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这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起义于9月9日发动，在进攻长沙受挫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当机立断，改变原定部署，决定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坚持武装斗争，发展革命力量。途中，起义部队遭到反动军队伏击，损失数百人，总指挥卢德铭牺牲。当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已不足千人，而且官多兵少，部队思想混乱，组织纪律性差。毛泽东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部队内部实行民主管理。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10月7日，毛泽东率部队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3.广州起义
12月11日，在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的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在敌人的优势兵力的进攻下，起义失败，张太雷和许多同志壮烈牺牲。退出广州的起义军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参加革命斗争，一部分到广西左、右江一带同农民起义军会合。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军民无比英勇的战斗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新的鼓舞。起义的许多领导人和保留下来的武装力量，继续为中国革命事业而顽强战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
除了这三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外，中国共产党还先后领导了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的武装起义。到1928年初，党先后发动近百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有一部分很快地失败了。而一些坚持下来的起义军，大多活动在位于数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偏僻农村地区，这就为后来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这里后，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剿”，并加强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初步建立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部分南昌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同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一部分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进一步壮大了红军的力量。
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代表着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以及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成功实践，不仅为各地起义部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树立了榜样，并且在革命者的心中燃起新的希望。
四、革命运动的复兴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
党的六大后的两年间，出现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大革命失败后似乎已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的斗争，又重新壮大起来了。1929年6月，党员已达到6？9万人，1930年3月，又增加到10万多人。1930年底，党在全国17个省恢复了省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
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从事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使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的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到1929年底，全国赤色工会会员及其影响下的工人群众，共有近4万人。农民抗租、抗粮、抗税的斗争，城市贫民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以及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左翼文化运动、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运动等，也都有所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党中央加强了对各地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领导。这个时期，重要的根据地有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各根据地的党组织抓住军阀混战的时机，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开展游击战争，使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开辟的赣南闽西根据地。
1929年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规定红军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位一体的任务，加强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毛泽东在会上当选为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书记。
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江西兴国县《土地法》。次年春，兴国等县全面展开分田运动。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他们对支援红军进行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有了很大的积极性。
经过艰苦的斗争，到1930年夏，全国已有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经过艰苦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懂得，农村根据地已成为积蓄和锻炼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
五、红军反“围剿”的胜利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
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的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先后粉碎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居民达250万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不久，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1？7万多人在中共地下党员赵博生和进步军官董振堂等率领下，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这期间，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也取得重大胜利。
在各根据地不断发展的情况下，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举行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六、革命运动的挫折
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局势的好转，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先后发生了李立三、瞿秋白、王明三次“左”倾错误。
1931年9月18日深夜，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了进攻，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日本侵华事件。四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亡国惨痛之中。
这以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动。
1932年夏，国民党当局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1932年底，国民党军队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时，毛泽东已被撤销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周恩来、朱德从实际情况出发，指挥红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根据地。但是，临时中央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地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和政策。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的手段，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不利影响。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50万军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这时，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负责军事指挥。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红军陷入被动地位；在进攻遭受挫折后，又采取消极防御方针，实行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这样，战局的发展对红军日渐不利。
1933年11月，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并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这对红军打破第五次“围剿”是一个有利的机会。但“左”倾领导人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最危险的敌人，不肯在军事上同第十九路军进行配合，结果使红军坐失良机。蒋介石在打败第十九路军后，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四面包围。
“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根据地腹地。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根据地，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左”倾错误给党和红军造成巨大损失，导致除陕北以外各根据地的丢失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的严重破坏，这个教训是惨痛的。
方志敏
方志敏（1899-1935），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人。1922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3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时，他激动地写道：“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的引以为荣啊！从此，我的一切，直到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先后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部长、中共江西区委工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农民协会秘书长。1928年1月，参与领导弋横暴动，创建赣东北苏区，领导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先后任赣东北省、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军、红十一军政治委员，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赣东北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式”根据地。
1934年11月初，方志敏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奉命率红十军团北上抗日，在皖南遭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艰苦转战两月余，被7倍于己的敌军重重围困在怀玉山区。他带领先头部队奋战脱险，但为了接应后续部队，冒着雨雪和危险，复入重围，寻找部队，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于1935年1月29日被俘。被俘时，国民党士兵搜遍方志敏全身，除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没有一文钱。他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等不朽篇章。1935年8月，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
七、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四道封锁线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3万多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不满并要求加以改换的情绪愈益明显。一些曾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逐步改变态度。
这时，蒋介石察觉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立刻调兵遣将，等候红军到来。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建议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他的主张得到许多人的赞同。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八、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四次渡过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顺利通过四川境内的大凉山彝族地区，强渡天险大渡河，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山，在懋功（今小金）地区同张国焘、徐向前等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此前，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12月进入川东北，在川东北和陕南地区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权。红四方面军发展到8万多人，川陕苏区成为全国第二大苏区。
会师后，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不久，张国焘却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企图分裂中央和红军。南下红军在作战中伤亡很大，只剩下4万多人。最后，张国焘不得不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
经过艰苦跋涉，中央红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十几个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同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至此，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