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近现代教育
本编重点讲述自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一历史时期的教育发展状况。这是中国历史上动荡、变化最剧烈的时期，也是中国教育大变动、大改革的时期，正是在这短暂的百年历史中，中国教育完成了由封建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本编主要内容为四部分：西学的传播和艰难探索、近代教育的急剧变革、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以及新民主主义教育。
本编学习要掌握以下知识要点：了解鸦片战争后中国由古代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化的历史必然性，掌握这一转化进程中的重要举措，如新式学校的创设，科举的废除，学制的制定；了解洋务派“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及其在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维新派的主要教育活动和教育观点；了解辛亥革命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推动，掌握新文化运动中的教育改革和教育思潮、1922年新学制的主要内容以及蔡元培的主要教育观点；了解国民党统治时期教育事业的发展，搞清国民党三民主义教育方针及相应的政策规定；了解五四运动后民主主义教育家的教育活动及教育主张；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的教育，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性质、任务及其文教方针。在学习中要结合中国近代史、革命史来学习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注意理清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线索。在新文化运动这一时期，要注意近代资产阶级新教育、旧的封建传统教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教育三条线索彼此间的斗争。对国民党政府下的教育，要兼顾阶级属性和教育视角来分析其利弊。对民主主义教育家，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予以客观的评价。对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教育，要从革命年代教育为阶级斗争服务的现实性出发予以分析和把握。
本专题重点讲述鸦片战争后西学传播、洋务教育和维新教育。这是中国由古代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化的重要的探索时期，为20世纪初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改革奠定基础的阶段。本专题的学习目标是了解以下知识点：了解这一时期西学传播和艰难探索的深刻社会原因，掌握这一阶段重要的教育史实，有太平天国教育、教会教育、新式学堂、留学教育、维新派教育等；了解“中体西用”思想及其在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了解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的主要教育活动和教育观点。
理清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脉络，要注意联系列强的侵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冲击来认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没落，从中体会中国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关于近代教育改革的探索，要注意把握其基本活动内容、性质及产生的历史影响。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客观评价这一阶段社会各阶层人士对教育探索实践所作出的历史功绩。
第一讲封建教育的颓废与西学的初现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开始遭到破坏，封建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不仅引起了政治、经济领域的变化，而且也引起了思想观念的转化，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烈。但是清朝统治者仍然顽固地推行封建主义教育，以致日趋腐朽和空疏。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封建社会的教育已经不能应对日益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的教育主权也开始部分丧失。在国家遭受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一些开明人士提出面对现实，放眼世界，发出了外抗强权、内求变革的呼声。他们首倡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成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思想先导。
一、封建社会末期教育的颓废
中国封建教育绵延两千多年，其间虽有发展和改良，但总体宗旨和模式没有本质的变化，即一直隶属于封建政治。封建教育的核心是通过选士制度（隋唐以后为科举制度）培养和选拔政府官员。在这一核心指导下，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恪守封建伦理纲常和通晓儒家经学的士大夫阶层，以作为统治阶级的后备力量。为了达到此目的，在教学内容方面主要以儒家经典为核心。传统教育的空疏腐朽早就暴露，教育界人士的批判不绝于耳，只是由于它适应了封建专制制度的需要，中国社会又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所以一直延续下来。到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传统教育的空疏和腐朽已经日益呈现出来，具体表现如下。
（一）官学教育有名无实
鸦片战争时期的教育制度，与清朝前期一脉相承，各级学校在形式上是相当完备的。但这些学校已发挥不了培养人才的作用，除初等教育和部分私学进行正常教学外，其余学校特别是官学已徒有虚名，学生长期滞留官学，并非求学进取，仅视学校为栖身避役之所。此时国子监因年久失修，生徒“坐监”制度也已取消。监生只是在释奠、月课、季考之时，方需回监一时。宗学、觉罗学、八旗官学等更是“积渐废弛，八旗子弟仅恃此进身”。《清史稿·选举志一》。至于地方官学，更是衰败不堪，学官无所为学，“月课渐不举行”，“教师不举其职”，只有师生之名，而无训诲之实。学校的考课，也是徒具虚名，只不过是点点名，收取学生给老师的“贽币”而已。
（二）教育内容不切实用
当时人们热衷理学、汉学等，学校教材也无外乎“四书”、“五经”之类（，严重脱离实际。清代统治者实行思想专制，将程朱理学奉为儒学正宗，力图使人们“存天理，灭人欲”，接受封建统治。并将《圣谕广训》之类的教条颁布天下各学，勒令学生必读。在大兴文字狱的高压政策下，一些学者推崇考据之风，沉湎于故纸堆中。此时的学术和教育已完全脱离现实，沦入空疏腐朽的处境。在封建统治面临“内忧外患”之际，封建教育内容日益显露出陈腐和无用。
（三）科举考试弊病丛生
当时科举考试依然严重地左右着教育，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完全以科举考试为指挥棒。科举考试内容空疏，字体、格式、文章结构死板，俗称“八股文”，考试文体严格规定必以八股为体裁，书写字体必用小楷。科举考试成为约束禁锢知识分子个性和思想的工具。八股文本来就有呆板僵化、脱离实际的弊病，又历行数百年无变化。到后来，可以说能出的题目、能做的文章基本殆尽，只能是重复陈词滥调而已。此外，科举考试各种舞弊行为层出不穷，手段花样百出。其中，“通关节”、“冒名顶替”、挟带、联号换号等是常用的形式。至清末，各种科举舞弊行为愈演愈烈，已经不能选拔出真才实学者。科举制度的腐败，使得学校教育更为腐朽与衰落。
封建教育的衰败已不能应对国门被打开后西方文化教育的挑战，也难以对维护封建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继续发挥作用，教育改革已成为中国教育历史发展的必然。
二、改革派的文化教育主张
鸦片战争的炮声，把当时较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他们忧国忧民，寻找救国救民之路，产生了从抵抗侵略出发而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从而发出“外抗强敌，内求改革”的呼声，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教育改革主张。
（一）龚自珍的教育思想
龚自珍（1792-1841年），字尔玉，号定庵，浙江仁和（今属杭州）人。清代思想家、文学家及改良主义的先驱。他学术功底深厚，文思敏捷，但因思想独特，难为世俗所容，科举屡遭挫折，直到38岁才勉强考中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和礼部主事等官职。晚年曾执教丹阳书院和杭州紫阳书院。著作有自刻本《定庵文集》，此外散佚之作甚多。
龚自珍察觉到当时的清王朝危机四伏，正处于“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昏时”，将其形容为“痹劳之症”、“将萎之华”。《尊隐》。他把社会危机的原因归结于教育不良，其弊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内容陈旧、空疏。他逐一批判了传统的性理之学、考据之学和科举之业，总之在修身和治国上都毫无用处，所以大多数看来是受过高深教育的官员，实际上可谓不学无术。二是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学的是经史之学，做官后面对的却是兵、刑、钱、谷之类的实际事务，二者对不上口，学问也用不上。三是培养出来的人胸无大志。由于多数人求学就是为了谋取功名利禄，在经历艰苦的科场拼搏后，等做了官已经是年过韶华，精力衰退，加上官场升迁又多是论资排辈，于是官员往往安于现状、不求进取，只是求循资序而已。旧教育体制培养不出优良上进的人才，吏治当然不可能搞好。他作《己亥杂诗》大声疾呼：“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己亥杂诗》。
龚自珍从人才问题出发批判现实社会各种弊端。他批判科举制以单一的儒家经义和八股文作为选才的标准，不利于经世致用人才的涌现。他指出儒学不能作为教育唯一独尊的内容，有关民生日用的知识都应当学习。龚自珍的教育改革主张的贡献在于打破了经学独尊的地位，把教育引向符合时代潮流的经世致用的新方向。
（二）林则徐的教育思想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元抚，又字少穆，福建侯官人。早年家境贫寒，受过良好的教育，嘉庆十六年赐进士，清朝后期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曾任江苏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为钦差大臣。为官四十年中，他经世自励，廉洁奉公。他最大的功绩是领导了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指挥了抗英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的尊严。他注意了解西方世界，主持编译《四洲志》，对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介绍。
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把对国人的思想启蒙教育作为救亡图存的第一步。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主张了解西方，学习西方进步的自然科学与实用技术。他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认为英国之所以胜利在于英帝国主义“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林则徐既讲了战争中武器装备的重要性，也讲了人的素质的重要性。由此出发，他认为，中国要想御侮图强，必须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一面积极备战，增设西洋大炮，一面积极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情况，设立译馆，翻译外文书报、律例、军事技术等著作，先后辑有《四洲志》、《华事夷言》，翻译西书，并购其新闻报纸以便及时了解“夷情”，使人们开始逐渐了解了外部世界的情况。他要求抵御外侮，但并不反对学习外国进步的思想与技术，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林则徐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主张。林则徐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教育国人“悉夷”、“师夷”、“制夷”，教育官员“富国利民”、“察民”、“恤民”，教育家人“苟利国家”、“笃实做人”。李锋：《略论林则徐的启蒙教育思想》。体现了一代爱国人士忧国忧民，教育治国安民的情怀。
