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被外地朋友问到去阜城门怎么走，说明时颇费了口舌。事后想起美谚中有：“纽约吗？到耶鲁大学往南就是”——退回去三四十年，或许就可以套用这句话了：“阜成门？到鲁迅博物馆往西就是”。现今呢，鲁迅对中国文化的经典意义虽称无可替代，但鲁迅学已不再是显学，鲁迅博物馆只能保留人文意义上的地标作用了。这引发我记起鲁迅的“显赫年代”里一些相关的人事，于是起意作篇短文。
题目写下来，心里又有些没底有些茫然。那时本文题目中这二人，一个是鲁迅研究的领军人物，一个是鲁迅出版的领军人物，我不属于研究或出版的圈子，只属于其中一人的生活圈子，因此对他们怀念的情愫可能多过了对事实的了解，只能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了。李何林曾在写给王仰晨的一信中提到：“日文《野草》两本，对我无用，送令郎看吧。”这封信没有日期，推算是1982年所作。作此信时，李在鲁迅博物馆馆长任上，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任上，句中“令郎”即我，是出版外贸公司的职员。那两本《野草》一时拣不出来，记忆中是淡绿色的封面，是日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人刊物。
李何林与王仰晨的过从，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的近二十年间，其中前十年，是社会政治翻云覆雨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将文化和物质都扫荡得空空荡荡以后，是鲁迅著作出版在出版界率先苏复，是鲁迅研究在学术界率先苏复。那是特定的政治环境下的特殊现象，当整个社会像停摆的机器般沉寂的时候，人文社的鲁编室和鲁博的鲁研室像一架人力车的两个轮子，承载着中国文学的薪火前行。
李何林1975年12月被任命为鲁迅博物馆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他早年由大学生物系肄业，先后参加过北伐军和南昌起义，20年代末期开始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评论，他的重要著作《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39年上海生活书店），率先提出“鲁迅和瞿秋白是中国现代的两大文艺思想家”之认识。就任鲁博馆长之前，他曾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1952－1975），出版过《鲁迅的生平和杂文》、《鲁迅〈野草〉注解》等作品。在鲁迅博物馆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任上，负责了编辑鲁迅手稿、编写鲁迅年谱以及创办《鲁迅研究资料》等工作。
王仰晨于1971年6月从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奉调回京，在鲁迅著作编辑室组建后担任主任。他出身工人，只受过不完整的小学教育，20岁前后写过短篇小说和散文，并自行编印成集（名不可考），做过昭平版《广西日报》副刊编辑和大连光华书店出版部主任。就任鲁编室主任之前，他先后担任同社小说组、五四组组长和现代文学编辑部副主任，编发过茅盾和巴金的多卷本《文集》，编发过《平原枪声》和《青春之歌》等众多长篇小说。在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任上，负责了一系列鲁迅著作的编辑注释出版工作，主要包括：从24种单行本到27种单行本（征求意见本）和16种单行本、《鲁迅书信集》、《鲁迅日记》，以及1973年20卷本、大字线装10函本、1981年16卷本三种《鲁迅全集》。
我初闻李何林的名字，是在70年代前期。那次偕父亲同去琉璃厂中国书店的内部门市，他选的书中就有《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他说与作者接触未久，那书却是抗战时期就读过，历久未忘，于是我也记下了作者的名字。我初会李何林先生，是在一个冬日，应该是他从天津举家迁来北京之初，他来访父亲。那时我们住四合院，在西侧的后罩房（建筑术语好像是这样，不是很有把握）与西厢房间有一通道，迎面看见李先生从那通道间走来。他身着深色呢大衣，面白儒雅气度雍容，听清他的名字，我赶紧引了他到北房见父亲。
