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刘备这种仁义情怀，感动了所有人。晋代史家习凿齿评道——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刘表字）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
确实，刘备的表现令那些生死不渝的追随者感激涕零。（国人很容易感动，也多怀感恩之心。）军事可以失利，人心却不可以丢失。刘备在权衡利弊时候，决绝地选择了仁义爱民。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诸葛亮没有刘备这种高瞻远瞩的政治胸襟，所以他只能是王佐之才。
曹操在得知孙权斩黄祖、破江夏之后，更有一种时不我待之感。如果荆州落到孙权掌控，再图谋荆州无异于虎口夺食。当他决定抢先发难之时，再次向荀彧问计。此时郭嘉已经英年早逝（天妒英才），荀彧成了他倚重的主要谋士。荀彧提议“可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
正当曹操率兵疾趋宛、叶时候，刘表病亡、刘琮举荆州之地降附。曹操兵不血刃占据襄阳重镇，“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为排除隐患，表刘琮为青州刺史。（《三国演义》中所述追斩于途乃罗氏杜撰，刘琮后入朝拜为谏议大夫。）同时，封蒯越等十五人为列侯。韩嵩为大鸿胪，蒯越为光禄勋，刘先为尚书，邓义为侍中，大将文聘（唱《空城计》的原创主角）为江夏太守，统兵如故。
得知刘备兵分水陆两路向江陵逃亡，曹操立即派出精骑五千昼夜急行军追赶。江陵地处要冲，而且多积粮储于其间。如果一旦为刘备所占据，再去争夺怕要大费周章。
曹操不顾“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的兵家大忌，派轻兵衔枚疾进追杀刘备，正是看到刘备行军缓慢的原因。
刘备权衡的是政治与军事之间的得失优劣，曹操却不会有那番心思，如何快刀斩乱麻的解决战斗才是他想要的结果。
追杀刘备，曹操派出了自己精锐中的精锐之师“虎豹骑”。“虎豹骑”属于曹操的近卫军，数千军兵尽是百里挑一、身经百战的死士。“虎豹骑”是一支战功卓著、威名远播的百战雄师。这支近卫军先后由曹仁、曹纯担任领军将领，曹操也曾一度亲自掌控这支子弟兵，是一支真正意义上的曹家军。
现在曹操派出这只虎狼之师与文聘所部一同追击刘备，足见对刘备这个对手曹操仍是十分之重视。曹纯与文聘率领手下一日一夜急行军三百里（东汉末年的摩托化部队），终于在当阳县长阪地方（当阳县东北二十里）追上了刘备。
虽然曹纯、文聘二将长途奔袭，已是势不能穿鲁缟的强弩之末，但刘备所部仍然不是敌手。“虎豹骑”获其二女、辎重，收其散卒。
同时陷落曹军的还有徐庶的母亲，事母至孝的徐庶逃亡之旅戛然而止。
徐庶去向刘备请辞，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三国志-诸葛亮传》）
徐庶的请辞，刘备无法挽留。
“信义著于四海”的他不能阻挠手下人尽孝，汉代社会极重孝道，《春秋》与《孝经》“此二学者，圣人之极致，治世之要务。”在东汉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之下，世人对孝的信仰甚至到了一种迷信的地步。前文中曾提到张角黄巾起义时候，有名臣向栩曾“上便宜，颇讥刺左右，不欲国家兴兵，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后汉书-向栩传》）
向栩这种在当代人眼中看来是天方夜谭似的建议，在当时社会广泛重视孝的氛围中，却并不是什么稀奇事。
无独有偶，东汉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边章反叛，凉州刺史宋枭也想出了一条退兵妙计：他认为，“凉州寡于学术，帮屡致反暴。今欲多写《孝经》，令家家习之，庶或使人知义”。宋枭只想到了让百姓知礼义荣辱，却没有考虑过“仓禀足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后汉书-盖勋传》）
当生民的基本生存权也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时候，奢谈什么礼义廉耻，不亦惑乎！
眼睁睁地望着徐庶不舍地离去，刘备肝肠寸断。（史料中对于刘备母亲生卒年未有明载，不知何故刘备也未曾给母亲应有的尊崇。）要想留住好的员工，必需要使人才没有后顾之忧、家室的拖累。现在徐庶在忠与孝之间做出了明确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汉末两重君主的观念，让一些人心底十分的纠结）
《三国演义》中曹操挟徐庶母亲为人质，逼迫徐庶来投之事纯属小说家言。而徐庶母亲自杀，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更是子虚乌有之事。为了突出刘备的仁君形象，罗氏不惜丑化、妖魔化曹操与孙权二人，做得有些太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