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炳鑫
邱新荣，20世纪60年代初生于宁夏石嘴山市，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先后在《星星》《绿风》《朔方》《羊城晚报》以及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发表大量作品。编辑出版各类著作50余部。个人著有《野风》《晃动的风景》《青铜古谣》《脸谱幻影》《长歌短调》《风老青铜》《野风沁玉》《风之狞厉》《风漾摇篮》《风之野》《风之鼓》《风之舞》《风弄云烟》《风之烈》《风之旗》《风之情》《风舞长空》《史·诗》等诗集23部。
著名诗评家耿占春在《史·诗》的序言中写道：“邱新荣的历史抒情诗，像是一座没有墙的博物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在点评他的诗集时写道：邱新荣的诗属于以“情”为“根”的诗，属于以“义”为“实”的诗，有稳定的伦理精神和明确的方向感。在宁夏，出现像邱新荣这样的诗人是很值得骄傲的。
邱新荣是一位思考型、学者型的诗人，他对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做高度的概括和描述，读后会给读者形成一个“从民间到庙堂，从官吏到黎民，从野史到正史，从日常生活到民族宏大仪式之间，既纵横交错，又平行互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立体文化图式”。
他为人真诚，思想敏锐，富有正义感，对诗歌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这些，都在他诗品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基础性作用。他从繁华热闹中抽身，沉潜于他所钟爱的诗歌世界，对他个人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平凡的事情，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但邱新荣做到了。
到宁夏方志办公室工作后，他除了组织好史志编辑出版工作外，业余时间潜心诗歌创作，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短短四年时间，就有了长达7万行诗、厚重的19部诗集。捧着这沉甸甸的皇皇巨著，不禁想到，这个人身上何以有如此强大的能量！何以有如此持续不断的激情，何以有如此深邃的思考！除了痴爱，应该还有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道义担当，以及文以载道的那种悲悯情怀。从“野风”到“大雅”，从“情人岛”到“大美六艺”……30年的时间，在岁月的长河里并不算长，但在人的一生中将近三分之一的时光，这30年，对于邱新荣来说，应该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激情是伟大创造的母腹。正如文学评论家牛学智先生所说，“激情如果不充沛、不饱满……把读者带到他的诗意世界里去，并且以诗歌的话语方式建构民族主体性、读者主体性，以及诗人自己的主体性，那就难了……持续不断地问鼎历史，又给人持续不断地注入强烈的情感体验的，绝难。邱新荣的雄心是以个人的力量，完成一个浩大的话语工程——旨在以诗的方式建构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这是一个英雄主义者的理想，也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对自己的艰难超越，虽然具有悲情的味道，但无不让人震撼。
邱新荣是一个比较纯粹的人，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在繁华热闹中保持一份思考者的冷静，需要足够强的定力。他一边阅读，一边思考，一边创作。灵感是积累的结果，也是思考的结晶。邱新荣把阅读积累作为自己诗歌创作、诗品修炼的过程，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他规定每天都有自己的阅读量，把阅读作为升华生命的必修课。在石嘴山市广播电视局走上领导岗位后，由于繁忙的新闻业务工作，在1990年后，曾一度搁笔，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和诗歌创作的研究与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悉数细读，唐诗宋词大多都能随口背出。与古人神交的结果，往往能给他的创作带来意想不到的灵感，化千卷书为一行诗，这是邱新荣创作的真实写照。文化的积淀给他的诗歌创作带来的是厚积薄发的厚重，那些独特而唯美的史诗长卷是对他严于事修的真情回报，这些都是水到渠成，并非勉力而为。
