朝却偏偏将其葬在了皇家陵园大门之外，其原因究竟何在呢？
“孝庄文皇后”是“孝庄仁宣城宪恭懿至德诩天启圣纯徽文皇后”之略称。其中“孝庄”为庙号，即于太庙立宝奉祀特立之名号。“仁宣诚宪恭绍至德翊天启圣纯徽”是徽号，即专用以称颂帝王皇后的称号。“孝庄文皇后”之称是昭西陵墓主人死后尊上的。皇太极在世时，其为妃；皇太极死后，其子福临继位为顺治帝，晋其为皇太后；顺治帝死后，其孙玄烨登基为康熙帝，晋其为太皇太后。从这称谓的阶段性变化中可以看出，所谓“太后下嫁”之事，当发生在顺治朝。
太后即帝王之母；下嫁乃皇家帝室之女出嫁之别称；再醮则特指妇女再嫁。将“太后”与“下嫁”、“再醮”连系成事，这在中国封建社会，是难以想象的奇闻怪事，更是为那占统治地位的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时代精神与行为规范所绝对难以接受、难以容忍的丑行劣迹。尽管太后下嫁给先皇之弟、今上之叔、功勋卓著、地位显赫的摄政王，这种嫂醮叔娶的几与乱七八糟的婚配发生在帝王之家，着实让皇子皇孙及天下臣民感到耻辱与羞愤。古来丧葬规则为帝后合葬，即使不能同穴，其陵亦应相傍。然皇太极死后四十三年，孝庄薨逝，依制应运送梓宫出关至盛京（今沈阳），在皇太极的昭陵旁建陵入葬；但因为生前有下嫁再醮之事，自绝于前夫，便不能衬葬昭陵而玷污先皇“万年吉地”。更因后世太子皇胄对孝庄不守妇道、非礼非份之行端深恶痛绝，干脆将其埋在清东陵风水墙外，令其为子孙后代看守大门，日夜孤寂，风雨独捱，以示惩处。
如上述言，昭西陵几乎是清东陵诸帝后妃陵寝通力摒除园外并着意修造的囚禁之所了，至多也不过是个役仆栖身供差的门房。鸟瞰陵区，比喻似乎极为恰当，“太后下嫁”之说，亦可推成定案了。然而，追究设问一下，这是史实还是传说？是因事建陵还是因陵生事——是太后确有下嫁之事才修建了如此这般的昭西陵，还是因昭南陵位置独特才引起流传“太后下嫁”之说呢？
当然，关于太后下嫁之说的根据，不止昭西陵建在风水墙外这一条，但这确实是持此说者很重要很有力的一个例证。太后下嫁之说流传甚广，正史无法回避，野史极力渲染，专家各持己见，闻者莫衷一是，真可谓迷雾难辨，疑团费解。然而，这正是此案价值之所在，它引起了人们不衰的兴致。
孝庄葬身的昭西陵建在清东陵“风水墙”外，是太后下嫁说最为有力的一个证据。所论者曰孝庄因下嫁之故，不自安于太宗陵地，乃别葬之；或曰孝庄死后，康熙帝因其下嫁之恶德丑事，摒其入祖坟而埋在陵园墙外，罚其为子孙后代看守大门。其实，这些完全是望陵生事，推论而已。据《孝庄后传》中记载：“后自于大渐之日，命圣祖以太宗奉安久，不可为我轻动。况心恋汝父子，当于孝陵近地安厝。”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二月，孝庄病重时，对后事已有安排，她面谕康熙帝：“我身后之事特以嘱汝，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日久，卑不动尊，此时未便合葬；若另起茔城，未免劳民动众，究非合葬之义。我心恋汝父子，不忍远去，务必于遵化安厝，我心无憾矣。”康熙帝边哭泣边点头应允。其后，为感念祖母之恩德，特将慈宁宫东刚建成的五间大殿搬运至清东陵，建起为孝庄停灵的“暂安奉殿”。慈宁宫为孝庄生前数十年居住之所，康熙为表孝心，又重建五间。康熙帝在谕旨中言：“慈宁宫宫东，新建宫五间，太皇太后在日，屡向朕称美，及未及久居，遽升遐。今于陵近地择吉修建暂安奉殿，毋致缺损。”臣工奉旨加紧办理，于冬春两季，用较短的时间完成了五间殿房的搬迁营建工程。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孝庄梓宫由北京朝阳门外的殡宫移花接木至东陵暂安奉殿，当时尚未建陵。
