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用（1902-1983）字用之，原名卜成中。1919年毕业于杭州中学，在浙江邮区、杭州邮局服务凡二十三年。其间自学英语和世界语，从事东欧和北欧文学的翻译，曾得到鲁迅的赞许和帮助。1944年至1949年，先后任教于浙江衢县简易师范学校及杭州高级中学。1950年调入上海鲁迅著作编刊社。1952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调同社编译所。1958年，曾应邀访问匈牙利，接受匈牙利政府劳动勋章和证书；同年波兰驻华使馆也赠给他密茨凯维支纪念章。1987年，孙用钢像在匈亚利落成。他生平翻译了9个国家的20余种著名文学作品，他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四届全国文代会代表。
爸爸辞世后，整理他的遗物中间，总会牵动一些前尘往事，孙用伯伯就是这样浮上了我的记忆。他给爸爸的信中，那么频繁地问到我，这是自己一直不知道的。看着这些差不多是来自三十年前的问候，关于孙伯伯的为人、他的业绩、他和爸爸的往还、他给我的关爱，点点滴滴纷至沓来，于是试把这些整理成文，以志纪念。
在我印象里，孙伯伯身量高大，面色红润，不是通常的江南秀士的模样。他的性情非常和善，又非常内向，这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的。他的内向，不只表现为寡言，更表现为少见的腼腆，他和生人讲话一定会红脸，笑起来一定会用手去掩住嘴，就是与我这个当年的毛头小子接触，也是这样的。
1982年孙伯伯寿辰前，萧乾先生带信给孙绳武先生和爸爸说：
昨天我去看望孙用同志，谈话间得悉今年五月是他八旬整寿。归途我一直在想：这位老同志为我国文艺工作辛勤地工作了一生，是较早的鲁迅研究者，又是译诗的老前辈。在他这个寿辰，我们（社也好，个人朋友也好）应不应有所表示？怎样表示？我想主要还是应在文字上，如《新文学论丛》可否于82年内某一期刊登一二篇关于孙用同志在鲁研方面的贡献，《外国文学》可否也在年内某期组织一二篇谈他译诗的文章。自然，倘若不违反规定，我们这些他的老友（以十人为度）也可在五月间某日，把他们夫妇接到一个安静素雅的地方喝盅老酒。……不过要说明一点：孙用同志完全不知我有此意，而凭我对他多年的了解，他如知道，会涨红了脸，坚决反对的。
萧乾先生这“涨红了脸”四字，描摹得十分准确，虽然所说的是莫须有的事，但只要是熟悉孙伯伯的朋友，读到此处必定是有会于心，莞尔一笑。
身为翻译家，孙伯伯的翻译生涯其实颇多蹭蹬。他早期的译诗集《异香集》，出版中先遇延宕，而后竟被遗失了；译作《勇敢的约翰》，虽得鲁迅先生的协助，也“颇碰了几个钉子”，调换了书局，辗转两年才得以出版；他翻译普希金的名著《上尉的女儿》（旧译《甲必丹女儿》），本是很出色的，但到后来陆续出现的新译本竟达18种之多，他的译本就被这种繁荣所淹没，他的名字也难得为新一代读者所了解了；他翻译裴多菲的名诗《自由，爱情》，由于殷夫的名译早已深入人心，他的译作纵然信达也鲜为人知；他翻译的印度史诗《腊玛延那玛哈帕腊达》（《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节译本问世未久，季羡林先生翻译的《罗摩衍那》全译本跟着就出版了。我问过喜欢普希金和裴多菲、喜欢诗歌的朋友，据说是并不知道孙用的名字。我还看到有人写的淘书记，也将孙伯伯的事迹搞得张冠李戴。由此我想起鲁迅先生给孙伯伯的信里也说过，“请先生恕我直言：‘孙用’这一个名字，现在注意的人还不多。”时欤命欤？何以孙伯伯生前和身后的际遇都是如此？译诗多难啊，我自己对此也有过尝试，也零星地发表过，未几就放弃了，浅尝辄止固不足取，知难而退却未必不是幸事，也许一定得有孙伯伯那样魁梧的型体，才能在这条路上走下来吧。
孙伯伯的译作，我所读不多，不过颇能列举一些：除了上述《勇敢的约翰》和《上尉的女儿》，还有《裴多菲诗选》、《密茨凯维支诗选》、《塔杜施先生》、《腊玛延那玛哈帕腊达》和《卡勒瓦拉》等，另有与冰心合译的《马亨德拉诗抄》。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也许是裴多菲的那首《我愿意是急流》：“我愿意是急流，山里是小河，在崎岖的路上、岩石上经过……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中，快乐地游来游去。……我愿意是废墟，在峻峭的山岩上，这静默的毁灭，并不使我懊丧……只要我的爱人是青青的常春藤，沿着我的荒凉的额，亲密地攀援上升。”如果推举倾诉爱情而又超越爱情的佳作，它无疑可以入选。
