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桓朱然出击，却被刘备打得大败，困于夷陵，急忙派人向孙权求救。孙权大惊，急召文武商议。
张昭说：“现在老将多已离世，但健在者还有十余人。不如派韩当为正将，周泰为副将，潘璋为先锋，凌统为断后，甘宁为救应，再起大兵十万，以解夷陵之围，抗击刘备。”
孙权依言下令。此时甘宁身患痢疾，但国难当头，不得不振奋精神，勉力出征。
两军交接，韩当对刘备说：“陛下已为帝王之尊，为何轻出临阵？倘若有个闪失，后悔晚矣！”
刘备大怒，骂道：“汝等吴狗，伤朕手足，誓不同天地共日月也！”
刘备将江东诸人称为“吴狗”的这一句骂辞，是“非人化偏见”典型体现。所谓“非人化”，是指将处于敌对状态或存在蔑视偏见的外群体及其成员异化为非人的生物，从而为自己的攻击或凌辱提供充分的心理支撑。
人类虽然日趋文明，但“非人化偏见”自有历史以来，一直不绝如缕。
比如，二战中的日本人自认为是人类生命中最高级的人种。他们将英美两国的领导人刻画成头上长角、青面獠牙的怪物。而加入同盟国的澳大利亚的将军布莱米爵士告诉在太平洋战场作战的士兵：“你们的敌人（指日本人）……是人类和猴子的杂种。我们必须消灭这些有害的东西。”曾经获得新闻界最高奖项普利策奖的美国战地记者欧内斯特·派尔曾经写道：“日本人被看作某种比人类低等、令人厌恶的东西，如同老鼠蟑螂。”
实际上，非人化并不是一种言说方式，而是一种思维模式。当这一思维模式被推至极端时，施害者就会摆脱所有的道德束缚，制造出惨绝人寰的悲剧。
比如，希特勒多次称犹太人是一种细菌疾病，称赞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细菌的发现者）和德国科学家罗伯·科霍（肺病病菌的发现者），为德国人战胜犹太人提供了科学的根据。他还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发现犹太病毒是迄今世界最大的革命之一。我们现在的斗争和上个世纪巴斯德和科霍所进行的斗争是一样的。犹太病毒曾造成了多少疾病！只有消灭犹太人，我们才能恢复健康。”
将犹太人视为“病毒”，自然就能彻底泯灭身为人类的怜悯同理心。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中，有一场的受审对象是20位医生和3位管理人员。他们根据希特勒的要求，用毒气杀死了约20万犹太人，还对几千位所谓的犹太、苏联、罗马吉普赛和波兰战犯施行了残忍的医学实验。主诉检察官难抑沉痛地说道：“对于谋杀他们的人来说，这些可怜的受害者连人都称不上……他们遭受的待遇连动物都不如。”
刘备曾经与东吴并肩作战，共抗曹操，又曾与东吴结亲，情好日密，但此刻却将东吴之人成为“吴狗”，显见其内心的偏见与仇恨都已达到无可逆转的顶峰。
刘备挥师猛攻，韩当周泰不能抵挡，大败而退，只杀得吴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东吴大将甘宁正在船上养病，忽见蜀兵大至，急忙奋起迎敌。随同刘备一同出征东吴的蛮王沙摩柯勇不可当。甘宁心怯，不敢力敌，急忙撤退。不料却被沙摩柯一箭射中头部而死。
刘备大获全胜，顺利攻占猇亭。韩当周泰收聚残军，分头把守。当初擒获关羽的东吴部将马忠则带着糜芳、傅士仁屯守于江渚。
糜芳与刘备本是郎舅之亲，因与关羽不和，在东吴谋士阚泽的劝说下，与傅士仁一起投降了东吴。刘备的接连大胜让跟随糜芳一起投降的军士们害怕不已。这些军士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议论说：“我们本是荆州之兵，因为中了吕蒙的诡计，导致关君侯丧命。现在刘皇叔御驾亲征，势不可挡，东吴早晚被灭。刘皇叔痛恨的人，不过是糜芳傅士仁，我们为什么不杀了这两个人，回归刘皇叔部下呢？”军士们随即开始商量如何寻找时机行事。
这些议论正好被糜芳无意中听到了。糜芳大惊，急忙与傅士仁商量。
糜芳说：“军心大乱，我们俩恐怕性命难保。现在刘皇叔最恨的人，应该是马忠。我们为什么不杀了他，拿着他的首级去献给皇叔，然后辨明我们是不得已投降的，请皇叔宽宥。”
糜芳因为担心部下军士会杀害自己而不得不思考自保之策。有意思的是，他的应对思路竟然与那些军士如出一辙。军士们将自己的投降之责推到糜芳傅士仁身上，而糜芳也将洗脱污名的希望寄托在杀掉马忠上。