虽然林则徐对西方认识比较肤浅，接触西学的目的是出于外交、军事需要，但毕竟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对中国近代维新思想起到启蒙作用。
（三）魏源的教育思想
魏源（1794-1857年），名远达，字良图，号默深，湖南邵阳人，新思想的倡导者，他是龚自珍、林则徐的好友，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代表。鸦片战争时，他在两江总督幕府任职，经历了抗英斗争。魏源的著作丰富，除《海国图志》外，还著有《圣武记》、《元史新编》、《清夜斋诗稿》、《古微堂诗集》和《默觚》等。
魏源目睹清政府屈服于西方的坚船利炮下，深感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他将朝政衰败的原因归咎于吏治腐败，而吏治腐败又起源于教育不良。他强调教育必须注重实用，“国家欲兴数百年之利弊，在综核名实始。”《圣武记》（卷十一）。为此，必须革除“人心之寐、人才之虚”《海国图志·序》。这两大弊病，主张要从实际出发，讲求功效，“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海国图志·叙》。这就要认真研究治国方略实务，并努力培养有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才能有效抵御外敌，使国家富强。就此，魏源提出了要学习西方的主张。他援引外人评中国官府人士“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鸦片战争》（第2册）。指出如此闭塞，只能是被动挨打。他强调：“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他受林则徐的委托，在林则徐撰写《四洲志》的基础上，撰成《海国图志》一书，全面介绍当时世界各国的情况。《海国图志》是近代中国最早系统研究西方的著作。后几经修订《海国图志》、增补，到咸丰二年（1852年）成书100卷。《海国图志》内容丰富，主旨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以及选兵、练兵、养兵的方法。另外还记述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军事和科学技术，乃至宗教、文化等情况，并附有世界地图、各大洲地图和分国地图等。
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人。他清楚地意识到，西方在工艺技术方面确实有许多先进于中国之处，正是靠这些先进的技术武装，他们才能入侵中国。因此，我们不能再“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圣武记》（卷十二）。要承认自己有落后之处，勇于学习对方的先进技术。在《海国图志》序言中明确指出著此书的目的就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并告诫说：“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海国图志》（卷二十四）。他认为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只有把外国之长技转为中国之长技，才能富国强兵，抵御侵略。魏源从反侵略立场出发，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表现了一种光辉的爱国主义思想。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虽然要求向西方学习的只是某些“长技”，其目的也只是为了“制夷”而已，有很强的局限性，并不涉及中国自身的变革，但“师夷”的观点冲破了中国传统观念和“唯我独尊”的大国梦想，在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魏源是中国最早提出要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思想家，在教育方面也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成为近代教育改革在观念上的先导，建立了向西方学习的教育战略指导思想，为一种具有新时代内涵的学风形成做了勇敢的宣言。
三、太平天国的教育
继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教育改革主张之后，太平天国教育从另一个方面对中国社会及其教育近代化做了探索。中国近代史是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中国人民的觉醒而开始的，所以中国人民对近代化的追求和世界的发展变化密不可分。林则徐、魏源看重的是西方的军事技术，太平天国教育凭借的是西方的宗教思想。
（一）太平天国文教政策由反儒向容儒的转变
太平天国运动用以发动和组织的思想武器是“拜上帝会”教义，教义只承认上帝是唯一的真神，其他一切权威和偶像都必须打倒。儒学偶像孔子成为打倒的主要对象，起义军实行了激烈的反儒政策，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邪说”。但是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逐渐改变了对儒家文化的排斥，太平天国的文教政策由反儒向容儒发生了转变。1854年，太平天国成立了“删书衙”，对儒家经典进行删改后印行，准民间阅读。《钦定士阶条例》所附《劝戒士子文》中指出：“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亦多。”于是采取改定《四书》、《五经》的做法，将其中不适应太平天国利益及教义的内容删除后，允许作为学校和科举的用书，但只是用来吸引旧士人而已。同时，太平天国编写了一些新教材，如宣传拜上帝教义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决世训》及《天条书》。还有作为蒙养教材的《幼学诗》、《三字经》、《御制千字诏》等，利用传统的《三字经》、《千字文》的形式，而改换成新的内容，对儿童进行太平天国的思想道德教育、识字教育和生活知识方面的教育。
太平天国由反儒向容儒的转变有其必然性。首先，大平天国的革命目标是铲除清王朝统治，而非封建制度本身，它反孔的目的在于剥夺孔子作为文化权威和精神偶像，以确立“拜上帝教”中“上帝”的唯一至尊地位，所以太平天国反孔仅是形式上的而非实质上的。其次，儒家文化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和教育的核心内容，已深入人心，太平天国运动初期的粗暴做法，也极易引起人们的反感，对太平天国革命十分不利。因此太平天国运动在定都天京后，思想上逐渐成熟，对传统文化和宗教思想两者的协调有了清楚的认识，确定了宗教思想加上传统文化的文教政策而非宗教思想减传统文化的主张，这对于稳定人心，顺利宣传拜上帝教义是十分有利的。
（二）对文字、文风与科举制度的改革
太平天国革命的主体是贫苦劳动人民，他们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为了有利于广大群众掌握文化，组织群众参加革命，太平天国对文字、文风进行了改革。主要措施有：吸收民间常用的简体字；仿照西方的做法，引入标点符号，便于识读；改革文风，提倡使用“俗语”即大众化的语言，反对和现实生活相脱离的文字内容。这些改革有利于文化教育的平民化发展。
在考试制度上，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急需人才，所以沿用了旧时的考官制度即科举制度，广泛网罗人才为太平天国革命服务。考试的程序和方法基本沿用明清旧制，考试分为县试、省试和京试三级。为了加快人才培养的速度，改为每年举行一次。在考试内容和考试方法上作了一些改革。考试内容上废除了从《四书》、《五经》出题，新的科举考试则根据太平天国所出版的官书《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和《真命诏旨书》，以选择太平天国的实用人才。在考试的方法上也比较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科举的手续比较简单，录取的标准加以放宽，考取功名相对容易，而且废除了门第和出身的限制，不分男女贵贱均准考试。还常常接济一些穷苦的考生，给考生发路费和伙食费，也非常关照考生考试时的饮食、起居和差旅费等，以解决考生的后顾之忧。
（三）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
在教育制度上，太平天国强调普遍的平等教育。《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每25家设礼拜堂，由两司马负责进行宗教和一般教育活动，成人每礼拜日到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听讲道理。儿童则每日到礼拜堂学习。太平天国还设有育才书院、育才馆和义学，收容干部子弟及战争中受害儿童，给予衣食和教育。太平天国教育的一大特色是十分重视教育的普遍化、全民化，重视全体民众的权利和义务，群众教育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教育冲破了封建教育中精英男子化教育的局限，使教育真正实现了普及化，有效地起到动员群众参加革命和提高他们觉悟水平的作用，真正起到了教育服务于革命的目的。
太平天国的教育内容主要有两类：一是群众性的宗教、政治思想教育读物，如拜上帝会的宗教准则、《圣经》编译本、“天王诏旨”的汇集和洪秀全早期写的文章等。二是儿童启蒙性读物，主要有太平天国自己编订的《三字经》、《御制千字诏》和《幼学诗》等。把政治思想、道德教育融汇到宗教教育与宣传之中，同时也可达到初步读写和文化知识教育的目的。
（四）洪仁玕学习西方的教育主张
洪仁玕（1832-1864年），字益谦，号吉甫，广东花县人。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族弟，也是拜上帝会的早期信徒。科举不第，曾任塾师。金田起义后，因清政府追捕，逃亡香港，在一外国传教士家担任家庭教师，在香港居住多年，对西方政治、文化和宗教有了较多的认识和研究。1859年来到天京，获封为军师、干王，一度总理朝政，又兼任“文衡正总裁”，掌管文教事业。洪仁玕是太平天国领导层中对西方见识较广的一位，他提出的《资政新篇》是具有发展资本主义主张的政治纲领，在当时的中国算是相当先进的思想。
洪仁玕十分注重学习外国的经验，在《资政新篇》中提出了许多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主张，提出“治国必先立政，为政必有取资”，并例举了欧美诸国的事例和经验，论证了资本主义国家近代化的道路和遵循的发展方法，主张效仿资本主义国家近代化的做法，迅速兴办包括交通、银行、采矿、邮政、新闻、医院、学馆和各类慈善事业以及开辟新的专利、保险、财税等，这些主张虽然在当时固然缺乏实施条件，但它的提出本身就是思想上的进步。洪仁玕虽然对西方近代化有较深的认识，较多地接触到西方科学文化，然而由于他处于与清王朝根本对立的地位，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洪仁玕从太平天国的政治观念和人才教育思想出发，提出了革新教育内容、改革教育制度的主张，提出“学习邦法”和“大兴政教”，意欲仿效西方资本主义教育体系建立相应的新教育文化体制。在《资政新编》中他对旧教育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将现行教育内容斥为“空言无补”。“与其读之令人拘文牵义，不如不读尤有善法焉”。他称太平天国革命的教义为“上宝”，西方的先进制度和科学技术为“中宝”。他认为：“火船、火车、钟表、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皆有夺造化之巧，足以广闻见之精。”这些被守旧派所贬斥的“奇技淫巧”，其实是“正正堂堂之技”，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好东西。他主张让外国人来中国传授这些新科技、新知识，在国内要鼓励人们力学求新。洪仁玕可以说是近代中国较早系统地提出学习西方教育体制的人。
洪仁玕提倡设立“士民公会”，集中各方力量，兴办教育；鼓励民间兴学、办医院，以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他还主张建立多种宣传教育与社会福利机构，发展文教事业，建议各省设立新闻馆，“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专门搜集国内外新闻，以供治国借鉴。
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却震撼了清王朝的统治。其中，教育改革是太平天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太平天国提倡平等的、革命的教育制度，否定了封建等级教育体系；他们大胆地修改了《四书》、《五经》为核心的教育内容，提倡学习西方的科技知识；制定了反对外国侵略和清王朝封建统治，并符合太平天国革命者农民身份相符合的革命教育目的、方法和措施，这些思想的提出和部分实现都对当时的封建制度是一种沉重的打击。
四、早期的教会教育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向中国扩张，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西方传教士势力也开始大肆向中国渗透。兴办学校、传播西学是传教士借以扩大影响，进一步达到传教目的的重要手段。于是，教会教育逐渐滋生蔓延起来。
（一）教会学校的兴办
1818年11月，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建英华书院。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教、办学。
1.近代第一所在华兴办的教会学校——马礼逊学堂