诗歌创作的过程本身就是灵魂飞升的过程，尼采是以诗歌的形式呈现哲学思考的哲学大家，当然他也是当之无愧的文学大家，鲁迅晚年多次提到他在文学上受尼采的影响。尼采以为酒神和日神共同塑造了希腊艺术的气质，但它们代表的创造形态却并不一样。日神代表实体（造型）艺术，酒神代表形象（想象）艺术，日神代表理性道德，而酒神代表真实本能。虽然两者都根植于人的至深本能，但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尼采把酒神的精神转化为哲学的精神，使之焕发出了无穷的创造力。他以为酒神的世界是一个狂醉的世界，这是个人的生命与世界的生命融为一体的世界，人性的深处在其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人的生命感受也最为强烈。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就应该是酒神的哲学。当然，真正的文学，特别是真正的诗歌也应该是酒神的文学、酒神的诗歌。读邱新荣的诗歌，这样的感觉更为强烈。邱新荣进入诗歌创作之后，胸臆激荡，灵光闪现，思绪奔涌，生命进入一种敏感而尖锐的临界状态，在邱新荣的笔下，每一个历史典故，都渗透着人生无奈、生命困惑的滋味，每一处景物，都闪动着人生际遇的影子，每一次嗟叹，都浸满着人类的悲悯，每一次抒情，都饱含着历史的沉思和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问。
邱新荣的诗歌创作属于生命写作，他在出使他的良心，他在成就他的诗意人生，他在实践他的诗学理想和诗意追求，从而达到从精神上超越自己的可能。在这个消费当道的时代，面对文学边缘化的现实，许多作家耐不住寂寞，欲望化书写、下半身写作，甚至复制剽窃成为一些人追求成功，从而达到名利双收的捷径。因此，文学变得很轻了。保罗·瓦莱里说：应该像鸟儿那样轻，而不是像羽毛。在诗歌界，受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过分追求诗歌意象的新、奇、怪、诞，从而导致诗歌意象的过分密集和结构错乱，诗歌创作滑向玩弄文字游戏的歧途。诗人热衷于写一些个人的小感觉，有些诗甚至晦涩难懂、无病呻吟。诗歌创作否定民族传统，全盘移植西方，诗歌缺失了应有的激情丰沛的生命体验，缺失了表述的澄明和坚实的价值支点，这成为当代诗歌为什么广受诟病的主要原由。邱新荣的诗歌坚持正面思考和理性发言。他始终保持一份对生命的超然，能够闹中取静，对历史进行冷静思考、诗性表达。特别是从他的诗中你发现，他对人的神性的思考和对神性回归的呼唤，从中可以看出他思考之深度。
文学对人的发现前后经历了四个层面，即，前三个层面是从五四到“文革”后期，经历了传统到现代、自然到理性的过程，到第四个层面，则是真正人的发现，即表现在人文的“人”的发现、日常的“人”的发现、爱与宽容的“人”的发现、生态的“人”的发现、神性的“人”的发现。刘小枫说：“发现人的绝望没什么了不起，即便人们真的深陷恶中，也不能肯定恶的价值意义，即便人们不能改变恶的事实，也不能认同和屈从恶。”刘小枫是最早站在足够的精神资源上进行谨慎思考的学者，他的话是有道理的。这也是一些学者所说的“古老的敌意”，即文学、诗歌对抗历史的本质。诗歌必须对现实保持一种警惕、对抗的姿态，必须保持着这么一种不可化解的敌意，这种敌意包括对善意的爱、对真理的忠诚，它不是简单的敌意，不是去伤害人。这种对抗体现在俄罗斯文学中间，也体现在伟大的中国文学中，尤其是司马迁的《史记》中。《史记》突出了一种对抗，尤其是对抗皇帝，没有一个皇帝是高大的、绝对正确的，这是一种具有现代型的、永恒的对抗性。这就是文学所发现的人的神性之所在——超越自己从而达到观照人类尊严的品格。在邱新荣的诗中，《第一个皇帝的出现》就是这样的作品。
最能标示邱新荣诗歌高度的，是他诗歌的思想含量。从文学史我们可以看出，大浪淘沙之后，能留下来的文字，大都是能够揭示人性真相、鞭挞丑恶、写出人性的庄严和美好的作品。因此，文学的价值首要的还是思想性。邱新荣的历史抒情诗，有足够的钙质，因此，才显得清新、硬朗、风骨劲健而卓然不群。正如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先生所言：在邱新荣的诗里，他以一种冷静的态度透视权力、反抗权力。从一些诗行中可以看出他对裙带暴政有一种反思，有一种强烈的反对，让我看到了普希金式的高贵的激情。这与我们的尊严有关，与我们最基本的生存的安全有关。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人格从来没有舒展过，健全的人格就没有培养起来过，现在去看看，有独立思想的人非常少，尤其是在知识界，随时准备说好话，有操守、有人格的非常少。在邱新荣的诗里面，写当代的现实问题的诗句很多，作者除了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也是介入了很深的关怀。我觉得在我们宁夏，出现像邱新荣这样的诗人是很值得骄傲的。