这样的思维模式，叫做“自利性归因”，即人们往往将成功的原因归功于自身，却将失败的责任推诿给他人。
傅士仁听了糜芳的话，内心颇为犹豫，说：“恐怕不行吧。我们罪孽深重，恐怕刘皇叔不会宽宥我们的。去了就是自取其祸。”
糜芳却很有信心地说：“刘皇叔宽厚仁德，我深有体会。况且现在的太子阿斗是我的亲外甥。皇叔念在我与他有郎舅之亲，必定不会加害我们的。”
糜芳这么想，倒也并非毫无根据。当年关羽投降了死对头曹操，后来回归后，刘备毫无芥蒂，依然对他亲如手足。这一次刘备起大兵伐吴，更是为关羽报仇而来的。
但是，糜芳却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已经陷入了“期望第二定律”的泥沼里了。人们往往倾向于将一些模棱两可的事件或行为已一种符合自己期望的方式进行解释。
糜芳满心希望刘备能够原谅自己而脱离困境，所以只看到刘备的宽仁性格。但时移世易，刘备已经不是当初的刘备了。
这其实可以从刘备痛斥东吴之人为“吴狗”中一见端倪。除非有极特殊的情况发生，人们一般是不会原谅被自己“非人化”的外群体的。同时，根据叛徒效应，人们往往对背叛了原有关系所设定的责任与义务的人加倍痛恨。刘备已然将降吴的糜芳傅士仁划入“吴狗”的范畴了，怎么会轻易放过他们呢？
傅士仁虽有疑虑，但同样也在“期望第二定律”的驱使下，相信了糜芳的话。这两人在事关自身安危的决策上，一向是当机立断的。他们立即行动，刺杀了马忠，一如他们当年投降东吴那般干净利落。
糜芳傅士仁拿着马忠的首级，去见刘备，哭诉道：“我等二人，实无反心，只是误中吕蒙诡计，以为关君侯已死，不得已而投降。今天知道圣驾前来，特意杀了马忠贼子，以雪陛下之恨。还望陛下宽宥我等之罪。”
刘备大怒道：“朕自成都出兵，已有多时。你们两人为什么到此刻才来请罪？显见是情势危急，才来巧言令色，妄图保住狗命。朕若是饶了你们，到了九泉之下，有何面目去见我二弟？！”
刘备说完，下令在营中设立关羽灵位，吩咐关羽之子关兴将糜芳傅士仁二人千刀万剐，与马忠的首级一起祭奠关羽英灵。
关兴立即依言而行。张飞之子张苞见关兴已报父仇，想起自己的杀父仇人范疆张达依然逍遥法外，不由泪如雨下。
刘备见状，连忙安慰张苞说：“贤侄不要伤心，朕当扫平江南，杀尽吴狗，必当擒杀范张二贼，为你父亲报仇！”
在这句话中，“吴狗”再一次从刘备的嘴中吐出！可见此时的刘备已经杀红了眼，再也不可能收手了。
再说韩当周泰将败讯以及糜芳傅士仁之死一一急报孙权。虎将甘宁的阵亡尤其让孙权又惊又痛，他的恐惧感再度发作，只好聚集文武商议对策。
步骘不知不觉中也踏入了“自利性归因”的轨道，说：“刘备所恨之人，不过是吕蒙、马忠、糜芳、傅士仁等人。关羽就是死在这些人手上的。现在，这些人也都已经死了。只有范疆张达二人，是行刺张飞的凶手。不如将这两人擒了，再加上张飞的首级，派使者送给刘备。然后再答应刘备将荆州归还，并送归夫人，两家言和，共图灭魏。如此则刘备可退，江东可保也。”
孙权见刘备势不可挡，早已心怀畏惧，再加上他此时对“忍辱负重”的领会也更为深刻，当下同意了步骘的建议，下令将范疆张达收入囚车，派程秉为使者，去猇亭求见刘备。
刘备见东吴自动将范疆张达送上门来，当下毫不客气收下，令张苞像关兴一样处置二贼。但是，刘备却不顾马良等人的劝谏，根本不同意与江东讲和。
刘备说：“孙权是我切齿仇恨之人，今天与他和议，就是辜负了当初的桃园盟誓。我要先灭吴，再灭魏，就像当初汉武中兴那样。我要斩了吴国使者，以示与吴国誓不两立！”
程秉吓得半死，幸好有多人劝谏，刘备这才放过了程秉。
程秉逃回东吴，将刘备的决绝之意报知孙权。孙权听了，默不作声，心中却波澜激荡。他虽然害怕刘备的蛮不讲理，但任何一个人在被逼到墙角的时候，都会奋起反击。“玉女心经”并非只是前两句的““卑辞求欢，虚与委蛇”，更重要的是后两句的“静候时机，反戈一击”。
那么，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反击的最佳时机了呢？
……
心理感悟：言辞是心灵的秘镜。
非人化偏见将处于敌对状态或存在蔑视偏见的外群体及其成员异化为非人的生物，从而为自己的攻击或凌辱提供充分的心理支撑。
自利性归因人们往往将成功的原因归功于自身，却将失败的责任推诿给他人。
期望第二定律人们往往倾向于将一些模棱两可的事件或行为已一种符合自己期望的方式进行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