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尼·奥特里
我认为大多数人的烦恼离不开家庭与钱财。我幸运地娶了俄克拉荷马州一个小镇的女孩为妻，我们的家庭背景很相似，而且兴趣和爱好也大致相同。我们一直用心经营我们的婚姻，所以很少有家庭烦恼。
我消除财务烦恼的方法是：
第一，我遵循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对任何事情都要百分之百地诚实。如果我向别人借钱，一定全数奉还。不诚实所引起的烦恼比什么都大。
第二，每当我开拓一项新事业时，我总是会给自己预留后路。军事专家建议，作战时一定要保持补给线通畅。我认为在个人事业的战场上，这一点也一样适用。举例来说，在德克萨斯州及俄克拉荷马州长大的人，常见到干旱所带来的灾害。我们曾有过艰苦的岁月，穷困的父亲有时必须穿越田野，用马匹去交换必需品。
我要的是更多的安全感。于是我在铁路站找到一份工作，并利用工作余暇学会发电报。后来我在铁路公司担任电报代班员。我被送往任何车站，代替请病假或休假的人，待遇是月薪150美元。
后来，不论我从事什么工作，我总觉得铁路公司的工作是非常安定的。我也总是保留一条后路，以便有机会再回铁路公司。它是我的补给线，除非我已在更好的新职务上稳定下来，否则我决不切断这条退路。
举例来说，在1928年，我当时在佛里斯科铁路公司工作，被派往齐尔市工作。有一天晚上，一个陌生人走进办公室，要求发一封电报。当时我一面弹吉他一面唱歌，他说我唱得很好，建议我到纽约去发展，找机会登台或上广播节目。我当然是受宠若惊，而当我看到他在电报上的签名，更是惊喜得几乎停止呼吸，他正是西部歌曲明星威尔·罗杰斯。
我并没有立即整装前往纽约，反倒是前后谨慎地考虑了9个月。我终于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我到纽约发展，实在没有任何损失，只会更有收获。铁路公司发了证件给我，我可以免费乘坐火车旅行。我在车上睡觉，随身带着三明治、水果作为餐点。
于是，我去了纽约。在纽约，我找了一间每周房租5美元的小房间住下，吃点速食，在街上闲逛了10个星期，完全一事无成。如果不是想到回去还有工作的话，我一定会忧虑死了。我已为铁路公司工作了5年，我可以享受一些资深员工的福利，但为了保障这些权益，我不能离职超过90天。而我当时已在纽约市混了70天。我只有用铁路证件尽快赶回俄克拉荷马，重操旧业，以保持我那条补给线。我后来又干了几个月，存了一点钱，再回纽约市放手一搏。
这一次有突破了。一天，我正在录音公司等候面谈，对着接待小姐，我取出吉他，唱了一首《珍妮，我梦中的紫丁香》。正当我唱得起劲时，这首歌的作曲者刚好走进来。听到有人唱他的歌，自然令他十分愉快，于是他写了张便条，介绍我去维克多录音公司。我录了音，但不理想——我太僵硬了，而且不自然。于是我接受了维克多公司录音师的建议，又回到铁路公司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到电台演唱西部乡村歌曲。这个安排很适合我，因为我没有后顾之忧，因此，我也没有烦恼。
我在杜沙电台演唱了9个月。在那段日子里，我与吉米龙·朗合写了一首歌曲《我的银发老爹》，这首歌抓住了听众。美国录音公司总裁亚瑟·赛德利请我录唱片。风评不错，于是我又录了好多首歌，终于得到在芝加哥一家电台唱乡村歌曲的工作机会。周薪40美元。唱了4年之后，我的周薪调升到90美元，又因为有机会在戏院登台，而有300美元的额外收入。
到了1934年，我的机会来了。好莱坞制片商决定开拍西部牛仔的影片，不过他们不要一般的牛仔演员，而要一个会唱歌的牛仔。美国录音公司老板也是共和制片厂的股东，他跟其他的股东建议说：“如果要找会唱歌的牛仔，我正好有一位为我们录音的歌手。”
就这样，我进入了电影界，周薪100美元，我开始扮演歌唱牛仔。我实在非常怀疑我拍电影能成得了大器，不过我并不为此担心，反正我随时可以回铁路公司工作。
我在电影上的成就，远远超出了我的意料。我现在的年薪是10万美元，另加影片票房的一半红利。不过我很清楚，这绝非长久之计。我还是不必发愁。不管发生什么事——即使我完全破产，一文不名，我还可以随时回到铁路公司工作，我一直没有切断这条后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