在《孙子兵法走出汉简》一诗中，你看：“《孙子兵法》走出汉简/走出自己披甲的身段/但它走不出自己的计谋/走不出那些冷静的理念/走不出仇恨与恐怖/走不出那深刻的浅显//《孙子兵法》长成一蓬草/草丛中有无数双泪眼/《孙子兵法》燃成一堆火/火里有孤寡者不绝的哀怨//《孙子兵法》走出汉简/《孙子兵法》走不出/自己对自己的诘难”。《孙子兵法》为什么走不出自己对自己的诘难？这既是反思，也是追问。“草丛中有无数双泪眼”“火里有孤寡者不绝的哀怨”……其中饱含了对生灵涂炭、苍生遭灾的悲悯与同情，以及造成这种苦难与灾难原因的思考。《第一个皇帝的出现》中写道：“我们使他膨胀了起来/他思想的脑袋/给我们带来了专制的灾难//我们怂恿了这种动物/他的目光被放任成了嗜血的刀剑……他是时间中残忍的碎片/鲜血瓦砾宫观/以及许多梦魇/都构成了他的片断……第一个皇帝的出现/是一切灾难的总和和总和了的灾难……我们用伟大土地上的土/塑造了自己的灾难/他迫使我们跪下去/包括灵魂/包括我们古老的双眼/我们无奈地期待着他说平身/谢主隆恩后/我们的自尊/依然久久地趴在地面”。在这首诗中，诗人反思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皇权至上的专制体制所带给人类的奴役和残酷统治，不能不说这是那个黑暗的封建皇权专制时代人性的悲剧。皇朝更替，百姓涂炭。翻开一部二十四史，专制帝王像走马灯式的不断替换，人的真正启蒙一直未能出现，所以一代代，一辈辈人，仍然匍匐在皇权的淫威下，谈何尊严？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历史，不是一个文明逐渐推进的历史，而是一个“治乱循环、分合往复”的历史。中国古代的社会，不是一个代际接力追求文明进步的社会，而是一个频繁振荡和反复破坏的社会。每一次“城头变幻大王旗”，都是百姓尸骨成山、血泪成河。每一次金銮宝殿上的更换屁股，都是以文明成果的毁灭为代价的又一次“从零开始”。每一次都是“赶走了虎豹，迎来了豺狼”。老百姓的尸骨和血泪，都被“社会精英”变成了制作新皇冠的材料。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谁？读《第一个皇帝的出现》，也许会给读者一些启示。作者寓思考的力量融批判的锋芒，书写出了几千年来有着超稳定结构的社会形态的始作俑者——第一个皇帝！留给我们的是深深的思考。在《英雄的悲剧——和屈夫子较个真》中他写道：“不需要英雄的时候/你以英雄的形象降落/践踏忠良的那一时刻/你偏充当了忠良的角色/在媚眼儿受青睐的日子里/你把耿直弄成了自己的绞索/呵你的末路就在于不愿以小人的标准/做自己的准则”。诗人以递进排比的诗句，运用反讽的艺术手法，揭示了在那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士高张、贤士无名的黑暗时代，小人、奸佞得势，当道，正人君子、才俊之士受到排挤，不能施展才智，报国无门的悲哀。全诗寓批判于字里行间，表达了诗人对那个黑暗时代的控诉，以及对诗人屈原身世遭际的感怀。
邱新荣的诗大多是咏史怀古诗。咏史怀古诗，我以为首先考验的是诗人的史识和体验。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提出史家必须兼“史学”“史才”“史识”三长。何谓“史识”？即对历史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历练。一个史家如果亲身参与实际的生活斗争，有了现实的经验，对历史的理解就深刻了。我们设想如果司马迁在二十岁时没有游历全国、探询史迹的经历，以及后来遭受的政治迫害，他就肯定不能认识到统治者的残暴和政治的残酷，《史记》中的民主意识也就无从谈起。对于一个咏写历史的诗人，同样，如果没有丰富的历史阅读，没有对历史深入细致的体察和思考，要想写出有思想含量和独特发现的咏史怀古诗，几不可能。而邱新荣的这类诗，在阔大的历史背景上展开，从古至今，选取富有诗意想象的人物、器物和遗迹等，逐代抒写，划类而制，苍茫宏阔，大气有力。史见卓识，独树一帜，读之令人动容，令人感叹。如他写的《霸王别姬》：“红颜是对方的/知己//红颜却不是自己的/知己//不知道来时的路/亦不知生存的依据/只让自己的名字/在刀锋上留下血迹……呵虞姬虞姬/为绝望的目光/保留自己/为冷酷的刀/证明自己/而说明自己/却不需要什么东西//……一份娴雅的气质/需要微笑的护持/一片舞袖的婆娑/离不开婀娜的哺育//而一种死呢死/竟需要血/需要一种塌陷的结局/去高高举起//霸王别姬/不是再一次的等待和分离/不是一种宽慰和给予/霸王别姬是姬别霸王/是自己的了断和剥离/是自己回归到无血的年代/是自己去寻乡情的柳笛/是自己从战场出走/走回无霸王的日子”。在这首诗里，如果没有诗人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就不会写出“一份娴雅的气质/需要微笑的护持/一片舞袖的婆娑/离不开婀娜的哺育//而一种死呢死/竟需要血/需要一种塌陷的结局/去高高举起”这样令人动容的诗句。也就不会渴望“从战场出走/走回无霸王的日子”。战争的残酷与儿女情长，“霸王别姬”还是“姬别霸王”？拷问的不但是生死，更是争权夺势、血肉横飞的现实。两厢形成鲜明的意象对比，揭示了人类终极关怀的主题。正因为他有独特的史识自见，所以他能从苍茫的历史事件背后，做出自己的价值选择，他才能写出“死/竟需要血/需要一种塌陷的结局/去高高举起”。“霸王别姬是姬别霸王/是自己的了断和剥离/是自己回归到无血的年代/是自己去寻乡情的柳笛/是自己从战场出走/走回无霸王的日子”这样直指人心的诗句。
