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都睡了，姐却不愿进屋。院坝里铺着凉板，凉板上压着篾席，姐坐在篾席上，深深地勾着腰。在她蜷曲的两腿间，放着一部微型收录机，响着蓝调，那是黑人音乐，没有歌词，只有叹息。姐正在叹息。父亲和邻居都不知道这一点，但我知道，我躲在黑洞洞的门里，看着月光静静地在她身上弥漫……她这次回来，我们一眼就看出她瘦了，姐说是工作忙，她骗过了父亲，却骗不过我，工作忙只会减脂肪，可是姐的目光也瘦了，我就知道，她再一次有了痛苦。
给姐带来痛苦的，一定是那个男人。那个男人是我姐夫。我姐夫名叫朱天。这名字是他爷爷取的，他爷爷在抗日战场上跟日本人肉搏过，肚子被戳穿，肠子迤逦拖了一地，可他没死，他什么也不怕，也希望孙子有“诛天”的气魄。可我姐夫只是一个文弱书生，面皮白净，说话细声细气。他跟我姐一样，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八十年代中期，他们成了高中同学。
那时候的中学生，特别是像我姐那样的农村学生，上学的惟一目的，就是考上大学。在那个偏远而宁静的小县城里，姐还没认识到自己的性别，就念完了高中。但我要说的是，姐长得很漂亮。我们村风景很嫩，本来就出好女。我姐生一张瓜子脸，眼睛弯弯的，像随时都在嘲笑什么，其实她啥也没嘲笑，她很天真，天真得就像春天里第一只钻出洞穴的蚂蚁。姐长着水蛇腰，这让她无论多么麻利地干一件事，都显出几分慵懒。她不管穿什么样的衣服，那衣服都依从她身体的轮廓，紧紧地跟她贴住。姐能让她身上的所有东西，化为自己鲜活的肉体。这么一位女子，却在没有认识到自己性别的时候就念完了高中，一是姐的天真使然，更重要的是，那时的男同学还不会勾引女生，男女同学间几乎没说过话，更别说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比如我姐和姐夫，大学读了一年，十多个高中同学在县城聚会，他们竟叫不出对方的名字。
那次聚会，也不是重温友谊，而是家住县城的一个女生考上了北大，利用暑假召集旧时同窗，带有庆贺的意思，也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无可指责的虚荣。正吃着饭，那北大学生突然说我姐长得怪漂亮的。这是我姐在长相上第一次受到别人的当面夸奖。我姐先是一愣，接着，脸像要浸出血来。奇怪的是，瞬息之间，她显得更加漂亮了。北大学生到底不同，淡淡的一句夸奖，不仅为我姐搽上了最体贴的美容霜，也把气氛调动起来了。大家七嘴八舌，挨个评价了女同学，又评价男同学，在座的六个男生，数朱天最标致。他个头1米82，脸虽然圆了些，但鼻梁挺拔。有了定论之后，北大学生又是一句：“你们俩真是一对！”她说的“你们”，是指我姐和朱天。
这样的点破，对少男少女是致命的。我姐的闺房外扎满了篱笆，现在，一面篱笆被拆除了，早已盛不下的芳草，接天而去。慌乱里有镇定，抗拒里有渴求。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我姐一面正视自己，一面溜空儿虚着眼睛看朱天。她似乎发现了一个崭新的朱天。朱天呢，说话更加细声细语，并不失时机地表现男子汉的风度。这场聚会还没到一半，就改变了性质。
吃完了饭，姐就走了。后来得到的消息，姐走后不久，朱天也走了。
吵吵嚷嚷的环境不适合他们，他们好像产下了一粒卵，只愿意捧回家去，独自孵化。
假期是漫长的。姐从县城回来后，时间在她眼里，就像划平水的船夫，慢条斯理。她在重庆念书，寒假回来，说在重庆总睡不好觉，一回到家，鸡把她啼不醒，狗把她叫不醒，二十多天假期，还没回过神，就该上学了。就是这次去县城之前，姐一样觉得早上跟黄昏是连在一起的。可是现在，她发现故乡的山水老了，时间也老了，老得走不动了。她嘴上没说，可瞒不过我，因为她那么容易忧伤和烦恼，而且不希望我跟她在一起——她以前从学校回来，整个白天几乎与我形影不离；她吃着我按钟点为她做好的饭菜，也不再快活地说“弟弟，你真好”了。