最早在中国兴办教会学校可追溯到1594年葡萄牙殖民者在澳门建立的圣保禄学院，但它主要是培训西方传教士的。19世纪初，基督教伦敦会派遣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到东方传教。1818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面向当地华人教学，并于次年完成了《圣经》新、旧约全书的中文翻译工作。马礼逊去世后，1836年，在广州的西方人发起成立了“马礼逊教育会”。1839年底，被命名为“马礼逊学堂”的中国第一所西式学校在澳门正式开学，主持校务者为美国人勃朗（W.R.Brown）。它开创了教会在华办学的先声。第一批共招收6名学生，都是穷人子弟，我国最早的留学生容闳和第一个西医黄宽就在其中。英国侵占香港后，马礼逊学堂也于1842年迁到香港。课程主要有国文、英文和算术，后增代数、几何、地理、历史、生理、音乐等。
2.教会学校的发展概况
早期的教会学校仅限于开放的通商口岸，规模很小，学生几人至几十人，附设于教堂中，且多是小学程度，招生对象多为穷苦教徒子弟或无家可归的乞丐。较著名的除马礼逊学堂外，还有天主教在上海办的徐汇公学（1850年），长老会在宁波办的崇信义塾（1845年），公理会在福州办的格致书院（1853年）等。早期教会办有女学，堪称是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先声。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会员爱尔德赛在宁波办的女子学校，是西方人在华创建女子学校之始。课程有圣经、国文、算术等，还学习缝纫、刺绣等生活技能。1851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办的文纪女塾（圣玛利亚女校前身），上午学浅易的《圣经》和《四书》，其余时间学习纺织、缝纫、烹调、园艺等。但由于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禁锢，很少有人愿意让女孩子读书，女学教育发展缓慢。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传教士获得在内地传教的权利，教会学校迅速扩大，北京也出现了教会学校，如1864年建立的育英学堂和贝满女学堂。到19世纪70年代，已有少量教会中学出现，如山东登州文会馆，前身是1864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创办的蒙养学堂。教会学校的招生对象，也由主要收容贫穷子弟转向注重吸收富家子弟特别是新兴买办阶级子弟入学。19世纪末，随着列强对华侵略的加深，教会学校更加发展，到1899年增至2000所左右，学生达4万人以上。一些学校后升格为大学。民国初年，中国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和北洋大学3所，私立大学有5所，而教会大学有14所，可见当时中国高层次教育事业的优势基本为外国人所把持。
西方传教士除自己办学外，还积极插手中国人办的新教育。所谓“洋教习”充斥当时各新式学堂，往往还把持着学校的决策管理权。如中国近代第一所官方举办的新式学校京师同文馆，名义上隶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实际上由英国人赫德（Hart）操纵，美国传教士丁韪良（Martin William）任总教习。
（二）教会学校的办学方针
教会学校开办之初，主要目的是培养中国籍的男女传教士或忠实信徒，使之成为外国传教士的得力助手，进而扩展教会势力。1877年，在第一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发表题为《基督教教会与教育的关系》的论文，认为，在华基督教学校应贯彻三项办学目的：一为“培养布道人才”，以利基督教的传播；二为“培养学校师资”，传授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三为“陶铸杰出人才”，以作为中国未来的“社会领袖”。
1890年，第二次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召开，推举狄考文担任“中华教育会”首任会长。他在《如何使教育工作最有效地在中国推进基督教事业》的演讲中强调：真正的基督教学校，其作用不在于单纯地传授宗教，而是使受教育者成为社会上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显然，教会学校的办学方针是为其文化教育侵略服务的，其根本目标是使中国教育基督化。
（三）教会学校的教学管理
教会学校的办学因国别、教派和程度、专业的不同，教学内容也有差异。就中小学程度的学校的课程而言，总的来看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宗教课，通常都是教会学校的主课。学《圣经》及各种宗教书籍、教义，还要参加宗教仪式和宗教集会，以及教会组织的传教活动。宗教课不及格不能升级，违犯教规者，轻则体罚，重则开除，甚至还要追缴学杂费。许多学校诱迫学生信教，对不入教的则多方歧视。
第二类是传统的中国经学课。学校请一些信教的旧儒生讲课，从《三字经》读起，一般都要读完《四书》，女校则读《女儿经》。
第三类是近代的科学文化课。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卫生、地理、历史、音乐、美术、体育等。
绝大部分学校开设外语课，而且比例很大，到高年级一般就可用外语进行教学了。教会学校教学内容的一大特色是非常重视外语教学。除在课程设置中加强外语类课程比重外，在教学实施过程中也都以外语为手段。课堂教学中，不仅美籍教师用英语讲课，部分华人教师也要用英语讲授，学生必须用英语做习题、回答教师的提问，同学之间必须用英文交谈。学校中一切布告、来往公函、会议发言、会议记录等文书档案全用英文书写。
在教学管理上，教会学校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重视教学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在1877年之前，各校基本上由主办者自行制订教学计划，选择、编写教材，安排课程，教学计划随传教士个人对教会教育目的的理解不同而各异。为了推动教会学校的发展，改变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状况，外国在华教会还致力于建立全国性的联合组织的工作。1877年5月，在华基督传教士126人于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传教士大会，会上组成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狄考文、韦廉臣、林乐知、丁韪良、傅兰雅等人为委员，负责编纂、出版教会学校的教科书。1890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举行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改组为“中华教育会”，规定其宗旨是“探求及研究中国教育事业，加强从事教学工作人员教授上的互助”。其任务有编写教科书，拟订教育指南，进行教育调查，举办各种讲习会、演讲交流会，检查教会学校的工作情况等。
（四）教会学校的性质和影响
教会学校是中国近代史上非正常状态的文化交流的产物。教会学校的举办原本在于利用教育活动宣传、推广宗教，而伴随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它们兴办教育又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外国人在中国办学校，招收中国学生，但学校的设置、教学和管理各方面都不受中国政府的管辖，完全按自己的目的和方式去教育学生，这是对中国主权的极大侵犯，表明了中国教育沦为半殖民地性质。
同时也应看到，教会学校是在本土上出现的最早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办学方式创办的学校，在教学内容和管理方法等方面都不同于我国当时存在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学校。教会学校在中国晚清史上的积极作用至少有这样几点：第一，它冲击了中国旧式教育制度，使旧式的学塾和书院让位于新式的学校。在某种意义上说教会学校开中国新式教育风气之先河。第二，它带来了一些西方教育思想，如培养通才的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和素质的要求，反映了新兴工业社会的要求。教会学校的教学方法反映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原则，倡导个人独立钻研，主张学术自由。第三，它的学科设置打破了中国封建书院制度的狭隘性、片面性和神秘性，开设了文、理、医、工、农等各科，培养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技术和文化骨干。它重视实用的特点，在推动中国新式女子教育、职业教育和体育教育的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马礼逊
马礼逊是西方派到中国内地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1782年1月5日，马礼逊出生于英国大不列颠岛北部的小镇莫佩思的一个贫雇农家里，自小勤奋好学。1798年，马礼逊加入长老会，1807年1月8日，在伦敦教堂被封立为牧师，指派到中国传教。1807年9月8日到达广州。他在华25年，在许多方面都有首创之功。他在中国境内首次把《圣经》全译为中文并出版；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创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为第一份中文月刊；开办“英华书院”，开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之先河；又和东印度公司医生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馆，首创医药传教的方式。他所开创的译经、编字典、办刊物、设学校、开医馆等事业，使其成为开创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
2.曾国藩治学
曾国藩（1811-1872年），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学者。注重家教。曾国藩在家中是长子，他的教育思想对其兄弟及子女乃至后世都有很深的影响。据调查，曾国藩及其四兄弟家族，绵延至今190余年间，共出有名望的人才240余人。如此长盛兴旺之家，在古今中外皆属罕见。其原因当归于曾国藩的教子有方。
曾国藩身居要职，公务繁忙，长年在外，无法经常督促子女，于是写信成为他教育子女的重要手段。即使工作到深夜，他也要抽空阅读子女书信。在家庭中提倡勤俭谦劳精神，反对奢侈懒惰。曾国藩本人高官厚禄，但他对兄弟、子女总是严格要求。他从不准许子女睡懒觉，不准子女积钱买田，不准子女斥仆佣、轻慢邻居。教育子女敬老爱幼，女儿出嫁后应该尊敬公婆，不能仗势欺人。在家里男要扫地、种菜，女要做饭、织布。妻子女儿跟他同住江宁（今南京）两江总督府时，他规定她们白天下厨做饭菜，夜晚纺纱织麻到深夜，而且天天如此。身教重于言教，曾国藩每天日理万机，自晨至晚，勤奋工作，从不懈怠，给子女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曾国藩教育子女不谋做官发财，只求读书明理。因此，自曾国藩兄弟之后，曾家再没出领兵打仗的将领。他们绝大多数留学英、美等国的名牌大学，学贯中西，成就卓著，成为教育界、科技界、艺术界的名家大师，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太平天国激烈的反儒政策的启示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和教育的核心内容，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已深入人心，不是简单的禁止和焚书所能摧毁的。太平天国运动初期反儒的粗暴做法，极易引起人们的反感，失去对革命的同情和支持。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正是借此大做文章，对太平天国革命十分不利。对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批判地继承，不能一概否定。
2.早期教会女学，招女生十分困难，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这首先是因为受中国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影响；其次是中国门户刚刚开放，对西人的文化教育生活很陌生；更重要的是，西方列强是以鸦片和大炮与中国人民相见的，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和仇恨。如1844年，伦敦会女传教士爱尔德赛创办宁波女塾时便引起当地民众的种种猜疑。有人说她是魔鬼化身，有人说她是借办学为名行骗，等等。为了能招来学生，有的教会女学还采取发给津贴，以弥补女儿不能在家助理家务的办法来拉拢家长。在传教士的种种努力下，全国教会女学生的人数呈增长趋势。爱尔德赛所办的宁波女塾，1845年只有学生15名，到1852年学生增至40名。
3.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封建传统教育面临什么样的严峻挑战和强烈冲击？传统教育的危机首先来自国家民族的危机，鸦片战争的失败结局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暴露了中西文化差距的严酷事实，预示中国封建传统教育必然要面临和应对来自西方的挑战。其次，封建传统教育还受到来自以太平天国为主体的农民革命的冲击，儒学独尊地位被否定，而普及平等教育，蕴含有近代教育的因素。第三，教会教育对中国传统教育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使西学开始呈现于中国人眼前。