再看他诗歌的艺术特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用鲍德里亚的话来命名，就叫消费社会。这个时代是一个完全物化的时代，商品拜物教带给人们的是对传统象征秩序的解构，在人们的视野中，事物正在被还原为没有观念中介的知觉过程。这是一个祛魅的世界，去象征化的世界。诗歌到了当代，以前诗人建构起来的那个宗教传统社会中传统形式的象征实践及其象征视野已经消失，“意义的缺失成为一种现代体验的苍白标志。”这正是当代诗歌的困境所在。“伴随着意义表征的缺失，时间体验中的瞬时性替代了永恒感，情感经验色情化，死亡经验中慰藉丧失，痛苦经验中的拯救维度消失，空间体验的同质化和自我主体空洞化。”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一些诗人的诗歌语言不惜以付出晦涩的代价来消除文本的单义性，这也是一些诗人的诗读不懂的缘由。诗在这个经济社会如何言说和表达人丰富的内心感受？诗的表意过程如何实现？诗歌话语如何在当下拓展自己的意义感知领域？诗人如何找到新的意义空间、给事物以新的修辞幻象？这是摆在我们诗人面前的首要任务。而邱新荣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避开当代浩繁的知识对自己的干扰，面对这个变动不居，乃至无诗意可言的社会，进行主体建构。我思故我在！面对历史长河中的人事物象，他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从而从历史出发，打捞一个个民族破碎意象的关键点，从历史的、道德的、社会伦理的寓意之中去发现意义，进行焊接和重建，从而确立民族主体性。他从古老的神话时代开始，逐一呈现着人们所熟悉的各种器物、人物、历史事件和积累着时间性的地点。在诗人眼里，众多的器物所呈现的并非仅仅只是神话与传说的历史，而首先是一部生活史。对任何一种器物，诗人都从最初的功能来描绘它，从最原始的场景来呈现它，又赋予了它现实感。也就是著名诗评家耿占春所说的：“这些器物和人物都被诗的抒写再次唤醒。”由于作者建构的诗意空间主体明晰，关照当下现实，因此，他的诗读起来没有隔膜感。
刚健清新的艺术风骨是邱新荣诗歌的又一艺术特色。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评论建安诗人和诗歌时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钟嵘在《诗品》中提到曹操的诗时指出：“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评曹植的诗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曹植自己也说：“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刘大杰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认为，建安风骨主要是指一种表达思想感情的风清骨峻的艺术风格。那么，何谓“风清骨峻”？指的是建安诗歌语言的质朴刚健、清新自然。而邱新荣的诗同样具有刚健清新的“建安风骨”。他的咏史怀古诗，具有慷慨激昂、气势夺人、劲健硬朗的鲜明色彩。如《雪，飘在伍子胥的头上》：“昭关是关吗/昭关不是关……白发的伍子胥/满头的雪飞得泪光点点//黑夜沉沉过昭关/昭关的那头/又是怎样的云天/总不该又是无奈吧/无奈折磨好男儿/无奈使天下英雄气短//昭关是关吗/昭关不是关”。以“伍子胥过昭关”片断入题，写就了春秋战国时期一代名将伍子胥英雄末路、愁极无奈、备受熬煎的境况。“于是伍子胥下雪/用自己的头发下雪/下一头的皑皑雪原。”诗人运用通感修辞手法，以“白发”喻“白雪”，比喻恰切，形象自然。全诗以问答的方式开头，又以问答的形式结束，语言质朴，感情深挚，格调苍劲而悲凉。辞气俊爽，翮堪凌霄，堪为佳句。还有如《孔子絮语》《老子》《对吴起的剖析》《听听那陪葬的哭声》等诗篇，读来胸气激荡，直指人心，让人感受到了诗歌苍劲硬朗、慷慨激昂、通脱大气、沉郁劲健的审美追求和艺术风格。
赵炳鑫：作家、批评家，宁夏党校党办副主任、《宁夏党校报》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