康熙帝八岁丧父，十岁丧母，幼年由其祖母孝庄及孝惠章皇太后抚养成长，又赖孝庄辅政，祖孙之间情意特别深厚。康熙事孝庄极孝，相处三十余年，每逢外出巡幸，遇岭坡或雨路难行，均下马扶辇前行。康熙帝诣奉天谒陵，途中屡次奉书问安，还献关外特产及朝鲜贡品，“附使进上，伏乞俯赐一笑，不胜欢欣。”孝敬之情，溢于言表。康熙二十四年夏，帝出塞避暑，闻太皇太后不豫，即驰还京师。二十六年九月，孝庄旧疾复作，康熙帝昼夜看视；十二月帝步行至天坛，祈减己寿以延太皇太后之生命。帝谕内阁：“朕自太皇太后违豫以来，日侍左右，检方调药，亲侍饮撰。大皇太后宁憩之时，朕惟隔幔侍疾，席地危坐，一闻声息即趋至榻前，凡有所需，手奉以进。”孝庄病衙，帝亲侍看护，衣不解带，日以继夜。孝庄病危，帝号哭不止。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孝庄薨逝于慈宁宫，时近年底，依制，年内丧事不可逾年。康熙不忍心在岁末几天之内将祖母草草殓葬，王公大臣再三进谏不宜逾年，帝执意不从，言忌讳之说，荒诞不足信，规制亦可破除。在康熙帝的坚持下，清廷打破了丧事不逾年之祖传规制，于第二年正月才将孝庄梓宫发引至殡宫，四月移至东陵暂安奉殿。孝庄与康熙，祖母与孙，情意深厚，说康熙罚令孝庄为子孙看守陵寝大门，实在是情理不通，荒谬不堪。
雍正二年（1724年）在孝庄停灵二十六年的暂安奉殿扩修隆恩殿，起建陵园，定陵名为昭西陵。初，雍正帝特派两名大臣与钦天监监工前往相度绘图，谕示：“昭西陵距昭陵甚远，与孝东陵密迩孝陵不同，特建碑亭”。为皇后单独一人建陵并设有神道碑亭，始自孝庄。在清东陵所在陵寝中，只有昭西陵隆恩殿为庑殿顶，余皆为歇山顶。昭西陵由暂安奉殿扩建而成，故其布局与其他陵寝不同。最显著的是内外两层深墙，前后四道面阔墙，地宫周围建茔城，其前单另起方城。凡此均显示出孝庄较之东陵所葬的其他皇后更为尊贵的地位，亦为昭西陵与整个清东陵所有帝后妃陵寝在体系上有别的特殊标志。昭西陵，顾名思义是昭陵之西的陵墓。清制，皇后陵的名称以帝陵名加后陵的方位而定，如顺治孝惠章皇后之孝东陵，雍正帝孝圣宪皇后之泰东陵，嘉庆帝孝和睿皇后之昌西陵，咸丰帝孝贞显皇后（慈安）之普祥峪定东陵，井孝钦显皇后（慈禧）之菩陀峪定东陵等。太示昭陵在沈阳，遵化位沈阳西，昭西陵即如此也。
昭西陵之所以建在清东陵陵墙外，一是遵照了孝庄的遗愿，不使其与亲手抚育辅政的子孙两代皇帝远离；二是表明昭西陵与东去近千里的太宗昭陵同属一个体系，建在陵墙外并在规制建筑上饰以特色，以示与清东陵这一体系有所区别。
曹雪芹墓
1968年冬，在北京通县张家湾村，人们正在进行平整土地的大会战。该村青年李景柱在无主墓地的地下1米处发现一块长100厘米、宽40厘米、厚15厘米的青色基石。
李景柱算是当地的“土秀才”，他见石上刻有“曹公讳墓”字样，右下角还有“壬午”两个字，便想这可能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墓志。村民还在近处挖出一具男性残骸，以为大文学家的嘴里含有宝物，便将尸骨全身分离，随意抛散。
这天晚上，李景柱找人帮忙，把墓志载运家中，再用铅笔、窗纸拓好精心保存。
1991年，张家湾镇政府拟建公园，立碑林，李景柱将墓志无偿献出。
1992年7月，新闻报道了这一消息后，“一石激起千重浪”，引起了红学界巨大的轰动，也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因为如果这墓志确实是曹雪芹的，将有助于人们了解曹雪芹的身世。围绕着墓志的真伪，展开了一场沸沸扬扬的大争论。
文物鉴定家秦公认为，这石碑可能是伪造的。他的理由是：石碑的用石不合理，没有一个平面，说明原来不是用来做石碑的；字在碑石上的位置不妥当，墓志的最后一笔十分接近下缘；刻工很粗糙，刀法乱，有的笔划还直接借用石料上原有的斧凿痕迹；文法不合理，碑上不应称“公”，而应称“群”，如称“公”，应称其字；落款也不合理，应有立碑人等。
