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篇文章中看到丁玲写给周扬的所谓“悔罪书”，其中的一些话让我百感交集。这里我们暂且不论丁的功过是非，也不谈她为人怎么怎么样，仅此一篇“悔罪书”，便让我们看到了那个非常时期的人性变异。
丁玲的书写是不是发自肺腑，抑或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于此暂且不表。单就书面上的白纸黑字，也可谓是“改造好了的人”。譬如她写道：“我一定老老实实听党的话，服从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为革命，为无产阶级埋头工作，奋斗到底。”那么丁是不是由此就可以“咸鱼翻身”了？情况没那么简单。这篇“悔罪书”是写于1963年9月的，到了1970年的4月，丁再次被关进监狱，直到1975年出狱。因为丁而受到株连的人，要么被开除党籍、流放边疆，要么被劳动改造、从文坛消失，总之，那个群体便成为文学思想史上的匿名失踪群体了。
其实，丁玲多被诟病的，是她在挨整之后的所作所为，也就是重返文坛之后。一个“怕”字当头，然后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不敢承担害怕牵扯，几近成为一个我们十分陌生的人。那个试图保留文艺底色、不时冒出反叛念头的丁玲，已经消失在历史的深处，一个新的“驯服工具”便这样悄然诞生。面对正义，即便谎言的力量暂时领先，她也会毫无愧色地站到谎言一边；需要发声，即便心中涌动的是至真的东西，也会出现令人瞠目结舌的窘境，有时候还言之凿凿。阿伦特谓之以“平庸的恶”之场景，在我们的不经意间便悄然登场了。
有人说，丁玲是真正“悟”出来了。好一个“悟”字！从文坛那时期的宗派主义斗争中，也真是看到了太多的“悟”出来了的人，不过，人家要比她丁玲更早更透。譬如康濯，还有韦君宜等，在我们这些普罗大众眼里，他们可都是崇尚气节、深受爱戴的文艺大家，但在那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他们的作为非但让我们匪夷所思，甚至更多时候让我们震惊。譬如唯唯诺诺、曲意逢迎的事，甚至抛却良知、落井下石、信口雌黄的事，都在他们身上真实地体现了出来。更多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因为这样而逃过一劫，譬如韦君宜同样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被下放农村。
时至今日，如果我们再没有对这种特定社会环境下人性变异的思考，或者津津乐道于此，甚至视为处世圭臬而极尽效仿，拿别人的血洗自己手的事情，便照样会堂而皇之地粉墨登场。那些我们早已不齿的，被喻为“会议室政治”的事件，也或会不以我们的意志而轮番上演。这些看似危言耸听的话，应该成为培植我们忧患意识的酵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