1.洪秀全故居纪念馆该纪念馆位于广东省花都市新华镇大怖乡官禄村，是洪秀全成长、耕读和从事早期革命活动的地方。原故居于金田起义后被清军焚毁。1961年广州市文物考古队发掘出房屋墙基，参照客家民居形制重建。
2.魏源故居该故居位于湖南邵阳隆回县司门前镇学堂湾沙洲上，总占地面积约2300平方米。1794年，魏源诞生于此。
3.龚自珍故居位于北京市宣武门外上斜街番禺会馆内。清道光年间龚自珍曾在这里居住。前院是住宅，后院是花园。
4.林则徐故居位于福州市鼓楼区文藻北路。系林则徐手置，其父母均百年于此。故居坐北朝南，前临小河，沿河有照墙一道，墙侧设有鼓吹亭一座。亭与宅第之间有石板铺小街横穿。宅第毗连三座。
曾国藩
1.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生”，谓不专也。
2.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
3.有志、有识（既博且专）、有恒，治学之三要素。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
第二讲洋务教育
洋务运动是清政府推行的所谓“自强”、“求富”的新政运动，是由一些有识之士倡导，经清政府发动和主持的自上而下的革新运动。洋务运动在中央以奕为代表，地方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目的是在不触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适应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洋务教育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下，洋务派兴办新式学堂，选派留学生，中国的学校教育由此迈入了近代化的历程。
一、洋务教育的产生
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攻击下，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从林则徐、魏源发端至洪仁玕《资政新编》已初步成熟，加上教会教育的实践和影响，以及国内国际形势的直接触发，洋务思想已开始在社会上流传。但当时还没有见之于实践，仅停留在倡导层面上。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经受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之后，在清政府统治阶层内部，面对着岌岌可危的形势，一部分人开始觉悟到要维护其统治，必须学习西方富强之术。
这时，清政府上层中的有识之士对洋务的认识，已超越了林则徐、魏源仅仅学习军事技术的局限，他们认识到：西方社会强大，除军事技术之外，更主要的是他们拥有工业生产技术、自然科学知识。因此学习西方，不仅要学习制造船炮，还要学习西方的生产技术，以推进中国的生产事业，使国家富强起来。
强国、富国的途径就是学习西方。当时的清廷权臣恭亲王奕向皇帝上奏《统筹全局折》中称：“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即以近代军事工业和技术为学习的首要任务。李鸿章也指出，教育的当务之急就是培养实用的军事型、科技型人才，开展中国的近代工业化建设。洋务教育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开展起来的。洋务教育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历时30余年。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影响可谓深远。
二、洋务教育的实施
（一）创建新式学堂
洋务教育主要有“方言”教育、“武备”教育和“科技”教育，目的在于培养洋务运动所需要的翻译、外交、工程技术、水陆军事等多方面的专门人才，教学内容以所谓“西文”、“西艺”为主。洋务学堂先后创办30余所，大致分为三类。
1.外国语学堂
鸦片战争后，中外交涉活动日渐频繁。清政府在对外交涉活动中，由于语言文字的障碍，带来很大的不方便，而且也蒙受了损失。《天津条约》中又规定了今后中外条约均用英文书写，如以后有交涉文件中发生文词争议，均以外文为准。这迫使清政府作出了开办外国语学堂的决定。洋务运动时期开办的著名的外国语学堂主要有：1862年恭亲王奕奏请在北京设立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在上海仿京师同文馆设立的上海广方言馆；1864年广州将军瑞麟等奏请在广州开设的广州同文馆；1887年巡抚刘襄勤奏请在新疆设立的新疆俄文馆；1888年台湾巡抚刘铭传奏请在台湾设立的台湾西学馆；1889年吉林将军长顺奏请在珲春设立的珲春俄文馆；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在武昌设立湖北自强学堂。其中京师同文馆影响最大。
咸丰十年（1861年）1月，恭亲王奕等奏请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立京师同文馆，专习外国语言文字。1862年6月11日正式开学。同文馆首先开办英文馆，后又陆续增设了法文、俄文、德文、东文等馆。1866年12月，奕等奏请在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讲习化学、天文、数学等，京师同文馆遂成为一所培养外语和自然科学人才的综合性新式学堂。
京师同文馆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直接管理，1869年聘丁韪良为总教习，总揽全馆事务，后由英国人欧礼斐接任。同文馆聘请中外教习负责教学工作，其中外国教习居多，且多为传教士。京师同文馆办学初期，招收13-14岁以下的八旗子弟，后扩大招取满汉年龄在15岁以上、25岁以下，汉语通顺者。天文算学馆则专取正途人员，招取满汉进士、举人、贡生以及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年龄在30以内者。学生入学途径主要有三种：咨传、招考和咨送。京师同文馆的学制为8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三年主要学习文字，后五年主要学习有关的自然科学知识，第七、第八两年还须讲求译书。京师同文馆的考试分为四种：①月课，每月初一日举行。②季考，于每年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的初一举行。③岁试，每年十月初十日前举行。④大考，每三年举行一次，由总理衙门举行。按规定，大考优等者授以七、八、九品等官，劣者则分别降革留馆。
1898年，在戊戌变法高潮中，京师大学堂成立，同文馆的科技教育归并于京师大学堂。1902年，京师同文馆完全并入京师大学堂，成为大学堂的译学馆。京师同文馆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改变封建传统教育的首次尝试，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开端。
2.军事学堂
洋务派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中国的军备武器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要抵御列强的侵略，就必须师其所长，创办军事学堂，培养军事技术人才，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洋务运动时期著名的军事学堂主要有：1866年6月，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于福州马尾设船政局，并附设船政学堂，以培养轮船制造和驾驶人才。1880年8月，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在天津机器局基础上设立天津水师学堂，也称北洋水师学堂。1885年，李鸿章奏请仿照西方各国武器学院的制度，设立天津武备学堂。这是中国近代设立陆军军官学校之始，北洋军阀将领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王士珍、段芝贵、吴佩孚等曾在该学堂肄业。1887年8月，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设立为广东水陆师学堂。1890年，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奏请在威海卫刘公岛设立威海卫水师学堂。同年，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曾国荃奏请在南京设立江南水师学堂，培养驾驶、管轮、鱼雷人才。同年，北海舰队于旅顺口鱼雷营内设立鱼雷学堂。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请在南京设立江南陆师学堂。同年，督练新建陆军直隶阜司袁世凯奏请设立直隶武备学堂。同年10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在武昌设立湖北武备学堂。在这些学堂中福建船政学堂影响最大。
福建船政学堂，也称“求是堂艺局”，分前后两学堂。前学堂学习制造，后学堂学习驾驶，基本课程有法文、英文、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微积分、物理、机械学、航海天文学、航海理论、地理等。前后两学堂除了学习外国语和专业课，还强化传统教育，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在一份奏折中要求学生“每日常课外令读《圣谕广训》、《孝经》，兼习策论，以明义理”，并强调“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沈文肃公政书》（卷四）。两学堂学制一般为四年，前三年在学堂学习理论课程，后一年前学堂学生在船厂实习造船，后学堂学生则出海“练船”。福建船政学堂从开办至1913年“一分为三校”，前后经历了47年。福建船政学堂是中国海军学校的始祖，为近代中国海军输送了第一代舰战指挥和驾驶人才，也为后来兴起的水师学堂及海军学校输送了一批教师和管理人员。
3.技术实业学堂
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学堂的同时，还相继创办了一批技术实业学堂，主要有：1867年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机器学堂，以培养机器制造的人才。1876年丁日昌在福州创立电气学塾，培养电报人才，是为我国最早的电报学堂。1880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创立天津电报学堂。1882年因急需电报人员，又创立上海电报学堂。1891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开办“总督医院属医学校”，并于1893年将该校扩充为天津西医学堂，这是我国近代最早的官办西医学堂。1892年，湖北矿务局设立工程学堂。1895年，津榆铁路公司在山海关创办山海关铁路学堂，这是我国最早的铁路学堂。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请在江南陆师学堂附设铁路学堂。同年张之洞又在南京创办储才学堂，分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门，后改为江南高等学堂。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在湖北省城设立农务学堂，又奏请在洋务局内设立工艺学堂。同年，江南盐巡道胡云台观察在南京仿军事、电报、铁路等学堂之例，创设南京矿务学堂，聘请泰西著名矿师任教，专习矿学各书，训练开矿技师。
（二）留学教育
19世纪70年代初，随着新式学堂的不断设立，洋务派人士在办学实践中认识到，要全面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和自然科学，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选派人员送赴西方各国学习，应选募学生出洋肄业西学，以便培养洋务人才，适应当时外交和军事需要。于是，以1872年容闳等人率领幼童赴美留学为肇始，开启了留学教育的历史。洋务运动时期的留学教育主要是派遣留美幼童和留欧学生两个方面。
1.幼童留学美国
最早提出留学教育建议的是容闳。早在1868年，容闳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清政府上奏，选派颖秀青少年赴美留学，但未能实现。1870年又通过丁日昌向曾国藩提出派遣幼童留美的计划，得到曾国藩的支持。1871年曾国藩、李鸿章等根据容闳的幼童留美计划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酌议章程折》，并附有《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十二款。章程规定，挑选赴美留学的幼童，必须是年龄在13-20岁的家教良好、资性聪慧学童，每年以30人为一批，4年共120名。派遣幼童留美的目的是“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二册）。
鉴于当时内忧外患，亟需人才的情况，清政府采纳了留学建议。同时，上海设立“沪局”负责留学生出洋事务；准命陈兰彬、容闳为赴美留学正、副监督委员，驻美国负责管理留学幼童工作。在美国设立留学管理机构“驻洋局”（后来称“留学事务所”）。其选派方案为：选派幼童数量每年为30名，分4年共120名，学习年限为15年。
1872年8月11日，第一期30名幼童经上海留学预备学校培训后，从上海出发赴美。1873年6月、1874年11月、1875年10月第二、三、四期各30名幼童也按计划出发。其中第二、四期在30名正额之外还各有7名和3名自费生随行。
