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曹靖华先生的交往，从他本人那里没听到过一个字。他病重自知不起时，一面叮嘱不要搞追悼会，一面提到过寥寥几人，吩咐我通报情况，那其中有曹苏玲阿姨。
他去世后，我写了信给未曾谋面的曹阿姨，为说明详细情况，随信也附上了自己的一篇怀念文。回信来得极快，阅信才了解到，父亲与曹氏父女有过为时不短的交谊，并且经历过凄风苦雨的考验。
曹阿姨信中说：
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在向许广平先生索要鲁迅书信时，也派“联络员”白联谊等二人身着军装，气势汹汹地闯入我家，索要鲁迅给我父亲的书信（鲁迅致曹靖华信约292封，现存85封，1965年捐献给鲁迅纪念馆75封，暂留彩笺书写的10封，后由家属捐献）。当时在我父亲搪塞下，白某说过两天再来取。……你父亲听说后，主动提出由他将信取走保存在你们家里，才躲过这一劫，使鲁迅书信得以保存下来。稍后揪特务时，我父亲被打成苏修和国民党双料特务，聂元梓组织的专案组在一个雪天的深夜里闯入我家，把他蒙上双眼捆绑而去，下落不明。母亲情急之下，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你父亲得知这一情况后，又主动提出将信交他转给邓妈妈。信交出后不到十天，我父亲就重获自由，如果不是你父亲转信，后果很难设想。（2005年11月1日）这次转移和保存鲁迅信的事，不仅我不知道，后来问过母亲也说并不知情。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里，司空见惯的审查、凌辱、迫害，随时可能从天而降，人们避之犹恐不及，即使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过来的人，也难以承受那种在革命名义下的冲击。安静文弱的父亲竟有如此的定见，他要担当这件事，又不能把它告诉家人，因为它可能伴随的灾祸，没有哪个人哪个家庭能够承受得起。
后来与曹阿姨见面，她还提起过那段特殊日子里的另外两件事。其中一件是，“文革”中曾规定停止给“黑帮”供应取暖用煤，念及曹氏全家皆是老弱，煤厂法外施仁派送了一车硬煤。这些煤送来后就卸在了大马路边上，而曹家是住在路边坡下的院子里，曹氏老夫妇只好携女儿和一位远亲老媪，艰难地用簸箕、铁桶、脸盆等运煤回家。父亲乘车经过刚好看见这一幕，就提前了一站下车，帮忙一起运煤。用曹阿姨的话说，当时未必没有熟人视而不见地走过，你父亲如果不下车，也没有人会知道的。另外一件事情，是曹阿姨的儿子年幼顽皮，几乎曾酿成了“反动标语”案，父亲也曾尽其所能去化解。
在编辑鲁迅著作的工作中，父亲与曹先生有频繁接触。对父亲的为人和工作，曹先生多有称许。有时遇到不以为然的人或事，他就会说起王仰是如何如何做事的，然后感慨地说，好人难得啊，这样做事的人现在是没有啦。夫人在旁时，总是喜欢跟上一句：“好人没用！”类似的对话和感慨，在曹先生与李何林先生的对话中也出现过。
父亲为曹靖华先生编过散文集《望断南来雁》，这我原不知道，直到偶然发现了他的一些手稿，见到其中有为曹先生散文集所写的《编后记》，才知道他选编过这样一本书。父亲长时间从事鲁迅著作的编辑工作，了解曹先生与鲁迅先生“相知较深情谊至笃”，应是选编这本“关于鲁迅及其它”的散文集的契机，书内记录了曹先生与鲁迅、瞿秋白的交往经历，以及将他们视作终生导师的心迹，为新文学运动保存了鲜活的史料。
对曹靖华先生的贡献，父亲评价为：“作为苏联革命文学作品在我国的老一代的传播者和翻译者，他更是屈指可数的卓有成就的一个。”对其为人，父亲评价为“质朴刚正，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对其文章，父亲评价为“构思、意境和语言，都蕴含着一种自然、质朴的美”。父亲的《编后记》写于1987年8月10日夜，未出一月曹先生就去世了，去世时是90岁。书是黄河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
曹靖华先生逝后，父亲再作了《悼曹靖华同志》一文，刊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文中回顾了在抗日战争不同时期读到曹先生不同译作时受到的鼓舞，文末在愐怀的心情里要求自己，“一以悼念靖华同志，一以惕励自己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余生。”此前一年，父亲已经办理了离休手续，此后的十余年，他的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但直到去世，他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工作。与此同时，他也一直在关心曹先生作品的整理和出版事务。曹阿姨在给我的信里说：
我父亲的11卷《文集》、2卷《纪念文集》、书信集和画册，虽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却自始至终浸透了你父亲的心血。我写的有关后记，怀念我父亲的文章，甚至为苏联杂志写的有关文字，篇篇都经他过目修改。……尤其让我敬重的是，每次他都再三叮嘱不要提到他做的工作，更不要署他的名字。
今年3月我在编我父亲的年谱，你父亲知道后，要我编完寄给他看看，我知道他身体和眼睛都不好，怕再增加他的负担，他却说“还是寄来看看吧，不然我不放心。”我于3月4日给他寄去，21日接他电话说视力进一步恶化，实在难于完成，寄回稿时附了一张字条：“后面的二三十页我没把握在二三日内看完，于是一并寄上，请谅。因时间急迫（交稿时间迫近。曹注），不容我把这事做完，实在歉疚。已改动过的，最好尽可能请人看一遍，我还没看第二遍。”足见他的认真，我没想到他当时已病入膏肓，现在读来，痛悔不已。（同前）这些事情和这些话，后来与曹苏龄阿姨会面时，她也多次向我重复提起。我知道这并不是因为她健忘或是唠叨，而是因为真诚的感念，她需要借这种诉说来宣泄情感，而我将这些原属私人的讲述重新整理成文，既是出于对前辈的敬重，也是要留一点记录给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