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在北平东站还没开，同屋那位睡上铺的穿马裤，戴平光的眼镜，青缎子洋服上身，胸袋插着小楷羊毫，足登青绒快靴的先生发了问：“你也是从北平上车？”很和气的。
我倒有点迷了头，火车还没动呢，不从北平上车，难道由——由哪儿呢？我只好反攻了：“你从哪儿上车？”很和气的。我希望他说是由汉口或绥远上车，因为果然如此，那么中国火车一定已经是无轨的，可以随便走走；那多么自由！
他没言语。看了看铺位，用尽全生——假如不是全生——的力气喊了声，“茶房！”
茶房正忙着给客人搬东西，找铺位。可是听见这么紧急的一声喊，就是有天大的事也得放下，茶房跑来了。
“拿毯子！”马裤先生喊。
“请少待一会儿，先生，”茶房很和气的说，“一开车，马上就给您铺好。”
马裤先生用食指挖了鼻孔一下，别无动作。
茶房刚走开两步。
“茶房！”这次连火车好似都震得直动。
茶房像旋风似的转过身来。
“拿枕头，”马裤先生大概是已经承认毯子可以迟一下，可是枕头总该先拿来。
“先生，请等一等，您等我忙过这会儿去，毯子和枕头就一齐全到。”茶房说的很快，可依然是很和气。
茶房看马裤客人没任何表示，刚转过身去要走，这次火车确是哗啦了半天，“茶房！”
茶房差点吓了个跟头，赶紧转回身来。
“拿茶！”
“先生，请略微等一等，一开车茶水就来。”
马裤先生没任何的表示。茶房故意的笑了笑，表示歉意。然后搭讪着慢慢的转身，以免快转又吓个跟头。转好了身，腿刚预备好快走，背后打了个霹雳，“茶房！”
茶房不是假装没听见，便是耳朵已经震聋，竟自没回头，一直的快步走开。
“茶房！茶房！茶房！”马裤先生连喊，一声比一声高：站台上送客的跑过一群来，以为车上失了火，要不然便是出了人命。茶房始终没回头。马裤先生又挖了鼻孔一下，坐在我的床上。刚坐下，“茶房！”茶房还是没来。看着自己的磕膝，脸往下沉，沉到最长的限度，手指一挖鼻孔，脸好似刷的一下又纵回去了。然后，“你坐二等？”这是问我呢。我又毛了，我确是买的二等，难道上错了车？
“你呢？”我问。
“二等。这是二等。二等有卧铺。快开车了吧？茶房！”
我拿起报纸来。
他站起来，数他自己的行李，一共八件，全堆在另一卧铺上——两个上铺都被他占了。数了两次，又说了话，“你的行李呢？”
我没言语。原来我误会了：他是善意，因为他跟着说，“可恶的茶房，怎么不给你搬行李？”
我非说话不可了：“我没有行李。”
“呕？！”他确是吓了一跳，好像坐车不带行李是大逆不道似的。“早知道，我那四只皮箱也可以不打行李票了！”
这回该轮着我了，“呕？！”我心里说，“幸而是如此，不然的话，把四只皮箱也搬进来，还有睡觉的地方啊？！”
我对面的铺位也来了客人，他也没有行李，除了手中提着个扁皮夹。
“呕？！”马裤先生又出了声，“早知道你们都没行李，那口棺材也可以不另起票了？”
我决定了。下次旅行一定带行李；真要陪着棺材睡一夜，谁受得了！
茶房从门前走过。
“茶房！拿手巾把！”
“等等，”茶房似乎下了抵抗的决心。
马裤先生把领带解开，摘下领子来，分别挂在铁钩上：所有的钩子都被占了，他的帽子，风衣，已占了两个。
车开了，他登时想起买报，“茶房！”
茶房没有来。我把我的报赠给他；我的耳鼓出的主意。
他爬上了上铺，在我的头上脱靴子，并且击打靴底上的土。枕着个手提箱，用我的报纸盖上脸，车还没到永定门，他睡着了。
我心中安坦了许多。
到了丰台，车还没站住，上面出了声，“茶房！”
没等茶房答应，他又睡着了；大概这次是梦话。
过了丰台，茶房拿来两壶热茶。我和对面的客人——一位四十来岁平平无奇的人，脸上的肉还可观——吃茶闲扯。大概还没到廊房，上面又打了雷，“茶房！”
茶房来了，眉毛拧得好像要把谁吃了才痛快。
“干吗？先——生——”
“拿茶！”上面的雷声响亮。
“这不是两壶？”茶房指着小桌说。
“上边另要一壶！”
“好吧！”茶房退出去。
“茶房！”
茶房的眉毛拧得直往下落毛。
“不要茶，要一壶开水！”
“好啦！”
“茶房！”
我直怕茶房的眉毛脱净！
“拿毯子，拿枕头，打手巾把，拿——”似乎没想起拿什么好。
“先生，您等一等。天津还上客人呢；过了天津我们一总收拾，也耽误不了您睡觉！”茶房一气说完，扭头就走，好像永远不再想回来。
待了会儿，开水到了，马裤先生又入了梦乡，呼声只比“茶房”小一点。可是匀调而且是继续的努力，有时呼声稍低一点，用咬牙来补上。
“开水，先生！”
“茶房！”
“就在这哪；开水！”
“拿手纸！”
“厕所里有。”
“茶房！厕所在哪边？”
“哪边都有。”
“茶房！”
“回头见。”
“茶房！茶房！！茶房！！！”
没有应声。
“呼——呼呼——呼”又睡了。
有趣！
到了天津。又上来些旅客。马裤先生醒了，对着壶嘴喝了一气水。又在我头上击打靴底。穿上靴子，出溜下来，食指挖了鼻孔一下，看了看外面。“茶房！”
恰巧茶房在门前经过。
“拿毯子！”
“毯子就来。”
马裤先生走出去，呆呆的立在走廊中间，专为阻碍来往的旅客与脚夫。忽然用力挖了鼻孔一下，走了。下了车，看看梨，没买；看看报，没买；看看脚行的号衣，更没作用。又上来了，向我招呼了声，“天津，唉？”我没言语。他向自己说，“问问茶房，”紧跟着一个雷，“茶房！”我后悔了，赶紧的说，“是天津，没错儿。”
“总得问问茶房；茶房！”
我笑了，没法再忍住。
车好容易又从天津开走。
刚一开车，茶房给马裤先生拿来头一份毯子枕头和手巾把。马裤先生用手巾把耳孔鼻孔全钻得到家，这一把手巾擦了至少有一刻钟，最后用手巾擦了擦手提箱上的土。
我给他数着，从老站到总站的十来分钟之间，他又喊了四五十声茶房。茶房只来了一次，他的问题是火车向哪面走呢？茶房的回答是不知道；于是又引起他的建议，车上总该有人知道，茶房应当负责去问。茶房说，连驶车的也不晓得东西南北。于是他几乎变了颜色，万一车走迷了路！？茶房没再回答，可是又掉了几根眉毛。
他又睡了，这次是在头上摔了摔袜子，可是一口痰并没往下唾，而是照顾了车顶。
我睡不着是当然的，我早已看清，除非有一对“避呼耳套”当然不能睡着。可怜的是别屋的人，他们并没预备来熬夜，可是在这种带钩的呼声下，还只好是白瞪眼一夜。
我的目的地是德州，天将亮就到了。谢天谢地！
车在此处停半点钟，我雇好车，进了城，还清清楚楚的听见“茶房！”
一个多礼拜了，我还惦记着茶房的眉毛呢。
原载1933年5月5日《青年界》第三卷第三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