这些幼童到美国后，为了尽快提高外语水平和适应美国的生活，先被分配至美国教师家中学习英文。有英文基础较好的幼童可直接进入美国学校，不合格者留在教师家庭继续补习。幼童学习的内容，规定除学习西学外，兼讲中学。课程有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外，还要学习《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每逢节日，要由监督召集学生，宣讲《圣谕广训》，在重大节日和朔望等日要望阙行跪拜礼，还要瞻仰孔子神像，以防丢弃中国文化传统。
这些幼童以其勤奋好学的精神和优异的成绩赢得了中外人士的赞誉。然而，这些幼童并没有按计划完成学业而被中途撤回，原因是幼童到美后不久，耳濡目染使他们越来越反感封建礼教的束缚，生活及思想观念开始“西化”，这些转化为顽固势力所不能容忍。1881年7月，清政府作出决定，留美幼童悉数撤回。留学教育半途而废，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也反映了留学活动本身在培养目标和培养措施上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发人深思。
2.留欧学生的派遣
1877年1月，李鸿章与沈葆桢联合会奏清政府，派遣福建船政学堂学生分赴英、法学习驾驶和制造，并将议定的《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附呈，朝廷批准执行。1877年3月，中国近代第一批正式派遣的留欧学生出发赴欧。学生主要来自福建船政学堂（其中有刘步蟾、林泰曾、严复、方伯谦、刘冠雄、萨镇冰、李鼎新等），共35名，规定在洋期限为3年。
1881年底选出10名学生，由香港出发，分赴英、法、德三国学习营造、枪炮、火药、轮机、驾驶、鱼雷等，年限同样为3年，这是第二届留欧学生。
1886年4月，从福建船政学堂、北洋水师学堂中选取34名学生赴欧学习驾驶和制造，学习年限为驾驶3年，制造6年。这是第三届留欧学生。
这三届留欧学生，从1879年起陆续学成回国，他们对传播西学、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特别是在近代中国海军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留学教育的意义
洋务留学教育虽然规模小，人数少，但它是中国教育走向世界过程中名副其实的一步。
留学教育作为推进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全新事业，虽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传统教育观念及代表旧势力的当权人物的重重阻挠，但它冲破了传统教育的封闭，闯出了一条走出国门吸取新知的道路，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外交、军事、技术和管理人才，为中国教育史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新的一页，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客观上它也传播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学说和哲学思想，对处于封闭落后的中国社会具有思想启蒙意义。
三、洋务教育的分析评价
（一）洋务教育的特点
洋务学堂与封建官学、书院、私塾等中国传统学校有显著的差异，因此称其为新型学堂。所谓“新”主要表现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等方面。
洋务学堂的培养目标是造就各项洋务事业需要的专门人才，广泛分布于外交、律例、水陆军事、机械制造、电报、矿务、铁路、冶炼、企业管理、科技出版和教育等诸多领域。它们属于提供专门训练的专科性学校。这和传统学校培养科举入仕的人才有所不同。
洋务学堂的教学内容以学习“西文”、“西艺”为主，课程多包括外语、数学、格致、化学等一般性课程以及和各自专业相关的科学技术课程，区别于传统学校的经史义理。
洋务学堂的教学方法上，按照知识的接受规律安排教学内容，重视理解，注意教学中的理论与实践结合，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偏重死记硬背的传统学风。
洋务学堂的教学组织形式上，普遍制定分年课程计划，确定了学制年限，采用班级授课制，突破了传统的进度不一的个别学生教学形式。
但总体来看，洋务学堂依靠洋人兴办，为洋人所控制。如：办学经费方面同文馆的经费是从海关办公费中提取三成。而海关总税务司负责人是英国人赫德，实际上赫德操纵着同文馆的财政大权。又如：洋务学堂西学课程的教学和管理各环节上都依赖洋人。同文馆教员除汉文教师外，只有算学馆的李善兰是中国人，其他都是外籍教师。
（二）洋务教育的历史意义
洋务派的教育变革适应了洋务运动需要，培养了翻译、军事和科技等实用性人才。增设了西学课程，引入了资本主义因素，虽然经学仍占据重要地位，但它逐渐动摇了封建教育体制，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进程，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声。
第一，推动了迥异于传统教育的新式教育的产生。洋务运动期间，各类学校总计41所，其中外语学堂8所，水陆师武备学堂27所，专业技术学堂6所。各类学校共计培养学生约5000人，人数虽然有限，但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
第二，在教育内容中引入了西学，开始打破了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思想文化在我国教育中一统天下的局面。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使传统教育中第一次引进了西学，呈现出西学与中学并存的局面，这对于变革旧的教育内容，改变我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培养适应社会进步所需要的新式人才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第三，洋务教育冲击了陈腐的科举制度，为教育制度的变革提供了前提。洋务学堂及新式书院与传统科举教育不同，它打破了只读儒家圣贤书的局面，对学生进行系统科学知识的讲授，强调知识的实用性，以便为社会培养多方面的实用人才。
第四，洋务教育推动了社会思想观念的更新。新式教育培养出了我国第一批外语、外交、军事和科技等方面的专门人才，他们利用掌握的外语和科学知识，开阔眼界，主动从世界知识宝库中汲取营养，为我国更好地了解世界、多方面地传播科学文化和先进思想起到了先锋和桥梁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
（三）洋务教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
洋务教育在推进教育的近代化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洋务派办的新教育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有很大的局限性。
第一，它在国家教育体制中尚无一席地位。这些新式学校都是申报朝廷批准后兴办的，不是私学。但又都是以个案处理，零星举办，也不隶属于当时的教育管理系统；经费多靠自筹，学生毕业后没有官方提供的出路保障，所以严格说也不是官学，只能算做是封建传统教育之外的点缀和补充而已。特别是洋务教育缺乏基础教育的根基，必然影响教育效益和质量。
第二，其范围局限在外语和军事两个方面，其他学科多为这两个方面的延伸。如机械专业主要是为军工服务，电报、医务专业也首先着眼于军用。统治者也不愿扩大新教育的领域，体现的是狭窄的实用性教育思想，实际上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原则的具体运用而已。
第三，从教学到管理，大权多被外国人所把持。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自1869-1894年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达25年之久。福建船政学堂由法国军官任正、副总监，中国当局只管投资拨款、提供设备原材料及对学生的日常管教，至于指导和教授学生也是由洋人负责。可见，中国新式学堂一开始就带有半殖民地的强烈色彩。
第四，仍保留着封建教育的主要阵地。洋务教育的对象首先必须是具有一定的旧学基础的人，学校均有中国教习负责传统儒家经学的教学和考核，仍保留祭孔典礼、讲究礼制、月课季考等，旧官学的传统，新教育其实仅仅表现在教学内容方面。
由此而看，洋务教育既不是鸦片战争前的封建专制主义教育，也不是与西方相同的资本主义教育，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教育。
四、洋务教育思想：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是洋务派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核心原则，也是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即在突出“中学”的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应该肯定“西学”的辅助作用和工具价值。
（一）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的提出
“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从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就有人用“主辅”、“本末”、“体用”这些概念来表达“中学”与“西学”两者应该何为主导，何为从属的观点。中体西用思想是在中国封建思想遭资本主义严重挑战，而新的资本主义思想又被掌有实权的顽固派所深恶痛绝的情况下产生。中国封建制度面临瓦解，传统儒学已不能维护封建王朝的崩溃，“中学”已无济于事，于是需要寻求一种新的理论，使清王朝得以复生。那么，就在“中学”之外加上“西学”，提出中体西用的思想。1898年春张之洞撰成《劝学篇》，《劝学篇》共24篇，内篇务正，“以正人心”，专讲“中学”，共9篇；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专讲“西学”，共15篇。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成为清末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指导方针。张之洞围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旨，进行了集中阐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指教育首先要传授经史之学，这是一切学问的基础，要放在率先的地位，然后再学习“西学”中有用的东西，以补“中学”的不足。
（二）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的内涵
1.“中学”“中学”也称“旧学”，主要指的是“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其中最注重的是纲常礼教，“三纲”是维持封建王权和家族伦理的基本原则，其地位不容动摇。
2.“西学”“西学”也称“新学”，指的是“西政、西艺、西史”。西政是指西方有关文教、工商、军事和法律行政等管理层面的文化；西艺即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等。
3.中、西学的关系“中学”是保国、保种的前提，西学是国家富强的必由途径。中体西用的关系，实质是一种主辅关系。“中学”是根本，“西学”是末节；“中学”为主，“西学”为辅。这一主一辅的关系清楚地表现了“中体西用”的特色，只有在通“中学”的基础上，才能学“西学”。
（三）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
洋务教育“中体西用”的思想，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教育纲领，它奠定了清末教育宏观管理体系的基础。
第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传统教育。由于时代的发展，传统封建教育越来越不适应时局的变化，所培养的人才类型单一，不能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革，对国家的内忧外患无能为力。“中体西用”开辟了变革这种封闭僵化的教育体系的局面，孕育了教育的近代化因素，成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起点。
第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扩大了学习西学的范围。让中国看到了另外一个陌生世界，并设法把外面世界先进的东西引入中国。与早期改良派相比，洋务派学习西学不但有西艺而且有西政，更重要的是开办新式学堂，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引进技术，建立了一批工矿企业。在学习西学的同时，促使人们思想认识、价值观念的变化。这些最终加速了封建教育制度的解体。
第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具有一定局限性，始终不忘“旧学”，对洋务教育的学生始终没有放松封建纲常伦理的灌输。总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它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也表现了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需要，为在中国发展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