孙伯伯是个重感情的人。看鲁迅给他的十余封书信就可以知道，鲁迅先生曾经不惮其劳地为出版他的译作操持，这当然不只是滴水之恩。而孙伯伯于鲁迅先生，足可当得是涌泉相报。鲁迅先生逝世未久，孙伯伯就着手从事鲁迅作品的校读，这项工作几乎贯穿了他的终身。看看他撰写的《〈鲁迅全集〉校读记》、《〈鲁迅译文集〉校读记》和《〈鲁迅全集〉正误表》三本书，那是需要何等的耐心才能完成的工作啊，收敛起诗人的情怀，埋头于枯燥的校勘工作，这份定力难道不是其来有自么。上世纪50年代出版《鲁迅全集》和《鲁迅译文集》，80年代出版《鲁迅全集》，孙伯伯都躬逢其事，为校勘和注释工作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是鲁迅著作的编辑、注释工作，使孙伯伯和爸爸接近起来的。孙伯伯比爸爸年长19岁，爸爸敬重他的学识，他赞赏爸爸的敬业和正直，他们在共同工作中互相了解，互相支持，形成了亦师亦友的交情。70年代初爸爸和孙伯伯同时从咸宁五七干校“毕业”回京，同时面临生活的重新安置，孙伯伯送来过几件椅凳之类的家具，物品俱不起眼，显然他毫不见外，只管送出实实在在的关心而不疑给人看轻。孙伯伯是个书生气的人，爸爸是个刻板的人，他们都不能适应那时的政治气氛和人事纷扰，唯其如此，他们都需要在对方的友情中放松自己，获取支持吧。孙伯伯待人接物，总是难脱拘谨，只有在文字中，才会不时地表现出活泼跳脱的一面。1976年闹地震的时候，孙伯伯舔犊情深，领着外孙女小加避走南方，曾作打油诗《避震歌》，有几句是：“北京地震，来势真可怕！慌不择路，马上就南下。”小加是个粉雕玉琢般的小人儿，伶俐可爱，现在也应是为人父母的年龄了吧。同年稍晚，孙伯伯一直期待的退休获准，他给爸爸的信里，竟似有几分豪爽：“兄的关注真正使我感激，现在只请兄代我高兴，等这次返京，同早春兄一起，拿酒来！”。孙伯伯藏书颇丰，不时也捡几册送给爸爸，数量虽无多，品种却遍及古今中西。孙伯伯不只是把藏书的复本送给爸爸，还曾特意买来英文版的《野草》给爸爸，支持爸爸学习英文，那年孙伯伯71岁，爸爸52岁。在那个书荒的年代，书是非常希罕的赠品，尤其是精装本和线装本，各具豪华或古雅的异彩，在第一时间挤到爸爸身边，观赏孙伯伯的赠书，曾让我那么快乐。
因为爸爸的关系，我也有机会受惠于孙伯伯。1972年夏，生长在北方的我初次南游，孙伯伯曾为我介绍在杭州的投宿之地，又恐一处不遇，特意分别写了两封信交给我。后来在杭州我还是选择了住店，当时那两封信的收信人可能是叶遐修（史莽）叔叔和黄源伯伯，已不能确记，却还记得信尾有“叨扰之处，感同身受”意思的话。孙伯伯才学渊博，爸爸曾不只一次讲到他的勤勉好学，意在对我有所鞭策，也告诉我读书中有问题可以趋教。而我那时（现在亦然）读书，全是信马由缰，毫无方向。只是为了让爸爸知道我读书未辍，就备了一个本子，胡乱记下一些不知所云的问题。记得那上面第一个问题是：“‘这里是罗德岛，就在这里跳吧’，是个什么典故？”这个本子由爸爸居中传递，请孙伯伯把回复也写在那上面，有点像是形式特别的函授。后来几经搬家，这本子已不知还能不能捡出来了。当时两家都在东城，住得也近，孙伯伯住在米市大街的无量大人胡同，我们住在南河沿大街的磁器库胡同，爸爸遇有急着传递的信或稿件，就着我骑车送给孙伯伯，不用半小时即可打个来回。稍晚我自修日语小成，也翻译过一些小小不言的各种文体的文学作品，孙伯伯听说后很嘉许，垂问过发表时有无困难，并且说过后生可畏的话。孙伯伯于我，有对子侄辈的关心，或许还有一层，就是我当时供职于邮局，而孙伯伯也是做邮局出身，那身绿衣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吧。而我终不争气，未几就转向去翻译围棋类书籍了，因为那方面做起来简便轻松得多，是获取“稻梁”的捷径。然而在这种捷径上轻飘飘地走过之后，便很难收心回来去做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了，悟出这一点的时候，青春已经蹉跎过去。
孙伯伯在1983年就驾鹤西去了，爸爸也于今年6月辞世。如今在妈妈的家里，仍有一只当年孙伯伯送来的沉甸甸的方凳，完好地摆在厨房的墙角，牵出物是人非的思绪。孙伯伯和爸爸久别了22年，现在已是又晤面了吧。我想，美好如天国，一定不会有工作的负累，不会有谗言的纷扰，他们这一对谦卑自牧的好人，在彼重聚之时，一定可以安静从容地聊天了。
2006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