姐动了春心。这是母亲说的。
他们是谁先写信，我不清楚。但他们恋爱了，这是千真万确的。姐给家里写信越来越少，竟连续三个月不见她一个字来。村里人传言，我姐出事了。说男孩子出事，有许多种可能，说女孩子出事，人们就朝一个方向死想。我姐是村里惟一的大学生，把女大学生朝“那方面”想，让他们感到快意。爸妈为了维护姐的名誉，跟村里人不知吵了多少架，回家来就偷偷哭。
我不哭，我只有愤怒和寂寞。但你还不懂得贫穷的滋味。所谓贫穷，就是你虽然活着，可是你已经不存在了。为了姐读书，父母早变成了牛，母亲四十岁上得过一场大病，差点死了，在她三天三夜的昏迷之中，为她做好了棺材，可母亲知道她没有死的资本，又活了过来，姐初上大学，就是带着母亲卖那副棺材的钱。我也早就辍学，小小年纪，就到乡场上的一家私人屠宰场当了学徒。我的工作是打扫粪水血水，收拾肠肝肚肺，给师傅磨刀递刀。事实上我挣不到钱，只是减了家里的一张嘴，另外，师傅高兴的时候，会赏给我一块下脚料，让我提回家去孝敬父母。为了姐读书，我们一家都变成了赌徒，把尊严搭进去了，甚至不惜把命搭进去。这么一说，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去看她。我们只有等待奇迹出现。
差不多该放寒假的时候，姐的信终于来了！太阳落山的时候，我扯下粘满猪血和猪粪的塑料围裙，像往天一样，怀着无望的希望，向邮电局走去。邮电局的窗口外挂着块黑板，上面写着收信人的名字。像往天一样，看黑板之前，我总要闭一会儿眼睛，幻想着我有特异功能，能把那上面的某个名字变成我的。我的眼睛睁开了，黑板上只有一个名字：罗伟章。我朝黑板跪下了。
很显然，我不能等到明天才取信，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姐亲自写来的，还是姐的学校写来的。如果是后者，证明姐的确出事了。工作人员早已下班。那是一个瘦瘦的男人，四十岁上下，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乡场只有一条独街，可在一个山村孩子的眼里，它比纽约还大。我那时候惟一的想法是，哪怕他住在世界的角落，我也要在今晚找到他。我一家一家问去，讨饭一样。问到中街问到了，可他不愿意到邮电局为我取信，他说明天，不就是明天吗？他不知道明天对我来说就是世界的末日。我在那里磨，一边哭一边磨，磨到晚上十点钟，他才骂骂咧咧地动了身。我把信取出来，牙齿一咬撕开了，是姐写来的！她的第一句话是：“亲爱的爸爸妈妈和弟弟……”有这一句话就够了，我想也没想，就朝家里飞奔。我家离乡场有二十里，沿河走十里沙地，再爬十里山路，按我们乡里人的说法，我只用了两袋烟功夫就撞开了家门。
我把信念给爸妈听，才知道姐有了男朋友，她的男朋友叫朱天，在成都念大学，家住县城郊区，寒假，她要把朱天带到家里来。
听完信，我母亲什么也没说，踩着夜色爬到村后的大堰上，带着哭腔扬声高喊：“他娘的，说我女儿出事啦？说我女儿出事啦？我女儿好好的呢！不久她就要回来呢！让你那些嚼舌头的，吐出的口水自己舔回去！”母亲喊了一遍又一遍，夹杂着又痛又快的哭声。
正月初五，姐回来了。也就是说，她在朱天家里玩了十五天，还有六天就开学，她才回来了。朱天跟着她一道来。家里人还没来得及适应朱天，就被姐的幸福感染了，就把朱天当成自己家的人了。朱天是我们村的人从没看到过的漂亮男子，即使不知道他爷爷是老军人，一看他挺拔的身材，也会让人想到军人，他的穿戴格外齐整，系一条深红色领带，虽走了那么久的山路，皮鞋上竟没沾一点泥。姐同样穿得很洋气。她的穿着让我觉得她陌生了。她以前大热天也没穿过裙子，可在风雪浸淫的隆冬，她却穿上了裙子，浅棕色毛裙，里面套一双毛料裤袜。这当然是要花很多钱的，父母给她的钱，一个星期吃上一份肉，也紧巴巴的，不可能买这么好的衣服。这一定是朱天买的。对此，父母面带微笑沉默着，我却别扭得慌。我觉得姐穿上那个漂亮男人买的衣服，就不是我姐了。我甚至还想说，我的姐姐已经不洁了。这让我多么痛苦。