红学家杜景华则断定：“石碑不是伪造的。”他说：“有人疑心石碑是伪造的，但石碑出土于‘文革’时期，那时没有必要伪造一块曹雪芹的墓碑。”他还认为，曹雪芹死于壬午，是胡适和俞平伯的说法。但大多数红学家持“癸未”说。如果石碑是伪造的，那碑上为什么不落款“癸未”，以迎合大多数人的观点呢？他还推测，曹雪芹死前，家境非常艰难，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日子。被债主们逼得没办法，曹雪芹躲到张家湾昔日曹府的一个仆人家，可没想到，曹雪芹竟死在仆人家。仆人草草将他埋掉，并草草为他刻了这么个墓碑。
红学家冯其庸也对墓碑持肯定态度。他还引证说，曹雪芹的好友敦诚《寄大兄》文：“孤坐一室，易生感怀，每思及故人，如立翁、复斋、雪芹、寅圃、贻谋……不数年间，皆荡为寒烟冷雾。”敦诚的《哭复斋文》中说：“未知先生与寅圃、雪芹诸子相逢于地下作如何言笑，可话及仆辈念悼亡友情否？”曹雪芹的故友寅圃、贻谋的墓都在通县潞河边上，为什么敦诚说“与寅圃、雪芹诸子相逢于地下”呢？很可能他们同葬于潞河畔张家湾。
还有许多红学家也提出自己的看法。
究竟这墓石是否是为曹雪芹立的，目前学术界还在争议中。
扁鹊墓
在祖国医学形成和发展的漫漫历史长河中，有过无数医术精湛、医道诚朴、视为民解困为己任的大医学家。他们不仅在当时以高尚的医德和高超的医术闻名天下，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战国时代的名医扁鹊，就是他们中间十分杰出的一位。
根据史籍记载：扁鹊的本名叫秦越人，是齐国渤海郡人。他的医术师承长桑群，由于他刻苦钻研，达到了博精相辅、享誉天下的至高境地。他对各科医术都十分擅长，而诊脉最为有名。他从医为民，遍游天下为贫民百姓治疗疾患，解除痛苦，做了大量功德圆满的好事，所以深受人民的爱戴。人们把他比作传说中黄帝身边的神医扁鹊，并且用扁鹊的名字来称呼他。渐渐地，他的本名倒被人忘记了。
扁鹊，是一位医学巨人，是一位对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过决定性贡献的大医学家。他一生倡导和推崇脉学，反对巫医骗术，这不但在当时难能可贵，而且对后世影响深远。直到今天，中医界仍把他提出来的脉学原理奉为经典。
可是，正因为他医术太高，名声太大，所以，引起了小人的妒嫉。当时的秦国太医令李醯，自知医术难比扁鹊，却又不愿名落他人之后，于是，便雇佣刀手，刺杀了扁鹊。可惜，这样一位医学巨人，竟然死于非命，而且，连死在什么地方，怎样被杀和被谁杀死都没有人知道。
而正是这种结局，导致了扁鹊的身后事成为千古难解之谜。虽然当时的史学大家都没有记载扁鹊的身后事情，甚至连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没有只字片语。可是，在过了近千年的时间以后，关于扁鹊的墓地的说法却出现了。而且还不只一种说法，形成了相互对峙、争论不止的态势。现在整理起来，有所依据的就有七八种之多。
在河南省汤阳县，有扁鹊的墓和祠。据传说，这里原来是一道名为伏道冈的山冈。伏道之名就来自于扁鹊当年被“庸医恶其胜己，伏于道侧，谋而杀之”的缘故。这些至今尚存的墓和祠，没人能说清楚它们立于什么时代，只是墓旁的各种碑刻都是元代以后各朝各代的。
在山西省永济县清华镇，有扁鹊的祠和墓。墓前有一对石羊及宋、明时代的碑刻。墓的周围还保存着完整的石墙。永济是战国时的解虞，扁鹊曾经在此行过医。不过，同样没人能说清，墓和祠是什么时代建立的。
陕西省临潼县境内也有扁鹊坟，据传说，扁鹊当年就是在这一地区被害的。
还有一些说法在当地史料中记载着。
山东省济南市西郊，清代属长清县管辖。当时的县志中记载着：“今卢地有越人冢。”
山东省历城县1926年《续修历城县志》中记载：“扁鹊墓在鹊山西山下。”
现在，还有人认为扁鹊墓是在他的故乡，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任丘县。
