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比较系统地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实事求是地认识“大跃进”以来实际工作和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并做了自我批评。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做自我批评，并分别讲了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克服目前困难的主要办法。这次大会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积极成果。会议对缺点错误采取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会后，国民经济和政治关系等方面的调整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国民经济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
3.“左”倾错误继续发展
经过七千人大会前后将近两年的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是党在政治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而且还在发展。
50年代末到60年代前期，世界上各种力量发生新的分化和改组，局势出现动荡。随着中苏之间的分歧扩大以及中美之间的斗争加剧，中国周边的国际形势日趋紧张。这使党认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包围中国，也影响党对国内形势的估量。
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观点的批评和对国内形势的观察，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强调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会议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标志着党在这个问题上“左”的错误再度严重起来。
4.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八届十中全会后，针对农村干部中存在的多吃多占、账目不清等现象，在部分农村和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干部受到不应有的冲击。
“左”的错误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五、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和10年建设成就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政治上“左”的错误虽有进一步发展，但总体上还没有对经济调整工作产生重大干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放在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从1961年到1965年，经过5年调整取得明显成效。从1966年开始将要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第一次郑重地向全国人民宣布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这个宏伟的任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没有能够按计划付诸实施。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10年，是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10年。其间，虽然遭受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我国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是在这个时期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10年工作中的主导方面。
1.10年探索取得的巨大成就
工业建设方面，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3倍。棉纱、原煤、发电量、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很大增长。石油工业的发展尤其突出，到1965年已经实现原油的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原子能、航天等一批新兴工业逐步建设起来，初步改善了工业布局，形成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铁路、公路、水运、航空、邮电等事业都有较大发展。10年新修铁路8000公里，全国除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了铁路，宁夏、青海、新疆等第一次通了火车。
农业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大规模展开，并逐步收到成效。全国农用拖拉机产量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
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高等院校毕业生近140万人，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科学技术工作取得比较突出的成果，国防科学技术的进展最为显著。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也取得突破性进展。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这些成就集中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达到的新水平。
这一时期，涌现出像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大庆石油工人王进喜，解放军战士****，科学家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等先进人物。
2.钱学森
钱学森（1911-2009），浙江杭州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均以钱学森同志的名字命名。
他的科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应用力学、航天与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系统工程、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等方面。他的主要著作有：《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讲义》、《星际航行概论》、《论系统工程》、《关于思维科学》、《论地理科学》、《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创建系统学》、《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钱学森论火箭导弹和航空航天》等。
他的个人名言主要有：“我姓钱，但我不爱钱”；“我在美国前3、4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党和国家给我的荣誉已经很高了，不要把荣誉都堆到一个人的头上，务必将这一荣誉授给别人”；“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伟大国家”。
3.李四光
李四光（1889-1971），湖北省黄冈人。中国著名地质学家。首创地质力学。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
早年的李四光先后在日本和英国留学。学成后决意回国效力。从1920年起，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1949年，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5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60年代以后，他尽管病了还在工作。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他的个人名言主要有：“我是炎黄子孙，理所当然地要把学到的知识全部奉献给我亲爱的祖国”；“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它要靠许许多多人民的劳动和智慧积累起来”；“真正的科学精神，是要从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出来的。真正的科学成果，是要经得起事实考验的”。
4.钱三强
钱三强（1913-1992），浙江省湖州市人，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参与了“两弹一星”的研制。
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赴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获博士学位，1946年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1948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北平研究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后改为原子能所）所长、计划局局长、副秘书长，二机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1992年逝世。
钱三强是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50年代他领导建成中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以及一批重要仪器设备，使我国的堆物理、堆工程技术、化学放射生物学、放射性同位素制备、高能加速器技术、受控热核聚变等科研工作，都先后开展起来。在苏联政府停止对中国的技术援助后，他一方面迅速选调一批优秀核科技专家去二机部，直接负责原子弹研制中各个环节的攻坚任务，一方面会同中国科学院有关领导人，组织联合攻关，使许多关键技术得到及时解决，为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重要贡献。早在1960年，他就在原子能所组织中子物理理论与实验两个研究组开展氢弹的预研工作，为氢弹研制作了理论准备，促成了中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仅两年零八个月，就研制成了氢弹。
第八节 十年“文化大革命”内乱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全面内乱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10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大事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全会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对于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问题作了有严重错误的规定。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红卫兵运动对社会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坏，引起各地党组织和许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但是，这种不满和抵制当时却被认为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月初，党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造反狂潮全面扩展到工农业领域。
随后，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中央文革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矛头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社会上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和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国家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1967年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大权。这场夺权斗争得到充分肯定。1月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一月革命”风暴。夺权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收拾，很快发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
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各造反派组织为争权夺利，拉帮结派，争斗激烈，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以致酿成残酷的武斗。1967年夏秋，谢富治、王力、江青等人乘机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文攻武卫”等口号煽动武斗，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这几个月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国家动乱最剧烈、社会灾难最严重的阶段。
为了对混乱状况加以约束，毛泽东号召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并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还批发了多项命令、布告，以制止武斗蔓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这些措施，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对制止局势恶化还是起了一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