姐却看不出我的痛苦。还是像以前一样，姐一放假，我就从屠宰场回来，每天准时做三顿饭，像个勤劳的小妇人。我做饭的时候，姐不再坐在火堂边，手里拿一本书，看两行，又跟我唠；她也不再睡懒觉了，而是一大早就起了床，根本没时间与在灶房里忙碌的我打声招呼，就跑到朱天睡的虚楼上去，往往是半个时辰之后，两人出来了，踏着冰冷的霜雪，拨开蓝色的雾气上后山去。县城周边很少下雪，朱天要到后山看雪景。我做好了饭，一等不回来，二等不回来，就到屋后去喊，喊应了，也还要等上个把时辰，才会听到他们从竹木丛中送过来的话语，以及土地上那些白森森的冰棱子被他们踏碎的嘎嘣声。
姐没和父母说上两句话，更没和我说上两句话，就走了。
02
这一次与姐分别，长达一年零三个月。姐和朱天来我家的那年农历三月，我到南方打工去了，直到姐结束大三的学业，我才在一个特殊的场合再一次见到她。
姐需要的钱越来越多了，既要买好看的衣服，又要利用周末去成都看朱天。那时候，成渝高速公路并没开通，重庆到成都，坐火车需要十二个小时，比我们县城去重庆多一半的时间，也多一半的车费。我再也不能在屠宰场混下去了，否则，姐的爱情就要被贫穷扼杀。姐和大多数少女一样，以为爱情必须有奢侈品的陪伴才有意味，才能得到保证。为钱的事情，她已经跟父母发生过一次冲突，那是她和朱天同去两个月之后，姐写回一信，要钱，她责怪父母为什么就那么穷，而且她还问了一句：是真的那么穷吗？我妈妈当时就哭了，她原以为自己牛马一样的辛劳只供给女儿的学费，生活费，没想到还要供给女儿的爱情。在穷人的眼里，爱情并不是生活的一部分。她哭，是因为她的精神压力太大，她无能为力。
爸爸很是恼火，对我说：“你写信去，说眼下没钱，等我把房子卖了再寄去！”我虽然没照爸爸的原话写，但也委婉地表达了父母的心情。这种冲突表面没有形迹，却给双方都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我对爸说，我到广东打工去，听狗娃回来说，他们工地上还差个搬运工。话音未落，爸爸一耳光扇在我的脸上。我没感觉到痛，只是大惑不解。母亲跟我一样，吃惊地望着双目暴凸的爸。爸稀疏而干枯的胡须抖索着，犁一样弯曲的黑脸挣得通红：“十五岁的娃娃，就去当搬运？那是累死人的活！是哪个狗日的出的这主意？哼，是哪个？”父亲就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儿子的深爱。母亲悲恸地哭着，对我说，你的成绩本来也好，就是为了你姐，才让你停学了，爸妈对不起你呀……可是，生活的苦味到底比感情更加强蛮，我坚持要去，他们也只好放我走了。
一想到姐的爱情在赤裸裸的寒风中抖索，我就心痛。这是我坚决出去挣钱的根本原因。我要让我的姐快乐，像所有美丽的、在爱情中的女子一样。此外还在一个原因，这个原因隐秘得我自己也不甚清楚，勉强说出来，就是我需要精神的逃亡。姐显然已经不爱我了，我希望远离那些熟悉的事物，自那个春节之后，我的脑子里就总是晃动着晨雾中两个紧紧偎依的人影，耳朵里总是回响着冰棱子嘎嘣嘎嘣的脆响。这是对我的伤害，我必须远离。
正如父亲所说，搬运是累死人的活。我就像一只嫩鸡，不需要刀砍，手一撇骨头就断了。但我又与鸡不同，人的骨头是可以借意志的力量变得坚强起来的。一百多斤的麻袋，从车上卸下来，再扛到仓库里去，或者把仓库里的东西扛到车上去，其间的路程并不远，但全是坑洼不平乱石堆积的土路，而且窄，不要说车开不进来，人扛上麻袋，也要东躲西让才能穿过去。屠宰场的经历帮助了我，那些两三百斤的大肥猪，是我跟师傅掀翻，并拎住四蹄抬到宽大的条凳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