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大山，莽莽森林。
天全县，位于四川盆地西缘山区。这里，地处二郎山东麓，青衣江侧畔，是红军当年走过并建立政权的地方，这里除了那条连接川滇藏的茶马古道外，还是川藏公路的必经之地。
1958年2月，周开达与100多名四川农学院的师生，来到天全思经乡劳动锻炼。一路爬山涉水，周开达来到这里，走进山沟举眼望去，这里的山，比江津的山要大几十倍；这里的天，要比江津的天小上百倍。一条崎岖险峻的山道，掩映在树丛荒草之中，一头连着山的这边，一头连着山的那边——这里是真够偏僻的呀！
1956年8月，新婚不久的周开达，为响应当时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为提高干部文化素质，抽调一批干部进行学习培训”的要求，他结合自己专业，四川大学农学院，结果遇到改校当年迁到雅安，刚刚空置的西康省行署。当年9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四川农学院农学专业录取。接到录取通知后，他卷起背包，随身携带着几年来在田地里精心培育的几束稻种，告别了父母妻子，来到雅安学习。
雅安，巍巍的蒙顶山在这里耸立，蜿蜒的青衣江从这里流过，虽说它原是西康省的省会，可自从撤省归属四川以后，这里其实只是个边远的小城罢了。
来到学校之前，周开达就怀揣着一个美好梦想，想借用学校的师资力量和科研条件，继续进行他的稻种培育和水稻栽培。可来到这里还没安定下来，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右”斗争就开始了，无一例外，整个学校的师生都被卷入到了这场运动之中。面对无休无止的批判和斗争，周开达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往日学识渊博的老师，怎么突然之间就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往日受人敬仰的专家教授，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被人唾弃的“右派分子”？运动还没结束，1957年底，中央决定，全国知识分子（含在校大学生）都必须分批下放农村劳动锻炼改造思想。
美丽的梦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破碎了——看来书暂时是读不成了，搞试验也暂时没有机会了，周开达只好把从家乡带到学校的稻种封存起来，随着100多名师生来到这大山之中接受劳动锻炼。
时隔几十年，周开达当年的同学、四川农业大学校水稻研究所退休教师田彦华先生是这样回忆当时情形的：
1956年9月初，来自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的270名新生，考进了四川农学院，成为川农独立建院后的首届学生，在偏僻艰苦的雅安开始了大学学习生活。当时，我和周开达不在一个班，和他相识是在1958年2月。
1958年元月底，学院党委决定在全院4个专业抽调120名学生和5名老师（李实蕡教授也在此列）率先下放天全县思经乡民主村等6个地方，成了农村初级合作社的一名新社员，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生活”锻炼达11个月之久。
周开达在农村锻炼这段时间里的一些往事，至今都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1958年，正处于我国“三面红旗”和“大跃进”年代。下到农村后，当年9月初在全国开展大办钢铁运动，特别是在赶超英国的口号下（钢产量每年要达到1500万吨），全国都在修建“土高炉”炼铁炼钢，各地建成数以万计的“土高炉”。天全县以思经乡鱼泉村为重点修建“小高炉”炼铁点。修建“土高炉”要砖块，砖从何来，只能从远离鱼泉村5公里远的民主村搬运。当时没有公路，在崎岖的山路上，全靠人工往返5公里进行搬运。乡政府与指挥部决定抽调农民和川农学生参加运输，并决定参加背运砖块的人，每天至少要往返7到8次（约40公里），一次负重80斤（15匹砖），周开达当时也在运砖的这个行列中。
参加运砖的人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要出发，到天黑了才能收工。有时遇到下雨路滑，任务完不成，还必须打着火把继续搬运。在搬运砖块过程中，别人每天完成指挥部规定的任务后，早已累得趴下了，可周开达为了接受劳动锻炼，改造好自己的思想，他却每天要在那崎岖的山路上往返10次，每次负重100—110斤（约20匹砖），来回行程大约50公里。所以在竞赛的光荣榜上，他天天榜上都有名，并多次受到指挥部的表扬，充分显示他在劳动锻炼中的态度和成绩，成为众多同学学习的榜样。
两个月的大办钢铁，以“得不偿失”而告终，同学们又回到了下放的所在村组农民家参加秋冬播种。到了11月初，当地农村提出了“高产放卫星”的口号，农学专业60位同学全部参加了以“以深耕为中心、亩施万斤肥、小麦亩产超千斤”的试验田劳动。大家每天挖地背肥料，这样的劳动时间有1周左右。在争分夺秒搞竞赛活动中，周开达曾以背草粪（牛粪和青草在牛圈中经牛踩压后的有机肥）创造了在距百米之外的牛圈到试验田一次背320斤草粪的记录，因而在当地引起轰动——要知道，在当地就是最强壮的农民也只有2至3人可以达到这一水平呀！由此再次目睹到了他的风采和他对劳动的态度。
在整个劳动锻炼过程中，民主村党支部书记杨大忠给予周开达很高的评价，他多次说道：“老社员应该向新社员学习”。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农村基层的书记对川农学生的评价。一直到当年11月20号，下放劳动锻炼的同学才得以返回学校……
白日有光，夜晚无灯。
周开达在天全县山区劳动锻炼的那些艰苦日子里，他和当地农民一样，吃的是红苕苞谷，住的是茅房猪圈。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山区农民劳作的艰辛，目睹了那里农民生存的艰难。他看到当时那里的农民基本还处于刀耕火种，在山坡上广种薄收的情景；看到农民们脸朝黄土背朝天，终年辛劳还难以求得温饱，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曾对同学讲道：“这里是革命老区，这里的人民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可解放好几年了，他们生活却还这样艰难，看到真叫人难受呀！”
在和当地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生活”日子里，年轻的周开达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真挚的友谊。这种看似萍水相逢的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绝大多数人恐怕早就淡忘了，可意想不到的是，周开达和他们的这种友情竟延续了半个多世纪！
“周开达是个重情重义、关心他人胜过自己的好人！不论何时何地，他待人谦和，对待他人胜过自己。不说其他，他家的保姆全香，就是他50多年前下放到天全县农户家“阿哥”的后代，他们两家几十年如一日，像一家人那样亲。许多年来，周开达一家人都在资助全香的子女及其几个侄女读书，这是水稻所尽人皆知的事。他们结下这种朴实而真挚的情谊，真是令人敬仰！在当年下放山区锻炼的100多个师生中，他算是一个最讲情重义的典范，从这点上就可以看出他的人品和本色。”
老同学田彦华先生在回忆周开达的文章里如此说道。