1.容闳容闳（1828-1912年），广东香山人（今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国留学事业的先驱。少入澳门马礼逊学堂。1847年赴美留学，后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1855年回国，旋投入洋务运动。1868年，他向清政府提出选派幼童出洋留学。1870年被任命为留学事务所副监督。1872年奉命率学生30人赴美留学，任学生监督，兼任驻美副使，长期驻美。这一事件史称“中国幼童留美运动”（1872-1881年）。容闳思想紧随时代潮流，资产阶级维新变法，及其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他都给予同情和支持。1912年1月，他曾致函祝贺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月12日，病逝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容闳著有回忆录《西学东渐记》。
2.福州船政学堂的爱国之举在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有不少开明之士认识到，学习西方，但决不能依赖西方，要维护民族自尊自立的地位。福州船政局起步阶段，设备、人才、技术上都只能依赖外人，为了逐渐摆脱这种局面，左宗棠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地将设厂造船和培养人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担任船政局大臣的沈葆桢也一再强调“船政根本在于学堂”，“不重在造而重在学”。船政学堂初创时的教学人员基本上聘自英、法两国。1874年，大批教师和技术人员合同期满回国。以后的教师逐渐中、外兼用，中国教师多为学成留校的早期学生。而船政局也逐渐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地经营，维护了民族利益和尊严。
3.刘步蟾刘步蟾（1852-1895年），福建侯官人，北洋水师高级将领。1867年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入后学堂习驾驶。1881年，刘步蟾前往德国监造、验收铁甲舰定远及镇远。1885年刘步蟾被任为定远管带，官阶为副将。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黄海海战中，刘步蟾指挥作为中国海军主力的定远号与日舰作战，英勇善战，海战后被升为记名提督。1895年2月9日，威海军港即将陷落，刘步蟾为免定远落入敌手，将定远炸沉，然后自杀殉国。获清政府以提督阵亡例抚恤。
1.北洋水师纪念馆该纪念馆位于山东威海刘公岛上。
2.李鸿章故居该故居位于今合肥淮河路步行街中段。
3.福州船政局旧址该旧址在马尾造船厂内，现仅存船政绘事大楼、轮机车间、法国式钟楼、60吨吊车码头，以及水上飞机滑翔的木轨架道等旧迹。
1.留美幼童的历史遗憾19世纪70年代，中国留美幼童没有按计划完成学业而被中途撤回，从本质上说，这次留学活动在培养目标和培养措施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而当时日本正大举开展留学教育，派往英、德、美、俄的留学生络绎不绝。后来日本在文化教育、经济发展、国防实力上超过中国，这与两国对外开放、引进科学技术的不同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2.京师同文馆的论争1866年12月，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科技馆），洋务派提议招收“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和“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得到朝廷批准。这一计划如能得到切实推行，对改变封建士大夫的知识结构，提高他们的近代科技修养将大有裨益，但遭到了守旧派士大夫的公开抵制和攻击，引发了近代以来关于教育改革问题的第一场大争论。顽固派反对道：“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又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按理，奕等人的建议和清廷的支持都表现了对“西学”的承认和吸纳态度，是顺应时势之举，但对于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对“西学”全然不知，正希望或已经通过科举谋取功名的士大大而言，意味着对自身价值的否定，故而坚决反对。在争论过程中，守旧官僚和士大夫们多站在守旧派一边，反对在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
这场争论历时半年之久，在一片反对添设天文、算学馆的声浪中，原准备报考的正途人员退缩了。1867年6月举行招生考试，仅录取10人。由此可见，观念落后、思想陈旧对社会进步的羁绊何等严重。
第三讲维新教育
维新变法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运动，领导这场运动的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他们以教育为救亡图存、兴国富民的根本前提和主要手段，极力主张变科举、兴学校、开民智、全面引进西方的学校制度。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不断深入，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也进入新的发展历程。
一、早期改良派的主张
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了解，洋务派中逐渐分离出来一部分人，他们已认识到洋务派的局限性，产生了初步的改良思想，其代表人物有：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早期改良派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主张，同时也认识到，改革的关键在人才，人才的基础在教育。因此，极力主张改革教育，兴办学校，把办好学校教育作为“治天下之大本”。《学校》上。因此，早期改良派都主张改革封建传统教育制度，其主要思想有以下几个。
（一）全面学习西学
早期改良派多是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他们和洋务派的最大区别在于学习资本主义的内容上。早期改良派不满于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思想，认为西学的内容非常丰富，要求扩大向西方学习的规模和领域，深化学习的层次。他们从洋务活动中体会到，洋务派单纯照搬某些外国的制造技艺是不够的，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更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是早期维新派的典型代表。郑观应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说：“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他强调要重商，学习西方的“恃商为国本”。在政治上，他看到中国之弱是由于“一人秉权于上而百姓不得参议于下也”，《盛世危言》。向往英国式的“君民共主”制度。这就和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所区别，学习的内容更加全面，学习的内涵更加深刻。
（二）改革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在培养人才、选拔人才、推动教育发展等方面曾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随着封建专制的发展，科举考试到明清时期陷入了僵化，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扼杀了人们的科学精神和创造精神。特别是到了近代，科举考试注重经史，尤重八股时文，严重阻碍了西学的传播；科举考试以选取单一的政治人才为目的，不利于培养多类型实用人才。对此，早期改良派指出，科举制度“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造成“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提出科举“必去时文尚实学，乃见天下之真才。”《原士》。
（三）提倡女子教育
早期改良派改革旧教育的另一举措是提倡女子教育。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信奉男尊女卑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世俗观念，因此女子在教育上长期处于不平等地位，女子的教育权遭到剥夺。受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早期改良派最早关注女性的社会地位，认为占人口半数的妇女不读书，不能服务于社会，是“无故自弃其半于无用，”《治平通议》。因此，他们主张应像西方一样允许女子上学读书，这无疑是对传统旧教育的又一挑战。还出现了讨论女子教育的专门作品：郑观应《盛世危言·女教》。
（四）建立近代学制
在早期维新派中，较早勾画出中国近代学制轮廓的是郑观应。他认为传统教育不可能培养出适应近代工商业发展的人才。他主张“无事不学，无人不学”，《盛世危言》。一语道破近代教育多样化、职业化、普及化的特征。在此认识的基础上，郑观应提出仿西制设立小学、中学、大学的三级学制系统，各州县设小学，设于各府省会者为中学，京师设大学。大、中、小学均采取班级授课制，规定学习年限各为3年，以考试的结果为升学的标准。
二、维新教育实践
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改良思潮迅速发展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维新运动。维新派普遍认为改革教育、培养新式人才是实现变法维新的基础，因此，维新教育实践活动便成为维新运动的基本内容。
（一）办学堂培育人才
各种学堂在教学中注重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和传播西学实用知识，倡导民权学说，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开展。维新性质的学堂主要包括两类，第一类是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为培养维新骨干、传播维新思想而设立的学堂，著名的有：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建立的万木草堂，1897年谭嗣同在湖南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这两个学堂注重研究、宣传维新变法理论，倡导民权学说，造就了一大批维新人才。
第二类学堂在办学模式、招生对象、教学内容等方面更接近于西学学制，主要有：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开办的北洋西学堂；1896年又在上海仿北洋学堂而建南洋公学；1897年严复在北京创办的通艺学堂；1897年谭嗣同创办的浏阳算学馆等；1898年梁启超、经元善等人在上海设立的经正女学，作为近代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校，开创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先声。
（二）立报馆宣传变法
维新派通过设立报馆、发行报刊来宣传维新思想。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由汪大燮和梁启超任主编，后成为强学会的机关报，1895年12月又在上海创办《强学报》。之后，各地维新人士开始创办各种报刊，纷纷宣传维新变法思想。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1897年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同年10月唐才常在湖南创办《湘学报》，上海蒙学会创办《蒙学报》等。维新派通过演讲、印发书报等形式传播维新思想，宣传变法主张，扩大了维新变法的社会基础。
（三）建学会扩展力量
维新派试图通过在全国兴办学会进一步广聚人才，最终达到振兴国家的目的。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成立强学会，同年11月又在上海成立强学会。学会通过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设博物馆等多种方法，广泛传播西学，扩大维新力量。1898年康有为在北京成立保国会，康有为起草保国会章程，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之后，各省维新人士相继开始创立了各地学会，比如湖南成立的南学会、广东成立的粤学会、四川成立的蜀学会、浙江的浙学会、陕西的陕学会等，此外还有务农会、算学会、女学会、蒙学会等专业性学会也在各地相继成立，这些社团组织成为推动维新教育活动的重要推动力量，是维新派扩展社会力量、进行维新教育的重要途径。