一是由于年代久远，难以考证各种说法的真伪。二是由于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诸省在春秋战国时代，分属秦、韩、齐、魏、赵各国，正是历史上记载的扁鹊行医周游列国曾经到过的地方。而谋害他的人，可能在这么大的区域内的任何地方下手。前无记载，后无依据，谁也无法辨别哪一座扁鹊墓是真。倒也有这种可能，当年他曾行医治病的地方的百姓感怀其德，修衣冠冢纪念他，因而造成了今天扁鹊墓各地都有的局面。
香妃墓
香妃，是回族叛乱首领霍集占的王妃，长得天姿国色，生来身上就透出一股奇香，不需要香草、香汤薰洗。所以那里的人都称她“香妃”。清高宗乾隆听说后，十分倾心。适逢霍集占率众造反，乾隆派定边将兆惠出征的时候，叮嘱兆惠一定要把“香妃”捉来。不久，叛乱平定，兆惠果然捉得香妃，并派人悄悄地禀报了皇上。乾隆大喜，命令沿途官员，好生护侍，一方面怕沿途风霜劳累，有损香妃的玉颜，另一方面则防止她轻生自杀。
香妃被掳掠到清宫，果然名不虚传，玉容未近，香味先闻，然既非花香，也非粉香，沁人心脾。乾隆自然很是喜欢，而她也一颦一笑，神态自若，好像不知道有亡国之痛的样子。只是她一面对乾隆，就冷若冰霜，同她说话，百问不答，乾隆无可奈何，就派出一些善于辞令的宫女去对她劝解。她突然从袖中拔出一把匕首，慷慨地说：“国破家亡，死意已决，但不愿意默默无闻地白白死去，总想找个机会报了仇再死。皇上如果强逼我，那就尽快地实现我的愿望。”听的人都大惊失色。
乾隆虽然很喜欢她，但也不敢随便靠近她。
时间一长，香妃常常想起故乡风物，每逢年节，总是泪流满面。乾隆为了讨好她，先是在大内之西修建了宝月楼，又在她所住楼旁，按照西域的街道房舍模样，修建了回回营，还在武英殿西，按照土耳其风格修建了浴德堂，专供香妃沐浴。
然而香妃却仍然没有回心转意。
当时，皇太后纽祜禄氏年事已高，知道了这件事，告诫乾隆说：“既然她如此坚决，要不就杀掉她以成全她的志愿，要不就把她放回故里让她安享余年。”乾隆却不忍割舍，就这样又过了几年。
有一天，准备在天坛举行祭天大典，乾隆事先在斋宫斋戒沐浴，皇太后趁机叫人召来香妃，问她：
“你既然不肯改变态度，到底想得到什么结果呢？”
“死。”香妃毫不犹豫地说。
“那么，今天就让你去死，可以吗？”
“那就感谢太后的恩典了。我万里奔波来到此地，是想寻求一个报仇的机会，既然不能如愿，这身躯只是一个多余的肉瘤了，不如早日闭眼，去追随死去的故主为好。”
说罢，眼泪成串地落下。太后也觉得心酸，于是叫人把她引入旁室，把她绞杀了。
乾隆在斋宫听到消息，匆匆赶回。可是宫门已经落锁，进不去，只好站在门外痛哭。等门开之后，香妃早已死了。她面带笑容，颜色和生前一样，一股香气袅袅弥漫，似乎比生前更为馥郁。乾隆捶胸顿足，竟把眼睛都哭坏了。为了实现香妃的遗愿，乾隆下令：用软轿将香妃遗体抬回新疆喀什安葬。
一些专家查阅了清宫档案之后，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猜想：传说中的香妃，实际上则是乾隆的宠妃——容妃，她是乾隆40多个嫔妃中惟一的回族女子。
容妃1734年出生于新疆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回部，祖上是伊斯兰教始祖派的首领，属和卓氏，所以也称她为和卓氏。她的哥哥因为配合清军平定霍集占叛乱有功，到京城受封，她也随同兄长来到京城，在一次犒劳功臣、眷属宴会上被乾隆看中，选入后宫。
据传，入宫之前，她曾提出三个条件：①她在京中住处必须是维吾尔风格建筑；②她的兄长图尔都也必须进京居住；③她死后遗体要运回故土喀什。乾隆一一答应了这些要求。
她入宫的时间是1759年，开始被封为“贵人”，1761年被封为“容嫔”，1764年被封为“容妃”，这时，她30岁。
她入宫的那年，福建巡抚吴世功献给皇宫的18棵荔枝树，全部成活，还结了200多个荔枝，大家都认为，这是和卓氏带来的吉祥。
她不只容貌俏丽，而且善骑射，精诗文，会编织，在宫中备受宠幸，皇帝特许，她可以穿本民族的服装，专配有回族厨师，一切生活设施，完全按维吾尔族习惯供奉。乾隆巡视江南时，亲自点名，要她兄妹陪伴，她随同乾隆，南巡江浙，东登泰山，北游盛京，拜谒清太祖的福陵。每逢节日生辰，她所受的赏赐：金银首饰、丝罗锦缎、古董玩物，总比别的嫔妃要多很多。
