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天命这事虽然有点难，但办法还是有的，只要到书中去找就是了。
在孙权之前凭空称帝的最典型例证就是汉高祖刘邦。刘邦出生草根，毫无根底，为了让世人相信天命在他，他炮制了不少异兆祥瑞。
比如，刘邦说自己左边的大腿上有七十二颗黑痣。他还将自己夜斩白蛇的故事包装成赤帝子斩白帝子的传奇。他的老婆吕雉也帮着他造势，说刘邦所在的地方，天上有五色云。只要看到五色云，就能随时找到因避祸而啸聚芒砀山中的刘邦。
刘邦之后的王莽，为了证明自己是天命所归，大肆利用谶纬之说，各种符命、图书，层出不穷地“涌现”，直到将王莽拱上帝位。
王莽之后的刘秀，也利用王莽这一套手段，充分利用“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这一类的神秘预言，成功地完成了从平民到皇帝的大变身。
孙权是读过书的，当然能想到这些办法。东吴的群臣，也是读过书的，当然也能想到这些办法。
上有所好，下必行之。当孙权种种的行为表露了他的心思后，群臣中的“积极分子”投其所好，立即开始了舆论运作。
三十年前汉献帝兴平年间流行的童谣首先就被翻出来了，并再度传唱：“黄金车、班兰耳，闿昌门，出天子。”（闿昌门是吴都的西门）。三十年前，孙策还好好活着，孙权刚刚十八岁，正享受着无忧无虑的贵族生活。当时，根本没有人将这首歌谣当一回事。但是，三十年后，在“别有用心”的东吴群臣的全新解读下，这首歌谣揭示了天命早有安排，因为一年后，孙策就猝然去世，而孙权就此踏出了称帝的第一步。
东吴群臣的这一思维模式是“验证性偏见”的典型体现。所谓验证性偏见，就是将各种信息、行为、事件以符合既有定见的方式解读出来。
随后，有人相继报告武昌出现了黄龙，夏口出现了凤凰。这些事件自然也都落入了“验证性偏见”的血盆大口之中。
既然吉兆祥瑞频频出现，天命所归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孙权做足了称帝前的预热，于是将此前的“黄武”年号改为“黄龙”，然后趁着诸葛亮发动第三次北伐，魏国全神戒备之际，在武昌举行了郊祀大典，发布告天文书，正式登上了他这一生的巅峰位置。
孙权当皇帝，距离曹丕和刘备称帝已经整整过去了八年。孙权没有急于和曹刘抢时间，而是用无比的耐心，甚至在刘备和曹丕先后离世后依然一忍再忍，将示弱胜强的策略发挥到了极致，终于等来了最有利的时机。
一个能够延迟满足自己欲望的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多少人在诱惑面前，丝毫不顾及客观情势的轻重缓急，迫不及待地就扑了上去，结果往往是碰得头破血流。而孙权抵制住了延迟折扣的冲击，一直将甘美的果实留到了最适于品尝的时刻。这是非常值得后人学习的一大战略美德。
而孙权的谨慎还不仅于此。他并没有大肆宣扬自己登基当了皇帝，而是采用了更为隐晦的“正尊号”的说法。
孙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实际上是对“重新定义策略”的精妙运用。所谓“重新定义”，其实就是在不改变某一概念、名目的实质内涵的前提下，采用另外的辞藻，以达到缓和矛盾、消融排斥、预防冲突等目的。
孙权早在七年前就已经自建年号“黄武”，这是他为最终称帝而实施的一个试探性举措。当时他主要是担心会激怒魏国。因为他的吴王是曹丕册封的。而当吴蜀再次结盟，明确将魏国当作共同的敌人后，孙权称帝后的主要担心就是蜀国的不满。因为蜀汉以继承汉祀为合法性来源，如果孙权自行称帝，就是对这一基本原则的背叛。孙权绝不想在与魏国彻底交恶之后，又与蜀国闹翻，以免出现两面受敌的危险局面。
所以，孙权要利用大家均未提出异议的既定事实（自建年号“黄武”），将自己的称帝包装为“正尊号”（改用年号“黄龙”），以此微妙地宣布：我早在七年前就已经是皇帝了，现在只不过是补办一个手续而已，请大家（尤其是蜀汉）不要大惊小怪。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孙权还精心编撰了他的告天文书。