工作关系促成了李何林与王仰晨的交往，这种交往在1971年初李还在南开大学时已经开始，南开方面的雷石榆和李霁野，北京方面的曹靖华和冯雪峰，在此前已是他们共同的老友。另如孙用、林辰、杨霁云、唐弢、钟敬文、戈宝权等一批老专家，于他们也是相知较深甚或私交不错的朋友，在后来多数都成为鲁研室和鲁编室共同的顾问，其实就王这方面说，他对李和这些老专家常是视同师长。老一辈专家以外，在鲁研室与鲁编室工作的其他学者彼此也多有了解，两个部门的人事关系，与李、王的关系是相互增进的。
1981年版《鲁迅全集》出版前的10年，是李何林与王仰晨交往密切的时期。他们在业务方面或偶有分歧（例如李主张在杂文注释之外增加题解），在思想意识方面却颇为契合。《鲁迅全集》峻工时，李何林与王仰晨分别是77岁和60岁。李离休前，曾希望王能接替他的工作。他在一封信中说，“拟调你来我室主任事，我已向国家文物局领导汇报，今天上午局人事处同志用电话告诉我馆人事干部，转告我：局领导同意调你来。／因此，今天下午我函周扬同志请他同意，一面又另函文井、君宜同志，希望他们惠允。如你社同意，我再请国家文物局通过正式手续请调（向国家出版局）。／关键可能在出版社？（1982年1月5日）”可能出乎他的意外，后来“关键”问题不是在出版社，而是王本人固辞不受，他还是更情愿在编辑位置上做事。李给王的信现存约10封，王给李的信是否还有存世，则未能确知。
后来李何林继续主持了《鲁迅年谱》和《鲁迅大辞典》的工作，继续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他逝前总结自己的生平说，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人才，发扬了鲁迅精神，保卫了鲁迅思想。王仰晨则继续做编辑工作，先后编成瞿秋白、茅盾、巴金等人的文集、全集、译文集共计60余卷。他在1987年写过一段话：“‘夕阳’是无法挽留的。当古稀日益向我逼近的时候，‘做什么’和‘怎样做’对我来说就是念念不忘的一根鞭子。”那时他是66岁。他去世前数月也总结过自己的生平：“一生也没有做什么事，真是白过”（王得后《敬悼王仰晨先生》）。
李何林去世后，王仰晨作有《纪念李何林同志》一文，文中对故人特别称许的几处，一是早期研究现代文学的成绩，二是“四人帮”时期义无反顾地看望落难的冯雪峰，三是事业精神。王生平著文无多，无多的文章中，悼亡之作占去不少，此即其中之一，初收在《李何林先生纪念集》中，后收入他本人的纪念集（《王仰晨编辑人生》），作为后一书的编者，编书期间我脑际几次闪过这两句诗：“世上空惊故人少，集中惟觉祭文多。”相信刘禹锡的诗句断非苦吟出来，必是亲历的述说。
敬业奉献和克己奉公，在李何林与王仰晨身上表现得非常一致。他们都强调不迟到早退，不占用工作时间做私事，不因私使用公家的一个信封一张邮票。在鲁迅著作编辑出版10年间，王仰晨个人蒙受过政治委屈、遭逢过丧亲之痛，克服了疾病缠身。他作风严谨并精通业务，但很难说他具有深厚的学养，他是凭借以勤补拙、以身作则，激励鲁编室的专家团队，也依靠社会力量，艰难地完成了《鲁迅全集》的工作。在1981年4月成立的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委员会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同年9月，在首都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主席台上没有他的席位；在中国鲁迅研究学会中，他也不是理事。到这里又想到一句题外话，事隔15年以后，王仰晨与巴金二人合作编辑的26卷本《巴金全集》，获得了第二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及第2届新闻出版署直属出版社优秀图书奖编辑一等奖，，他也是事后才知道，没有人通知他参加颁奖大会。
鲁迅学“独尊”的现象，对文化是悲哀，对鲁迅也未必是幸事。这种现象随着思想解放被打破被改变，是自然而然的事。可以肯定的是，当时从事相关工作的那一代学者，是将鲁迅研究与鲁迅出版视为传承民族文化的事业来对待的，而他们的工作也确实有这样的意义。李何林与王仰晨这一对战友先后在1988年和2005年辞世，这篇小文不足纪念他们，只能聊寄个人的缅怀之情。
2009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