三、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企图进一步瓜分中国。维新派人士大声疾呼，力陈变法图强。迫于形势压迫，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变法失败，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历经了百天有余宣告结束。在这场“百日维新”中，教育改革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一）设立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是百日维新期间教育方面实行“新政”的重大举措之一，它标志着中国近代最早的国立大学的诞生。早在百日维新之前，曾有人多次议奏兴办京师大学堂，但由于遭到清政府内部顽固势力的阻止而未能实现。1898年光绪皇帝颁布变法诏书，在其一再严令督促下，经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迅速妥议，由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根据本国情形，草拟了《京师大学堂章程》。后经光绪帝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并派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大学堂分设中、西学总教习，聘许景澄为中学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
《京师大学堂章程》共8章54节，有总纲和分论，内容涉及办学性质、教育方针、学生入学、学习课程、教师聘用、机构设置和经费筹措等。京师大学堂的性质既为全国最高学府，也是全国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各地方学堂都归京师大学堂管理。其办学宗旨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大类，学期各3年。这6年课程规划中，西学比重高于中学。1900年，京师大学堂毁于八国联军战火，1902年恢复开办。
（二）废除八股考试，改革科举制度
维新期间，光绪皇帝于7月23日下诏催立经济特科（法律、财政、外文、物理学），考经世致用的学问，以选拔新政人才。经济特科不同于明清的进士科，拟分为6项：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并强调科举考试要以实学实政为主，注重学以致用，科举和现实的联系紧密了。戊戌政变后，虽然一度恢复了八股取士制度，罢经济特科，但八股取士已不再适应社会人才选拔的需要，所以其后不久，清政府不得不再次宣布废除八股取士制度。
（三）讲求西学，建立新式学堂
1898年6月光绪皇帝在《明定国是诏》中宣布讲求西学，要求各学堂在学习中学的同时，兼习西学，呈现出全民西学的局面。之后，光绪皇帝又要求各地方官将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新式学堂。即省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府郡书院改为中等学堂，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地方自行捐办的义学、社学也一律兼习中西之学，民间祠庙也一律改为学堂，并鼓励绅民捐资兴学。中、小学所用课本由官授书局统一编译印行。此外还筹建了一系列专门学堂，在各通商口岸及生产茶丝各省，规定设立茶丝学堂、蚕桑学堂。还筹备设立了铁路、矿务、农务、医学、编译等专门学堂。保护并提倡发展实业，鼓励设置实业学堂，还鼓励自由设立报馆、著书、发明创造等。
维新教育思想对封建教育制度进行了大胆的否定，突破了洋务教育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局限，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教育的存在，有利于传播西方资本主义学说，推动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四、维新派代表人物的教育思想
在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代表人物继承了早期维新派的教育主张，康有为强调教育的作用，致力于通过教育促进变法的发展道路，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改革主张。
（一）康有为的教育思想
康有为（1858-1927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广东南海县人。康有为自幼接受了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奠定了坚实的中学基础。他也较早地接受了西学的影响与熏陶，具备中西交融的知识结构和思想基础。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二月十日，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主张变法。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清朝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翌年，康有为利用进京会试时机，奋笔撰就18万字的《上今皇帝书》，要求废除《马关条约》，并联合赴京会试的各省1300多名举人共同签名，成为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这次运动使维新思想迅速传播，康有为作为维新变法领袖的地位也从此确立。同年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后又多次上书主张效仿日本明治维新，走变法图强之路。1898年1月29日第六次上书得到光绪皇帝的认可，其政治主张成为指导后来百日维新的变法纲领。与此同时，康有为还组织保国会，积极推动变法。维新变法失败后，他被迫流亡国外。清政府灭亡后回国。
康有为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1.重视教育的作用康有为十分重视教育对于社会改良的作用。康有为认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康有为传》。通过中西方对比，他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指出：“尝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在康有为看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强是重视教育的结果。中国之弱，即在于教育的不发达和民智不开。“今日中国之敝，人才乏也，人才之乏，不讲学也。”《万木草堂小学记》。因此，发展教育、开办新学是当务之急。为此他提出教育的目的是“保国、保种和保教。”
2.变科举，废八股康有为认为教育变革首先要变革根深蒂固的科举制度，他认为八股取士是导致读书脱离现实，造成人才落后的重要原因。他指出：八股取士使人不读秦汉以后的书籍，不研究世界各国的情形，从而使官吏不能应变，不能为实事，以至于甲午战争战败后割地赔款。为此，他认为改革科举考试，废除禁锢人才的八股取士，培养和选拔经世致用的人才是改变人才落后局面的重要条件。针对如何改革科举制度，康有为提出：文试要“立废八股”，“罢试帖”，以中国文学、策论、外国科学代之；武试要停止弓刀步石及旗病弓石，用武备学校培养人才等，力图通过改革培养能够挽救清政府危机的当世之用人才。
3.兴办学校，建立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提出了近代学校的系统方案，建议把书院改为学堂，每乡设小学，儿童7岁入学，18岁卒业。小学生学习科目有文、史、算学、地理、物理、歌乐等。每乡设中学，分初、高等两种，各2年。所学科目除继续小学各学科外，增授外国语和实用学科。各省府设专门高等学校和大学，如设立海、陆、医、律、师范各专门学校。京师则创立规模较大的京师大学堂。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向清廷建议：“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力图在中国建立类似于西方的近代学制。
4.《大同书》中的教育理想《大同书》是康有为的代表作之一，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设想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没有私有制和等级制，“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他设想了大同社会的教育是一个前后相衔接的完整的学校体系，从母亲受胎怀孕进入人本院接受胎教起，到婴儿出生后进育婴院，再进入慈幼院，然后6岁时入小学院，依次直到进入中学院和大学院。
《大同书》从形式上看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就内容实质来说，主要是以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诸原则，去否定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其中有关教育方面，结合社会变迁比较系统地、全面地描绘了新教育制度的设想，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二）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梁启超（1873-1927年），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出身于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期开始学习中国古代的经史典籍，青年时期开始阅读西学书籍。1891年从师康有为，就学于万木草堂。受其师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1895年，随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参加“强学会”，积极宣传介绍西学，推进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1896年，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大力宣传变法理论，发表《变法通议》。
1.论教育的作用和目的
梁启超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教育是育人、强国的根本。他在1896年发表的《变法通议》中指出：“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梁启超十分重视教育宗旨对于培养国民的重要性。1902年，在他发表的《论教育当定宗旨》中指出封建传统教育之所以失败，洋务教育之所以收效甚微，根源在于教育宗旨的失误，正确的教育宗旨应该是“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
后来，随着梁启超对教育社会功能认识的深化，逐渐把教育的着眼点从培育人才转向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上。1902年2月至1903年11月间，梁启超撰写了《新民说》，从世界各民族竞争的大趋势来探讨中国国民性改造的重要意义，“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把培养“新民”作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还发出了“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的呐喊，把教育看做是振兴民族精神、铸造新国民的最重要的途径，从而推动了近代中国“教育救国”社会思潮的进一步深化。
2.论改革科举，兴办教育
梁启超受康有为思想影响，对科举制造成的人才贻误深恶痛绝。他在《变法通议论科举》中，深刻地批判了以八股为中心的科举考试制度，认为八股取士制“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因此，他断言：“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
在主张废八股、变科举的同时，梁启超还极力倡导兴办学校，培育人才。他在1896年发表的《变法通译·学校总论》中指出：“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1902年，梁启超撰写《教育政策私议》，主张仿效日本的教育制度，根据儿童的年龄特征，来建立中国的近代学校系统。他把学校教育分为四个时期：5岁以下为幼儿期，受家庭教育和幼稚园教育；6-13岁为儿童期，受小学教育；14-21岁为少年期，受中学教育或程度相当的师范教育及各种实业教育；22-25岁为成人期，受大学教育。他提出了从幼稚园到大学院完整的教育体系，而且是以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作为教育阶段分期的依据，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3.论儿童教育、女子教育、师范教育
梁启超在《变法通译·论幼学》中明确提出“人生百年，立于幼学”，他提倡为孩子创办新式学校，在新式学校里，教育内容要丰富多彩，教育方法要适合儿童的年龄特征，他还建议编辑一套蒙学书籍，符合儿童的身心特点。同时，他亲自为儿童拟订了一个教学程序表。