在告天文书中，孙权首先痛斥了曹氏父子篡夺神器的罪恶之举，以此宣告曹魏政权不具备任何合法性。在此基础上，孙权进一步声称“汉室已绝祀于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自己“畏天命，不敢不从”，来当这个皇帝。这是宣告自己称帝的合法性。这句话是必须要说的，但这样一说，等于是说现在天下没有皇帝。那么，两个正在当皇帝的皇帝（曹叡和刘禅）当然要奋起而反击的。为了不引发蜀汉的剧烈反应，孙权只是痛斥曹魏，而对蜀汉一字不提，以表示对蜀汉称帝的默认。
孙权称帝后，按照惯例，追尊父亲孙坚为武烈皇帝，母亲吴氏为武烈武皇后，并追封长兄孙策为长沙桓王。同时，那个屡屡被曹丕追索的儿子孙登，也被立为太子。
办完了这些事情后，孙权毫不迟疑，立即派出使者前往蜀汉，明确提出了“并尊二帝”的主张，把包袱扔给了蜀汉。
孙权虽然担心自己的称帝会导致蜀汉的不满，但他并不因为这种不满的存在而改变心意。这是他的坚毅之处，也是他的强大之处。当然，他也做好了最坏的应对打算。
蜀汉的反应充分说明孙权在称帝上的谨慎从事绝非多余。
孙权“并尊二帝”的主张在蜀汉群臣中引发了激烈的反应。大家群情汹汹，相互激发，在“群体极化”的作用下，高度一致地要求立即与东吴断绝联盟关系，公开声讨孙权的逆篡恶行。
问题最终汇聚到了诸葛亮手里。
诸葛亮深思熟虑后，做出了最后的决断。
在诸葛亮的战略规划中，讨伐魏国，兴复中原才是第一要务。这和刘备的临终嘱托以及诸葛亮的人生梦想是高度一致的。如果因为孙权称帝而与之断绝，蜀汉也将面临两面受敌的困境。以蜀汉仅仅占据一州（益州）的资源与实力，显然无力支撑双线作战。而如果承认东吴称帝，延续蜀吴联盟，就可以继续对魏国保持压力。
所以，诸葛亮认为，蜀魏矛盾才是当前的主要矛盾。只有优先解决了这个矛盾，才有可能来处理蜀吴矛盾。由此亦可反证，孙权在称帝时机的把握上是何等的英明正确！
诸葛亮对于形势这样的认知与判断，充分展示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高度灵活性。而灵活性正是解决复杂问题的强力手段。僵固不化者，往往会落入矛盾的陷阱而无从自拔。
但是，诸葛亮做这样的决定，也要冒极大的内部群体压力。为了确保自己的决断能够一锤定音，诸葛亮特别搬出了刘备。刘备这一生最擅长的就是“应权通变”。即便是兵败夷陵之后，刘备困守白帝城，虽然依然充满了对孙权的愤怒，但还是率先派出了使者去与东吴联络，以图自保。
诸葛亮借助先帝的权威以及自身的威信，终于说服了群臣，不但没有反对孙权的称帝，而且还派出陈震当使者，前往东吴祝贺！
诸葛亮这个决定，是审时度势后的必然选择，甚至可以说是无奈之举。但孙权对此却十分激赏！他预料中的最坏局面根本没有出现，而是出现了最好的局面。这等于是在孙权最需要的时候，给了他最有力的支持。就因为这一件事，孙权终其一生对诸葛亮都保持了高度的尊敬与感激。五年之后，诸葛亮在五丈原黯然离世。孙权下令，吴国全国为他举孝。同时，孙权还将对诸葛亮的这份感情转化为对吴蜀联盟的坚定维护。每当东吴群臣中出现对蜀国不利的言论或动向时，孙权绝无动摇，甚至说出了“朕为诸君破家保之”的决然之语。
陈震来到武昌后，孙权龙颜大悦。在孙权的主导下，吴蜀两家商定，合力破魏，中分天下。具体地说，就是将魏国的地盘分成两半，豫州、青州、徐州、幽州归吴国，兖州、冀州、并州、凉州归蜀国。京都洛阳所在的司隶之州，则以函谷关为界，关东部分归吴国，关西部分归蜀国。
吴蜀达成了这个协议后，孙权不由沉浸在美好的想象中。是啊，茫茫人海，万千生灵，又有几个人能够攀到皇帝之位这一个终极巅峰呢？而孙权才刚刚四十八岁，正是年富力强的黄金年华。在这个年纪上，刘备还在荆州寄人篱下，几无立足之地，而孙权却已经成了君临江东的皇帝。他踌躇满志，想要开创更大的基业。他主动向蜀汉提出中分天下，正是雄心壮志的外露宣示。
但是，一个人在攀上顶峰，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后，其性格中的阴暗面往往会不加掩饰地暴露出来，甚至在权力催化剂的作用下，变本加厉，以致于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孙权到底能不能摆脱这一人性的桎梏呢？
……
心理感悟：时机是解决合法性问题的关键要素。
验证性偏见将各种信息、行为、事件以符合既有定见的方式解读出来。
重新定义策略在不改变某一概念或名目的实质内涵的前提下，采用另外的辞藻实施重新包装，以达到缓和矛盾、消融排斥、预防冲突等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