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著名的科学家卢瑟福发现了用一个a粒子轰击另外一个原子时，得到一种新原子的物理现象，并由此建立了原子的核模型。在此基础上，人们发现了利用中子的方法，并发现了链式反应，逐步掌握了核裂变这样一种巨大能源的释放方式。
1945年，美国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上空升起的第一朵核爆炸蘑菇云，揭开了人类原子时代的序幕。时隔仅仅6年，美国爱达荷州的国家试验站核反应堆首次发电成功，宣告了人类核能时代的开始。
核能，对当时的我国科学界来说，还是一个无人涉足，完全陌生的领域，犹如一片未被开垦布满荆棘的处女地。
白日有光，夜晚有灯。
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彭士禄，面对当时国内一无资料、二无设备、三无人才的情形下，他抽着呛人的烟丝，整夜整夜地思索着：如何才能从零开始，开创中国人的核动力事业呢？
“我们为什么要了解和开发核能呢？那就是，人类对自然已知的圆圈不断扩大，对自身生存条件越发不满足起来，当他们在一天早晨醒来，猛然发现地球上可供他们支配的能源非常有限时，便深深地忧虑起来。在一次又一次能源危机的打击下，人们在进一步综合利用和合理开采石油、煤炭、枯树，乃至风、水、潮汐、太阳能这类现存的能源同时，开始孜孜不倦地追求起另一种威力无穷的能源来——这就是核能。”
这是彭士禄在给新入所的大学生们讲课时的开场白。
是啊，核能，这在当时人们已知范畴中，它的神秘和威力，让人仰视和不安，它既给人类带来了福音，同时也会带来深不可测的灾难——所以这把双刃剑一出现在地球上，就令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彷徨、欣喜、忧虑……
那么，受尽列强侵略、欺凌、讹诈的中国，面对这样的情形，该怎么办呢？中国需要它吗？中国人能把它搞出来吗？搞出来后能够驾驭它吗？这一连串的问题，摆在中国人面前。
1958年6月，一份标着“绝密”字样、以聂荣臻名义起草的文稿，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辗转通过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批示，秘密下发到了彭士禄所在的原子能研究所。这份文稿，关系到中国海军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未来，这就是当时主持国防工业的聂荣臻元帅关于开展核潜艇研制的报告。
“毛主席说，核潜艇一万年都要搞出来。”1959年，苏联以技术太复杂，中国不具备基本条件为由，拒绝为中国的核潜艇研制提供技术援助，毛泽东豪迈地表达了我国要搞核潜艇的坚定决心。消息传来，彭士禄颇有几分慷慨地对他的同事们说道，“核潜艇的心脏就是核反应堆。没有核反应堆，当然就不会有核潜艇——这对于我们从事核动力研究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以及历史交给我们的一项神圣使命！”
按当时中央的部署，国内有关部门已开始了核能研究的理论探索，根据我国工业基础、生产能力和科学水平的现实，制定了符合我国客观实际的核能主参数、主方案和总进度，同时明确了我国核能的研究开发，首先就要应用于核潜艇！但，在当时谈核色变的氛围里，在中国这块一穷二白土地上，要想搞出核反应堆，搞出核潜艇的心脏来，这是天方夜谭，还是乌托邦似的幻想？
有人打了个比喻，核反应堆是一头猛虎，虽说它从头到尾都是宝，但人们一旦不能驯服它时，它反过来就会张开血盆大口，活活吞噬了你！
已经进入核能领域的彭士禄，他当然了解这头猛虎桀骜不驯的天性和一旦不能驯服的巨大危害。他给同事们讲的世界科技史上的意外事故，令人触目惊心也更令人警醒：1958年，苏联乌拉尔地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的环武器研制机构发生事故，使周围1500平方公里受到放射性反应堆裂变产物的污染；更不用说后来连科技最发达的美国，对核污染也不能说有绝对控制的把握：197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三里岛的核反应堆释放出的放射性气体，几乎酿成一场巨大的灾难；当然更不用说2011年3月，日本地震引发的海啸摧毁了福岛核电站，给国民造成的触目惊心灾难了。
“我们总说要树立民族自尊心。怎么个树法？有人拼命宣传古人的成就，以证明中国人很聪明来树立信心，其实这种做法不一定明智。”彭士禄说，“请问，哪一国的人比哪一国的人笨？确切地说，其实每个国家的人都很聪明；既然都很聪明，我认为宣传现在比宣传过去高明。”
彭士禄所言极是。
“有人说，不少知识分子的性格基因是藤蔓植物，不是攀援权势，就是依附资本——但彭士禄这个人，他既不是藤，也不是蔓，他是个特立独行的科学家，他有着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敢于向权势和资本挑战，更敢于披荆斩棘在无人走过的地方前行。正像许多人赞誉的那样，他是一头拓荒的牛！”与他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战友、著名核动力专家赵仁恺院士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