梁启超从“男女平等”的立场出发，积极提倡兴办女学。1896年他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译·论女学》一文，阐发了发展女子教育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中国女子教育的落后是导致中国贫弱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以美国、日本为例，说明女子不仅可以受教育，而且可以与男子一样接受同等的教育，他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变法通译·论女学》。这是已经被证明了的世界公理。因此，他极力主张废缠足，提倡妇女解放，并亲自开创了办女校的实践，1898年，梁启超在上海积极参与了中国第一所女学——经正女学的筹办。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较早提出设立师范教育的教育家。1896年，他在《变法通译·论师范》一文中专门论述了师范教育的问题。他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教育发展中认识到了师范教育的重要性。
他说师范教育是“群学之基”，师范教育是整个教育质量提高的基础与保证。基于此，他力倡师范教育，并把师范教育纳入教育体制设计中。
（三）严复的教育思想
严复（1854-1921年），原名本初，后改为宗光，字又陵，福建侯官人。清末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他14岁到福建船政学堂学习，后又到英国留学，毕业于格林尼茨海军学院。回国后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总办，甲午战争后，深感国势日危，先后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抨击封建专制，主张向西方学习，参与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如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上海复旦公学等。1895-1898年翻译了赫胥黎名著《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唤起国人“救亡图存，自强保种”，对近代思想界影响极大。1897年严复主办《国闻报》，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1905年协助创办复旦公学，为第二任校长。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任首任校长。严复是维新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革新教育的先驱。
1.论教育救国
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严复认为一个国家兴衰存亡的主要原因在于自身实力状况。中国之弱，就是因为民智闭塞、学术空疏，缺乏竞争的总体实力，救国的唯一良方是“开民智”。他对当时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持低调估价，认为“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以国人素质之低下，即使搞改革，也只能是除去一弊害又会表现为另一弊害，终究没有希望。所以，“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侯官严先生年谱》。
严复是中国近代从德、智、力三要素出发构建教育目标模式的第一人，并从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优胜劣汰的国际竞争形势对这一教育目标模式进行了论证。他认为德、智、力三者是衡量一个人、一个民族人种水平高下的标准。要振兴中华民族，就必须从提高国民这三方面素质入手，全面提高国人的素质水平。他由此提出了三育救国论：“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原强》。严复试图通过三育来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以实现救亡图存，这在当时具有启蒙作用，对于后世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反映了他对教育作用的高度重视和评价。
2.变科举、兴西学的主张
严复认为维新变法的当务之急，就是变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取士。在《救亡决论》中，他详细分析了八股式教育的三大弊端：其一曰“锢智慧”，束缚人们的思想，使人自幼起就为以后写八股文章作准备，不懂经世实事；其二曰“坏心术”，士子为了科举及第，猎取功名，寡廉鲜耻，坏风盛行；其三曰“滋游手”，八股取士多造“游手之民”，“无所事事”，易“为乱、为贫、为弱”。严复进一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剖析。他认为这些旧学都是“无实”、“无用”而又无补于救亡的。《救亡决论》。因此，他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学说，并身体力行，通过译著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的学术文化。他提倡多办学校，可以仿照西方国家实行义务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并提出了系统地构建学校教育制度的设想。他还负责和创办了多所新式学堂，如长期负责北洋水师学堂，创办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上海复旦公学等。
3.论学习西学
严复熟悉中西文化，通过考察中西文化的不同，对教育内容提出了独具特色的见解。他主张彻底学习西方，改革旧的教育内容。严复对教育内容的选择一方面基于对封建旧式教育的批判，另一方面基于对西学的认同。严复认为要培养全面发展的新式人才首先要摒弃中学。因为中学把知识分子禁锢于故纸堆中，闭门修养，脱离现实，不问政治，不关心国家兴亡。正是由于中学的局限性限制了国家教育的发展，使国家落后于西方。因此要救亡图存必须全面学习西方的教育内容。
严复崇尚西方文化，尤其是自然科学，他认为自然科学不仅为实业所必需，且对于改变中国人唯书、唯上、唯古、不唯实的习气大有裨益。他将西学分为格致、群学、外语。他主张学习西学是全面的学习，要突破洋务派只学格致的局限性。严复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中西之学各有其体用，他强调要从整体上来看待和学习西学。
1.从维新时期的南洋公学到今天的交通大学
1896年，盛宣怀在上海设立南洋公学，这所学校最早采取西方近代学校体系的形式，分初、中、高等级，相互衔接，并按年级逐年递升，具有近代三级学制的雏形。1905年划归商部，改名为高等实业学堂；1906年改隶邮传部，更名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学校改名为南洋大学堂；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划归交通部管理，遂更名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21年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平铁道管理学校、北平邮电学校合并成立交通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发展战略的需要，国务院决定1956年交通大学的主体内迁西安。1959年定名为西安交通大学，并被列为全国重点大学。
2.孙家鼐
孙家鼐（1827-1909年），清安徽寿州人。咸丰状元。1864年提督湖北学政，后屡充考试试差阅卷大臣。1876年，与尚书翁同龢同任帝师。甲午战起，力言“衅不可启”，主张妥协。1895年，列名北京强学会。1896年主持官书局。1898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管理京师大学堂。戊戌维新时，反对维新派。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逃往西安。后授礼部尚书，任体仁阁大学士，历转东阁、文渊阁大学士，晋武英殿大学士，充学务大臣、政务大臣等。1907年，任资政院总裁，参与“立宪”事宜。
3.时务学堂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创办的学堂。谭嗣同等发起，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0月在湖南长沙开办，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的赞助。熊希龄任提调（校长），梁启超和李维格分别任中、西文总教习，唐才常等任中文分教习。先后招考3次，共收学生200多人。教学明白维新变法旨意，放言论说民权民主学说，后遭到顽固派攻击，开办数月被迫停办。戊戌政变后改为求是书院。
4.《时务报》
1896年8月在上海创刊，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创办。旬刊。中国人办的第一个杂志。以变法图存为宗旨，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保守。由于议论新颖，文字通俗，数月之内，销行万余份，对推动维新运动起了很大作用。1898年8月8日停刊，共出69期。
5.《国闻报》
清末维新派的报刊，日刊，严复主编。1897年10月26日创刊于天津。刊登国内各省要闻，同时译载重要政论及名著，如连载严复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等。在维新运动中影响很大，成为维新派的重要宣传工具，与上海《时务报》分掌南北舆论界的领导地位。戊戌变法后遭清政府查办，1898年12月被迫停刊。1900年一度复刊。
6.强学会
近代维新运动的第一个学会，1895年8月在北京成立。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推举康有为起草强学会序和章程。强学会每3天开一次会，讨论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形势，鼓吹变法自强的道理。强学会的活动引起顽固派的嫉恨，他们上奏弹劾强学会，迫使康有为于10月17日离京南下。康有为到上海后，1895年11月成立了强学会分会，还出版发行了《强学报》。强学会的成立，促进了维新思潮的发展传播。它的活动也引起了顽固势力的恐慌，1896年1月被查封，《强学报》也随之停办。
1.薛福成故居。江南第一豪宅——无锡薛家花园，坐落于无锡市中心闹市区，占地面积2.1万平方米。当年光绪皇帝御笔亲题的蓝底金字“钦使第一”竖匾仍悬挂在薛府将军门门额之上。薛福成故居始建于1890年，建成于1894年，保存下来的建筑有160余间，建筑面积达6000平方米。2001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郑观应故居。该故居位于广东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坐北朝南，为硬山式砖木结构，前后两进，中间天井加盖改为住房，面积约204.5平方米。该故居为郑观应于1903年出资为其父郑启华而建。
3.佛山康有为故居。该故居坐落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丹灶镇银河乡苏村，清代民居建筑，为一厅、二廊、二房布局，故居面积81平方米，是一座典型的珠江三角洲清代农村住宅形式。1996年11月康有为故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梁启超故居。该故居位于广东省江门市新会茶坑村，坐落在美丽苍郁的凤山下，鱼塘、水网、沃野田畴环绕四周，大榕树、石板巷、青砖房有序分布，往来皆村野乡民，真淳古朴，这里是梁启超出生和少年时期生活、学习的地方。
5.谭嗣同故居。该故居位于湖南省浏阳市城内北正街90号。故居始建于明末，现保存有谭嗣同的书房、卧室、会客厅等，是读书会友，寻求救国真理，从事维新变法活动的地点之一。现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谭嗣同烈士纪念馆，位于浏阳市才常路89号。
6.万木草堂旧址。该旧址位于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四路长兴里3号。原为邱氏书屋，中法战争后是康有为讲学之所。宽15.8米，深35.3米，面积663平方米，为3间3进、2天井、硬山顶、青砖的祠堂式建筑。现为街道工厂。1983年公布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1.经正女学的短暂命运
1898年，经元善等人在上海设经正女学，又称“中国女学堂”，是近代第一所国人自办的正规女子学校。经正女学教师和管理人员皆聘中外女士担任，课程分中西两大类，中文课程授中国传统女性读物如《女孝经》、《女论语》、《女诫》及女红、绘画、医学等，西学课程有英文、算术、地理、体操等。经正女学创办仅一年多，即于1900年停办。经正女学始末说明中国封建传统意识的顽固，新事物生长十分艰难。
2.京师大学堂的早期陈腐
1898年戊戌政变后，京师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为由继续筹办，当年11月开学。正式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仅设有仕学院及附设中小学堂，其封建性明显。学生不到100人，分为“诗”、“书”、“易”，“礼”四堂。所招收的学生，完全是五品到八品的官员和举人，学生在学堂被称为“老爷”，封建等级性非常浓厚。戊戌政变后，恢复八股取士，大学堂又被学生当成了科举准备的场所。
1.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郑观应
2.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康有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