她喜欢家乡的散发着奇异香味的沙枣树，为此，乾隆派专人去新疆把这种树移植于她居住的宫苑，她居室常常充满着这种奇异的芳香，因此，人们称她为“香妃”。
乌拉纳喇皇后去世之后，乾隆不再立后，容妃在后宫中的地位逐年提高，位列第三。她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在宫内病故，葬于清东陵“裕妃园寝”。
但是，也有人认为，容妃是容妃，香妃是香妃，二者风马牛不相及。因为：①容妃虽有沙枣树之传说，却实无香妃之名；她的史籍记载很确切，却没有任何异香的记载；②她并非掳掠入京，也没有赐死的结局；③她生平单调，没有香妃那种曲折、凄婉的身世；④宝月楼修建于她进京之前，也与她毫不相干。
那么，真正的香妃到底是谁呢？则仍然是一个谜。
其一，在新疆喀什噶尔东北郊的伊斯兰墓群中有一座香妃墓。墓旁还停放着一架“驮轿”，传说就是当年把香妃尸体运回故乡安葬的灵轿。人们相信，美丽贞烈的香妃就埋葬在这里。
据考据，这座墓茔本叫做“伊帕尔汗和卓墓”，葬的是伊帕尔汗家族的死者。人们把它当做香妃墓的原因有：①1892年，史学家萧雄在《听园西疆杂述诗》中描写道：“在喀尔回城五里许，有一处‘香娘娘庙’，庙形四方，上覆绿瓷瓦，中空而顶圆……”这是最早把“和卓墓”同“香娘娘”联系在一起的记载；②一位维吾尔族学者把汉文的“香妃”译成了维吾尔文“伊帕尔汗”，结果，人们就把“香妃”同当地的一座伊帕尔汗坟墓附会到一起了；③容妃本称“和卓氏”，噶尔守墓的阿訇，当初只能证明该墓所葬是“容妃”的先祖，后来人云亦云，他也指认该墓葬群中较大的一座是“香妃墓”了。
至于那架“灵轿”，很可能是当地维吾尔族官员运送棺椁用后的弃置物。因为，驮轿的等级与香妃的身份并不相称。
其二，容妃墓在河北遵化县清东陵西侧的“裕妃园寝”中，月台上起建宝顶，宝顶下是安放棺椁的地宫，地宫深14米，与十几米长的地下走廊相通。有的专家断言，这就是香妃墓。
由于墓前台阶条石被雨水冲塌，地宫通道陷落，1979年10月，有关单位对容妃墓进行了发掘清理。该地宫由两个券堂组成，均为拱券石结构，在金券的宝床上，停放着一具红漆棺木，左侧棺帮被盗墓者凿了一个长方形大洞，贵重物件早已被盗窃一空。棺头正中有几行金漆手书回文，译成汉语的意思是：“以真正的名义……”这是伊斯兰教《可兰经》的开头语，也是伊斯兰教徒的常用语。棺木西侧有一具头骨，近旁有一条长85厘米的花白发辫和青缎衬帽、包头青纱，还有一些龙袍的残片和几件织物，织物上织有“江南织造臣成善”、“苏州织造臣四德”等字样，此外，墓中还有残存的如意、荷包、珍珠、宝石、猫眼石、钻石等等。
这些实物，为判别死者的身份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棺头文字说明死者是一位伊斯兰教教徒；龙袍碎片、猫眼石等物，说明死者是一位妃子；花白发辫及牙齿磨损程度与容妃去世年龄55岁相符；织物上的姓名“四德”、“成善”正好是乾隆53年时期的江南织造官。一切都可以证明，这死者正是容妃。
对于确信容妃即香妃的人们来说，这座容妃墓当然就是香妃墓了。
其三，有趣的是，在北京城南风景宜人的陶然亭的东北角上也有一座大冢，冢前立着一方石碑，下面刻着“香冢”两个大字，碑的背面，刻着一首哀婉凄切的词。
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有人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香妃墓，是在乾隆的授意下，安葬在这里的，为了让自己好随时随地地亲自凭吊，以寄托无尽的哀思……
如今留给人猜测、凭吊的就是这样三座墓茔，至于谁是真正的“香妃”的归宿之地，却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